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出生时，雅典已逐渐褪去黄金时期的光环。撰写《理想国》时期的雅典社会已经逐渐道德败坏，战乱频发，柏拉图将自己对理想美德的追求尽数书写在《理想国》中，渴望在写作中追逐其理想的城邦王国，他在该书中极尽辞藻的描述美德的重要性。柏拉图十分赞扬古希腊传统道德观，认为它们是“真诚而高尚”“公正而谦卑”的，他在《克里底亚篇》中认为一昧的追求财富和荣誉，会使自身美德消散的更快。珠宝、黄金都只是世俗的累赘，美德凌驾于一切世俗事物之上，而这些保有神性的希腊人，正是将美德作为自身最宝贵的财富来守护。

而后，他在《克里底亚篇》中接着对美德破裂的城邦公民进行批判，他进一步指出公民身上的“人性”将“神性”压倒，展现出世俗凡人的一面，他们的思想变得愚蠢，目光变得短浅，他们“逐渐失去天赋中最珍贵的东西”，柏拉图批判这种道德败坏、奢靡享乐的作风，他批判这些“看不清真正幸福的人”，认为他们已经沉溺于仗势欺人的迷梦中，觉得这种虚幻的幸福是真实的，为此他们抛弃了道德。

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对古希腊城邦的道德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柏拉图认为，古希腊城邦的居民过于追求物质利益，导致道德沦丧。他们过于关注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城邦的整体利益。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使得城邦中的公正、正义和道德观念被削弱。同时，古希腊城邦的居民过于沉迷于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而忽视了精神世界的充实和提升。这种缺乏精神追求的生活状态，使得城邦中的居民难以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在这种情况下，古希腊城邦的权力机构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政治家们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不惜牺牲城邦的整体利益。他们滥用权力，欺压百姓，导致城邦中的公正和正义被践踏。

针对这些问题，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使人们能够超越物质利益的追求，关注城邦的整体利益。同时，他也提倡通过政治改革来消除权力腐败现象，实现城邦的公正和正义 [1] 。

希腊人道德水平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普遍下降。伯罗奔尼撒战争将雅典长期积累的财富和声望消解一空，也对雅典城邦引以为傲的政治体系产生了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战争几乎将希腊的传统宗教和道德束缚彻底瓦解，严重破坏了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德性。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战争被视为一种对美德的严重威胁和破坏。柏拉图认为，战争是人性中恶的表现，它使人们陷入恐惧、贪婪和仇恨之中，从而破坏了人们内心的平静和和谐。柏拉图强调，一个理想的城邦应该是由智慧、勇气和节制这三种美德所支配的。然而，战争却常常导致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使人们的注意力从美德转向暴力和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追求智慧和真理，而是沉迷于权力和物质利益，导致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的和谐与秩序被严重破坏。其次，战争对个人的美德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柏拉图认为，战争使人们陷入恐惧和贪婪之中，使他们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和宁静。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很难保持理智和节制，也很难做出明智的决策。此外，战争还可能导致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扭曲，使他们变得残忍、无情和自私。战争所带来的瘟疫也迅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瘟疫的爆发使得每个人的生命终结变得迅猛和无措，正因如此，财富、法律甚至对神明的信仰的看法被彻底改变，享乐主义和个人主页盛行，人们开始在这种旦夕即死的氛围中追求极度的自我欢愉，雅典社会空前乱纪。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绘战争引发的瘟疫，称瘟疫下没有人愿意遵循荣誉的规则，因为死亡会终结这种荣誉。因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通过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城邦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智慧和真理的传播，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内心的和谐，从而实现社会的和平与繁荣。

柏拉图认为理念的世界是恒久的、不变的存在，而人类所能够感受到的一切事物，都只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投影，感官所触碰的也是理念世界中投射出的现象，人们生活在现象的世界中，因时空波动，现象也会产生不同的反映。由此为基点，柏拉图提出学习就是回忆的观点，学习是帮助灵魂重新温习过去的见闻，即先验论的观点。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还未与身体结合时，就已经知道了理念世界的一切知识 [2] 。他承认灵魂的存在并极力描述灵魂的记忆是真实的，这是基于唯心主义的观点。他提出，灵魂附着身体之后，由于身体的干扰，它不再对过去所感知的一切保持记忆，而是忘记一切。而当灵魂熟悉身体后，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和生活的实际考验，灵魂才会回忆起曾经见过的知识和理念。他将一切的知识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本领，而非后天习得。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所具有的“德性”是非常重要的，上天赋予每个人不同的德性基础，这种不同的德性是人性格迥异的基础，也决定了每个人的道德和能力，不同道德素养的人能够胜任的不同职位。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 [3] 。可见，唯理论的天赋观念是柏拉图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进一步提出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来寻求真正的自我和真理，从而摆脱物质世界对人的灵魂的束缚，从而到达智慧和真理的彼岸。

初级教育主要是为国家筛选和培养忠诚的守卫者。初级教育包括音乐教育、诗歌教育和体育教育。柏拉图认为，既要用高洁优雅的音乐陶冶情操，涤荡心灵，也要关注体魄的强健。如果一个儿童从小接受良好的体育教育和音乐教育，那么美好的德性将扎根于他的心灵，从而成长为温和守序，恭谦有理的年轻人。柏拉图认为，未来的守卫者绝不应该知晓神明相争的事情，这对于他们的成长是不利的。他们从这些故事中无法学到忠诚勇敢，反而会被勾心斗角迷惑双眼。他认为以诗歌为主的文艺作品叙述的故事内容对将来的护卫者的心灵塑造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儿童读本”类似作用的故事，必须要经过严格审查，尤其是对于损害公民团结和神明信仰的故事。柏拉图希望通过心灵和身体两方面的教育，把优秀的年轻人培养成护卫者 [4] 。

高级阶段的道德教育主要是完善护卫者的德性，将他们的德性与城邦国家的公正紧紧团结在一起，为城邦选择合适的管理者，而这种更高级的德育主要是哲学教育。同初级教育受众群体的低门槛来说，高级阶段的哲学教育则对其受教者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即对德性的要求。在高级教育中，柏拉图还试图探讨了“善”的概念，他认为是“善”给予了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权利，善的理念给予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他用“善”代替了正义，并宣称这种理念的范围是大于正义的范围。在高级阶段，被选中的受教者要进行算术、几何和辨证法的系统学习。柏拉图认为，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适合作为城邦的统治者，他们道德高尚，诚实果敢，品性坚毅，追求真理，对于哲学教育接受良好，是城邦最完善的护卫者。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曾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观点，认为完美的美德就是完备的知识。他们将知识视为理性的化身，高度肯定了知识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柏拉图十分认可苏格拉底的观点，并将“美德即知识”的理念编入《理想国》的撰写中，为道德的终极目标画上明确的指向，认为“善”是人们思维认识上的终极目标，更是伦理上的最高追求。柏拉图强调道德教育必须要基础，而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保障和前提，如果没有知识教育而直接在世俗习惯上开展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就如同纸上谈兵。更高的美德建立在更高的知识水平上，知识储备会影响人的道德水平，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拥有最为崇高的道德。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柏拉图强调知识和美德密不可分的关系，却并未将它们画上等号，知识只是获取美德的条件，但具有知识不等于获得美德，部分知识的获取反而要依赖勤奋节制等高尚道德。

此外，柏拉图还提出了依据个人兴趣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教育需要从小抓起的原则。这两个道德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维护国家运转而提出的。他将人巧妙地通过不同的天赋进行分类，将人的灵魂分为金银铜铁不同等级，认为有智慧者胜统治者，有勇者担守护者，无才者为庸民，是被统治者，极力论述“哲学王”才应是国家最高权力者。对于公民的道德教育要从小抓起这一方面，他认为应当从小用高雅的故事和音乐塑造人的品格和灵魂，让其不必沉迷于世俗的纷扰中，宣扬勇者的形象，培养他们勇敢的美德。而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再逐渐接触数理方面的知识，为提升道德做进一步的准备。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德育原则主要关注个体灵魂的和谐与正义，以及全体公民的幸福与城邦的和谐。他认为，通过道德教育可以塑造人的灵魂，使其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协调一致。柏拉图认为，道德教育不仅仅是个体的事情，它也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他主张通过道德教育来塑造全体公民的道德品质，从而实现城邦的和谐与繁荣。

柏拉图对于提出道德教育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统治的需要，而非出于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提升自我的方向，因此其德育思想中体现着其功利性的一面。他将哲学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教育方式，认为哲学教育包罗万象，是概念世界的注解，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当将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相统一，而能让他们相统一的路径就是哲学，因此哲学教育是必须且必要的，统治者需要接受必要的哲学教育，达到全知全德。柏拉图评价雅典城邦的公民大会是混乱的，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却没有精于思辨，而是来自社会各个行业，他们所擅长是世俗世界的技术而非精神概念世界的思考，因此他不认可未接受哲学教育的统治者所下发的政策。他认为只有“哲学王”才是理想统治者的化身。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他承认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更关注教育本身对人的提升。其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对人与物的价值进行了区分，人的价值依托社会实现，人的本质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合，哲学教育只是人实现价值的一种途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帮助人抵达自由王国，并非为了单纯培养“哲学王”。道德教育是走向文明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个体全面发展，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教育本身为全人类共有，而非私有。

此外，马克思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认为人应当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才能，而不是被强制性地塑造成某种特定的模式。相比之下，柏拉图的德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对于个体灵魂的塑造和约束，虽然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体的和谐与正义，但也可能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这包括了在各个方面的能力、素质和精神状态的全面提升。而柏拉图的德育思想虽然也涉及到了多个领域，如音乐、体育、哲学等，但其重点仍然在于培养个体的道德品质。马克思强调了社会实践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成长的。而柏拉图的德育思想则更多地关注了教育的作用，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此外，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是与社会的进步密不可分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因此，在借鉴柏拉图的德育思想时，我们需要将其与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断调整和完善德育策略和方法，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