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的。诚然，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被奉为唯物史观的真理，但人民这个整体又何尝不是在无数个体的参与下方能成“众”，进而创造历史的呢？一言以蔽之，人民创造的历史并不会否定人物个体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相反，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的背后都无一例外的会孕育出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这些人或对当时社会生活和世界格局有重大塑造作用，或给后世带来巨大影响。总之，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属于自己的历史人物。

但它也是偶然的。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 [2] (p. 669)不过，这种偶然性并非绝对地不可能存在，而是需要特定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经济因素。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说：“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以偶然性为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而这种偶然性的可能，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2] (p. 669)如此来看，历史人物这种偶然性出现的可能完全是建立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亦或者说，在这种经济必然性的作用下，即使他突然死去，历史也并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或许不久之后就会有另一个类似的人物来代替他，继续履行着历史和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第一，代表某个阶级利益。恩格斯认为，每一历史时期都有特定的阶级和阶级利益，这既是阶级之间存在矛盾对抗的原因，也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众所周知，奴隶社会有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封建社会有地主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又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阶级的地位和利益，都是由他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无法轻易更改的。就拿金钱和名望来说，工厂主和资本家可以毫不费力地享受着一切，养尊处优、优雅而不失庄重；但反观工人阶层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不得不为了温饱而辛苦劳作，甚至穷尽一生也难以跨越。

第二，杰出的历史人物往往扎根于现实、以实践为武器，毫不畏惧推翻那些已然过时的事物。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的目的绝非仅仅是解释世界，而是要切实地改变世界 [3] (p. 506)。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历史的发展同样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推动的，而这些实践活动不仅关乎个体的成长，更紧密关联着整个社会的进步与演变。正因为如此，那些能够为所处时代开创崭新篇章的人物，往往也是那些敢于从实践中汲取经验，勇于摒弃陈旧、过时观念，并能够在挑战中锻造出创新力量的先锋。

马克思逝世后不久，他的挚友和革命伙伴恩格斯在写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满怀敬意地感慨道：“如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现代运动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他的功劳。” [2] (p. 502)这一简洁的言辞充分表达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崇高敬仰，肯定了马克思作为一位时代的伟大先驱，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卓越贡献。

此外，恩格斯本人在英国的长期生活和深入观察，也培养了他优秀的社会调查能力和辩证思维。他认识到，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不仅是政治领袖，科学家和技术工人……每一个时代所需的历史人物的创造性劳动都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以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为例，这一划时代的技术革新彻底改变了纺织业、煤矿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的格局，甚至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超过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 [1] (p. 36)。

然而，恩格斯也深知，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并不足以确保变革的成功。即便社会条件已经具备，如果缺乏有远见的领导者或出现与时代背道而驰的人物，改革或革命仍可能失败，社会变革也可能因此被推迟。恩格斯曾在1893年《前进报》上严厉批评当时德国政府的军事法草案，指出：“俾斯麦长达二十七年的统治使德国受到了全世界的憎恨。吞并丹麦的北什列斯维希，不遵守以及最后用欺骗办法废除布拉格和约中有关丹麦人的条款……” [4] (p. 464)这些政策的强硬与不公，不仅损害了德国的国家利益，更使人民深陷灾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旧历史观最鲜明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真正地贴合现实。恩格斯说：“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现实的生产生活被看成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 [3] (p. 545)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逐渐脱离实际，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被忽视了。恩格斯深谙此理，因此在他提出的新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个别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而这些个别意志则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所造成的。” [2] (p. 592)在这个观念下，他承认每一个人在历史的演变中都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个别意志”，即自身的愿望或行为动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例如，“正义感”“功利心”“宗教信仰”或“道德情感”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个体的意志。在无数个体意志的相互作用下，历史由人民群众不断推动，向前发展。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将唯物主义划分为三种形态：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过，前两种形式存在明显的缺陷，被归为旧唯物主义。它们对人和物的观点较为片面，尤其在历史观上，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倾向。他解释说：“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它以人的行为动机来判断一切，从而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 [5] (p. 303)显然，仅凭简单的动机判断历史人物的品质，这种观点不仅草率且极端，同时也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度。相比之下，恩格斯更倾向于第三种辩证唯物主义形态，他指出“辩证法在审视事物及其观念的表现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内在联系、联结、运动、产生和消亡方面去考察的。” [6] (p. 398)这意味着，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动机，而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通过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生，以及他们的实践如何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和全面的历史观。

“宿命论”认为历史是一种必然性的发展过程，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命运这股神秘的力量所决定；因而宿命论者倾向于将历史人物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工具，片面强调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适应性”，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古希腊奴隶主贵族代表斯多葛派就是典型的宿命论倡导者，他们宣扬世界的一切都是由命运所决定。一个人在某个时间、地点的言行举止皆是上天早就注定好的，个人在其中只是扮演了执行者的作用，无法更改。但这一思想显然是违背唯物史观的。马恩新的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神秘的“命运”。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它的发展自有其规律；而历史人物的主动创造性也决定了他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认识和运用规律，造福人类。

首先，评价要客观，遵循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生命的两种生产方式，即“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和“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 [3] (p. 532)。这两种生产方式反映了两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强调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便会互相影响和制约。” [3] (p. 516)依托于人这一中介，历史融合了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这也决定了在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同理，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也应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事实出发，进行客观评价。

其次，要重视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塑造作用。“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6] (p. 401)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恩格斯十分关注人物所属的阶级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立场和作用。1859年，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 [2] (p. 174)这种方法论认为，历史人物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所在的阶级和阶级关系对其塑造作用巨大。例如，资产阶级商人代表的就是资产阶级利益，而资本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剥削工人阶级的过程。

此外，抓住历史人物的本质重点是看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辞。他在考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强调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1] (p. 438)换言之，衡量历史人物的价值，重心在于他们的实践行动与贡献，瞩目他们对国家、民族能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洞察主流趋势。至于那些“爱从事文学活动、爱发哲学议论、爱作无谓空谈的大人物”， [7] (p. 410)恩格斯本人是极为不满和贬低的，他认为这些所谓的“重要人物”，却并未真实地在行动上作出贡献，就像是跳梁小丑，不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任何积极的变化。至于识别他们的方式，也并不复杂，“只要把他们放到真正的革命基地上去待一瞬间，他们马上就会逃之夭夭。” [7] (p. 410)。

一方面，评价应当全面具体。真实的历史人物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所塑造，而非凭空诞生。因此，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要结合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能仅从个人行为出发。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人物往往受到“劳动和家庭发展阶段” [5] (p. 16)的制约，亦即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互动。无疑，经济因素，即直接的生活和生产 [5] (p. 15)，常对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要在联系中考察历史人物。任何个人的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与周围的人、物质条件以及历史发展进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是在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3] (p. 540)人与人的联系、人与物质的联系错综复杂，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历史的丰富多彩与发展轨迹。因此，评价历史人物还应从长远、全局和联系的视角进行审视。古人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从宏观联系的角度远观，才能看到整个山的轮廓与全貌。同样，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应从宏观背景出发，将他们的思想、行为、著作以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联系起来，避免割裂他们与时代、与他人、与历史发展的多重关联。

此外，对历史人物的认识还应辩证理性。历史人物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换言之，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举个例子，一个人在特定时期可能犯下错误，但随着外界因素的影响，他逐渐认识到问题并放弃了过去的错误观念，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因为他曾经的过失而全盘否定其一生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要审慎研究，就必须避免主观情感的介入，保持理性的眼光。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对历史人物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构想是必要的，缺乏这种理想似乎会削弱评价的趣味性，甚至无法给现实带来启发。然而，这种想法实际上违背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该从人物的实际行为和历史实践出发，而不是依据个人好恶或政治立场，更不能凭空臆测或带有个人情感色彩地进行判断。毕竟，我们不能总是以当代的视角和标准去苛刻地评判历史人物，这样不仅失之公允，也有失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