马克思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当时德国工人被资本家所剥削，工人们只能通过劳动去维持生命状态，被迫丧失了本应拥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2] 。在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自由被另外一些特殊群体所占有，“资本家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3] ，资本家压榨工人，通过工人的劳动不断满足自我的需要，使自己获取到更多的自由，但工人却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满足。这种现实状况使马克思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人的解放”这一现实问题上，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索，马克思自由观正是在“人的解放”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使人的发展不受到局限，可以自由的选择任何事物。

庄子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他在《人间世》中说道“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 [4] (p. 115)。在如此乱世之中，遇到一个年壮行独的君王，死者多到以国家作为计量单位。庄子想要寻求“人的解放”，但正是处在这种乱世中，庄子对于现实充满了消极、悲观的认识，人间世如此污浊，使得庄子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解脱，不得已在心灵中寻找逍遥。庄子逍遥观中所描述的这种人不依赖于外物，自由自在的无待状态，这正是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矛盾，其中隐含着庄子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逍遥的期盼，庄子逍遥观是其积极向上寻求“人的解放”的体现，具有解释世界的现实意义。

在现实社会中，马克思认为人本就拥有自由，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中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能进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2]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交往也越来越密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多样。在阶级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只有作为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时才是存在的。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导致人的异化，使绝大部分人被迫丧失了自由，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个人也保持不住这种自由。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其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普遍交往成为可能时，私有制就能被消灭，人的自由也会得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发展阶段就是他所构造的理想世界——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5] (p. 165)。当私有制、分工和阶级都被消灭的时候，人就能够返回到自由状态。马克思所构造的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断前进的，是由人民群众不断奋斗创造出来的。

庄子逍遥观中所构造的理想世界以全生为起点，庄子认为生死都是上天给予的，人应该遵循天道，尽力做到全生，不让生命受到意外伤害。全生正是庄子逍遥观的底线，对于世间万物无待的追寻正是建立在保全生命的基础之上的，人如果失去了生命一切就都会化为乌有。在此基础上经过心斋、坐忘，以求无己、无待，最后通达自然。从心斋开始，先是由身体的斋戒到心灵的斋戒，接着通过坐忘消除物我之间的差别，忘记世俗的自我，清除分别心，不桎于外物，最后达到与道融为一体的境界，一步一步达到自然。庄子运用寓言故事来诠释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他以泽雉自喻，将草泽里的野鸡和笼子里的家鸡进行比较，野鸡虽然要自己去找食，但却自由自在，不被束缚。被关在笼子里的家鸡虽然形神旺盛，但却没有野鸡自在。野鸡渴望在野草中生长，而不是在笼子里被人圈养。鸡在草泽里是无所待的，在笼子里是依赖外物的，是受人控制的。庄子向往着无所待的生活，不依赖于外物，自由自在的发展自己。

马克思自由观认为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知，马克思认为必然指的就是客观规律，人类必须要正确又理性的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对当时的现实社会进行有力反抗。正如黑格尔所说“必然只有在它没有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 [6] ，充分理解必然，实现人对必然的正确认识，只有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这种盲目的畏惧之心才会不断减弱，人类的主动性会不断增强，人才能通过实践正确使用客观规律，达到为我所用，运用这些规律以达自己的目的，从而逐渐实现从必然到自由的跨越。在由必然到自由的发展过程中，人起着决定性作用。自由是在继承前人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这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人要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发展而努力奋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他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5] (p. 155)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是人类不断活动的结果，是经过实践发展着的历史的产物。正是基于现实的人所做的现实的活动，人类对于必然才能进行更加正确的认识，从而实现自由。

由于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庄子虽心羡逍遥，但在外部的社会中却做不到无己无待，只能在内部的精神世界中追寻逍遥，在外部的乱世中只求生命的安顿。庄子逍遥观虽不涉及外在世界，没有对现实世界的革新进行探索，但积极发挥了人的主动性。庄子逍遥观正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抗，“庄子的逍遥有明显的主动向外、向上追求的取向，是在承认现实的‘既定境遇’不可改变的前提下由‘内在’(纯精神的)向‘超越’(与道为一)的追求” [7] 。庄子在精神世界中追求逍遥，彰显着独立个体意识，在现实世界中努力保存自己。庄子在《人间世》中提出“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4] (p. 136)的方法去保存自己，所谓“不入”，就是个人在现实世界中，能够做到表面随顺他人，但在内心中坚持自己；所谓“不出”，就是做到内心与他人和合，不要显扬自己高深的想法。庄子希望人在乱世之中，不要随波逐流，麻痹自己，而应该积极反抗，最起码保持个体清醒，这都是庄子积极发挥人主动性的体现。

马克思自由观的发展路径在现实世界中。马克思的自由不是幻想的自由，而是现实的自由，“自由不在幻想之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的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8] (p. 491)。幻想中的自由始终只是幻想，人只有在现实中基于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通过实践发挥主观能动性满足自身的需求才是现实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必须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自由观必须紧扣现实，也只有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出发才能实现全人类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侧重于对于现实的人的现实发展进行探索。马克思自由观落在现实世界，给与了人们方法论。

庄子逍遥观的发展路径在精神世界中。庄子的逍遥对于现实世界的探索较少，更多是对精神境界的发展。庄子的逍遥关注个体的生命体悟和自然境界，先求个体的无待，接着摒弃自我意识，上升到无己，追寻逍遥自然。“庄子之逍遥是游于尘世之外，无何有之乡，无极之野，是追求精神的超越,摆脱现实的精神束缚” [7] ，他侧重的是内心的逍遥体验。庄子的逍遥并不涉及对现实的改造，这种逍遥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境界。候外庐认为逍遥“是在自己的头脑里幻想出超越了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规律的限制，泯没了物我的对立，达到所谓‘无待’” [9] 。这只不过是一种存在于精神世界的理想，并不具有现实作用。庄子把对逍遥的追寻立足在道上，更多侧重于通过精神层面去发展，在道观、天人合一的境界上去把握逍遥，这是一种脱离现实，人类永远达不到的境界。按照庄子这个思维发展，人类更多去探索自然、探索宇宙，而忽视人类社会，这将会造成人类社会存在基础的崩塌，人始终是要落在现实中的，是现实中发展着的人。

虽两者都是实现自我的充分发展，但庄子所追求的逍遥只存在于精神世界，追寻精神的无待，并未涉及现实世界的革新，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理想，更多的只是向往这种境界，而马克思的自由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实现对现实的改造，是基于现实基础上的，通过人的努力是能实现从必然到自由的发展的。马克思根据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给与了人类实现自由的方法论原则，“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5] (p. 154)，人类要去追求自由，一定要从现实出发使用现实的手段。庄子逍遥观是人类追求向往的境界，而马克思自由观是人类实践的方法论。

马克思自由观希望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去理解并掌握自然规律，尽量缩小自然对人的限制，使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广，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提出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是求真的过程。这种自由是基于必然的自由，“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 [8] (p. 491)，只有正确认识了客观规律，人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由。当自然规律被人类所掌握，熟练运用起来的时候，必然的规律被人类所统治时，“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10] ，“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10] 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点，在实现人类自由发展的过程中，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要过度破坏自然环境。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是将必然的规律和人的主动性达到统一，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客观规律以满足人的需求。自由是人类根据对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并反作用于外部自然界。在这其中要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将自由仅仅停留在认识阶段，要进一步发展，理论总是为实践开辟道路的，将认识通过实践作用于社会，使客观规律服务于人类，达到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当人通过实践满足自己需要的程度越大，人就越自由。

庄子认为遵循自然的本性，达到无己无待的境界就是逍遥。《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4] (p. 17)无己就是精神从形体中突破出来，上升到与万物相通的境界，是真正的与道融为一体。庄子认为人之本性是自然的，是与天合一的，没有分别心。人应顺其自然，不以人为的是非之心损伤自己的本性。忘记世俗的自我，清除分别心，才能达到无己。庄子所追求的逍遥是真正无所待的逍遥。无待就是指像天籁一样，这是孔窍的自然状态，其声音各不相同，它是吸纳风去发声，天籁是无所待的。庄子所说的自然是顺其本真，本真就是自然而然地，这是上天赋予人的天然本性，对于事物来说也是如此，不去人为多加改变，顺其天然本性，发展事物的本然面貌。庄子逍遥观追求自然本真，向往自然的状态，主张以物观物，让人摒除人类的欲望，尽力从物的角度出发，去除人类的是非成见和欲望，保持物体最自然的状态。“按照逍遥的哲学,我们人类根本的精神不在于社会,而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无限的整体的宇宙之中” [11] 。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马克思自由观侧重于人化自然，而庄子逍遥观侧重于自在自然。

马克思认为对于知识的获取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只有当人们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越来越多，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程度才会越来越大，自由才会发展的更加广阔。他提出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 [8] (p. 492)自由总是和必然联系的，是相对的、发展中的自由，想要实现自由就必须最大限度的去认识必然。个人想要取得对必然的认识就取决于他所具有的物质条件，“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5] (p. 147)。人想要认识必然就必须积累大量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认识程度。但马克思认为人永远不可能认识所有的知识，客观规律是无穷无尽的，人类所把握到的必然终归是有限的，自由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自由，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的自由。“马克思……把自由的实现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正确基础上,并通过实践的力量来完成。” [12] 随着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正确认识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人类将这些规律应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不断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随着人类的认识程度越来越深入，人类所获得的自由就越来越大，将会逐渐实现从必然到自由的超越。这是一个无限接近绝对自由的过程。

庄子认为人过度去获取知识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多，对于逍遥的追寻就越会受到局限。庄子的逍遥主张从内心中突破自我的局限，求无己，保持自然本真，不受外物的干扰，不逐利不妄求不拘泥于物。庄子在《养生主》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 [4] (p. 100)，庄子认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无限的知识，是不可求的，这样会导致自己离逍遥越来越远。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多，离是非之心就越近，离逍遥就越远。庄子认为消除欲望、知识的干扰，恢复心灵的虚灵明觉，这样就不带有是非、欲望、成见，能够真正观照到事物的本然面貌。庄子提出通过心斋坐忘来追寻逍遥，忘仁义、忘是非、忘形体、最后达到忘我的境界，一步一步达到逍遥。庄子希望人能弃小知而归大道，达到与道同一的境界。

马克思自由观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发展。马克思的自由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是以人为主体而实现的自由，这点体现在他的实践观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5] (p. 9)马克思自由观是为了现实的人的发展，重视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人民要获得自由不能停留在精神层面的幻想上，重点是在现实中去实现，思想并不能代替实践去发挥作用，要实现人类的自由要靠人民自身去实践。马克思的自由“是现实历史实践的产物” [13] ，他以实践作为主客观之间沟通的桥梁，对于自由的追寻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的，通过人类实践的不断发展实现从必然到自由的跨越。马克思自由观是要在现实社会中建造属于人的文明。

庄子逍遥观是对于人的超越，人需要超越自身当下的局限性才能达到逍遥。庄子在《逍遥游》中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4] (p. 12)，朝菌的生命只有一天，没有经历过早晨和傍晚，晦朔只生存在夏天，没有经历过春天和秋天。自我的认知局限是无法避免的，这种狭隘的认知甚至是不自知的，因而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摒弃自己的小知，努力超越自身当下的局限。庄子逍遥观是对道的追寻，要真正达到与道同一的境界，《秋水》中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4] (p. 440)得道之人必定明达于理，明达于理的人必定会随机应变，随机应变的人就不会轻易让外物伤害自己。顺道而走，外界对其影响就变得极其甚微。“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4] (p. 432)，从道的角度来看，就会从成见之中脱离出来，真正达到无己无待的境界。庄子逍遥观是要超越人类自身的限制去追寻道，破除人之小知而归于大道。

现代自由观是在“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上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14] 。马克思自由观是马克思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得出的理论，它对人的发展做出了科学解释，是面向全世界的。但马克思自由观毕竟不是针对中国社会发展得出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脱离，在中国属于是外来思想。而庄子逍遥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将马克思自由观与庄子逍遥观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结合两者的思想，有益于缓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无根状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同时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不应该将传统文化视为过去的、腐朽的东西，而应其视为富有生命力的、内含丰富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不了现代问题，它是一种资源，需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庄子逍遥观需要与马克思自由观进行充分结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将马克思自由观与庄子逍遥观进行比较分析能够推进庄子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了庄子思想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使得庄子逍遥观与现代社会的需求更加契合，以便于更好的应用于现代社会，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盘活马克思主义‘嫁接’中国本土资源” [15] 的目的，最终促进现代自由观的发展。将马克思自由观与庄子逍遥观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可以发展现代自由观，同时也可以更为具象的把握并发展“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正是将中华民族传承千年日用而不觉的传统表达在新时代真正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同频共振” [16] 。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西方思想界“理性”神话破灭，非理性思潮勃兴，人变得逐渐物质化、非理性化和欲望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被物欲所掌控，人与社会的关系被单子化的“自我”即充满欲望的自我所把控，理性逐渐丧失，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把除我以外的其他人当作工具性的存在。随着西方思想广泛进入中国，西方思想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成为了国人处事的方法，导致自我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出现，主体不把他人当成活生生的人而当作工具，造成人本主义的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的关系，除我之外任何人都是客体，都是被当作工具的存在。理性工具的存在导致在社会中人的物化与异化，人不再是人，人成为了工具，社会的道德伦理开始逐渐丧失。这种现象导致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新的危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都被充满欲望的自我所控制，人对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产生了怀疑。人以自我为主体，和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自身“自性”的丧失，人失去了理想追求，终极信仰的失落，造成了信仰危机。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入侵有纠偏作用。庄子逍遥观中提出以物观物，让人摒除人类的欲望，尽力从物的角度出发，去除人类的是非成见和欲望，《秋水》中的游鱼之辩就形象表达了庄子这种主客一体的思想，这种思想打破了西方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缓解了人的物化，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工具性中超脱出来，同时保护了外在事物的发展。庄子逍遥观是一种超脱于物的境界，不让外物来干扰自己。以引庄子的庖丁解牛来阐释其物我合一的思想，庖丁解牛时目无全牛，用志专一，达到了无己的境界，因而在庖丁挥刀时，牛的筋络与缝隙清晰异常。正是因此，庖丁解牛的这种技术得以发展为解牛之道。道超越了世俗观念，让人不逐利不妄求不拘泥于物。庄子逍遥观与马克思自由观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为现代人类提供了远大理想，有效缓解了信仰危机。马克思自由观为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自性”的追寻提供了引导，马克思将自由的实现建立在现实的人不断发展得基础上，这本身就是对人自身本性特性的寻找，对人主体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所创造的共产主义社会强化了处于现代社会中人的理想信念，激发了人的活力。

中国的现代自由观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自由观，中国现代自由观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时把握住人的主动权。马克思自由观不断强化人的主观主动性，使得属人世界的范围越来越宽广。但由于现代科技为满足人的占有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空前占有，造成了生态失衡、自然短缺和环境污染。人类对于自然资源过度自由开发，有时没有遵循必然的客观规律，又或是无视了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过于高看人类自身，使得人类失去了自然根基，造成了生态危机。而庄子逍遥观中追求自然本真，主张顺其天然本性，发展事物的本然面貌，认为遵循自然而不知其所然才是最本真的状态。庄子求无己，以道观物，摒弃人之小知，认为物体保持它的本真就是最自然的状态，这点有效的缓解了当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

庄子所认为的平等是世间万物的平等，事物无高低贵贱，这是绝对平等，建立在庄子道通为一的基础上，庄子认为树木生长有道、河水流淌有道、人类吃饭学习也有道，道被世间万物所具有，万物有道，万物平等。庄子认为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不要用人力去多加扭曲《田子方》中说“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徳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4] (p. 547)就像水的涌动，无为而自然，至人的德不需要修饰而万物自然受其影响，不加修饰顺应万物的本真，就像天自然高，地自然厚，日月自然光明。尽力葆真，不以人为去破坏自然，这种观点促进了现代自由观中生态自然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创造物压迫着人类自身。现代科技本是为人类提供便利的，但却让人类受制于科技。降低人对工具的依赖性，合理使用工具是现代自由观的一个重要内容。瞿秋白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中说到“现代人想要文明生活，要防御气候的变更，要缩短空间的距离都用技术，体格反而不强健了” [17] 。过度依赖现代技术会很大程度导致人类自身发展不健全，甚至造成身体亚健康。

马克思自由观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产生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候，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当生产力处于高度发达时，人对工具的依赖性就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发展。庄子逍遥观促进了人类思维的发展，庄子开阔了人类的思想，他看到了“人们任何时候, 认识都不免的带有局限性、片面性这个事实” [18] 。人类永远都处于有所待的境地，就像井底之蛙一样，思维永远受限。但人对于逍遥的追寻并不会停止，正是出于对逍遥的追寻促使人们去反思自我认知的局限性，使人发觉自己对工具的依赖性，从而超脱出有所待的境地，不断发展自身。

现代自由观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区别于资本主义自由观，它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自由。庄子逍遥观希望达到个人自身的自由，以求整个社会发展，“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 [4] (p. 115)。马克思自由观建立在无产阶级基础上，主体是人，目的是为了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自由观，马克思自由观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主张通过实践不断满足人的需要，希望每个人都能摆脱异化状态回归到自由状态中，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国现代自由观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中国现代自由观一定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

通过将马克思自由观和庄子逍遥观进行比较，对两者的异同之处做出内在分析，将马克思自由观和庄子逍遥观有机结合。这将有益于我们构建兼顾精神追求和现实价值的现代自由观，以此进一步推动实践的发展，以便于更好地服务现实社会。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对很多方面的探求尚需进一步细致与丰满，希望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