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最初由英国杰出心理学家鲍尔比(Bowlby)在1969年提出，他创新性地引入了“依恋”这一概念，并剖析了婴儿与其主要照顾者之间那种积极的、特殊的联系( 国焕，2018 )，鲍尔比提出婴儿在这一过程中会逐步构建出一种人际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式”，这种模式根植于早期经历中的关爱与信任体验，进而在个体的成长道路上扮演核心角色，塑造着其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深远影响着个体的终身发展轨迹。Ainsworth在1978年基于鲍尔比的理论，进一步细化了依恋的分类体系，为理解和研究依恋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工具( 康恒源，2019 )。

在少年儿童的发展过程中，亲子依恋关系对少年儿童心理发展有重大影响。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还与抑郁症状联系紧密( 赵凤青等，2022 )。有研究表明，个体早期所体验的依恋关系质量，是其日后心理健康与人格塑造的重要预测因素( Ainsworth & Bowlby, 1991 )。抑郁症状的出现，往往与早期形成的不安全依恋模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揭示了依恋关系在心理健康维护中的关键作用( Spruit et al., 2020 )，因此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营造安全型的家庭环境( 袁港轩等，2023 )。通过研究并改善亲子依恋关系，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抑郁的发生，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有助于预防青少年抑郁，这对于家庭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一个家庭中，如果青少年心理健康，没有抑郁等问题，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会更加融洽( 胡义秋等，2023 )。父母能够更好地享受亲子关系带来的幸福和满足感，家庭氛围也会更加温馨。

亲子之间有着积极的依恋关系时，家庭中的沟通渠道畅通，父母能够及时了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并给予满足，同时青少年也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这有助于提升整个家庭的凝聚力和幸福感。相反，如果青少年出现抑郁问题，家庭往往会陷入紧张和焦虑之中。父母可能会因为担心孩子的状况而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家庭关系也可能因为孩子的病情而变得紧张和压抑。处理青少年抑郁问题需要家庭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对家庭的经济和资源也是一种考验。

健康的亲子依恋关系下成长的青少年，往往具有较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交能力，在学校中能够更好地适应学习和社交环境( 肖遥，2020 )。他们更有可能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与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和学校的整体教育质量。而抑郁的青少年可能在学校表现出学习困难、旷课、与同学关系紧张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学校的教学秩序和学习氛围产生负面影响。了解亲子依恋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识别那些可能存在心理健康风险的学生，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如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改善亲子关系，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有助于培养健康、积极向上的青少年，他们将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此外，一个社会中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高、家庭关系和谐，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质量。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抑郁症可能是一种进化机制支配的行为反应。由进化机制支配的依恋和社会地位行为可能是某些严重抑郁症的基础，尤其是与长期压力相关的抑郁症。虽然抑郁症有不同的性质，但某些核心症状是为了调节行为、情绪以及传达对威胁的敏感性而进化形成的，如行为退缩、低自尊、快感丧失等( 刘歌，赵山明，2010 )。

不同的人格特质可能使个体对抑郁症具有不同的易感性。例如，神经质人格特质较高的人更容易体验到负面情绪，情绪稳定性较差，往往更容易陷入抑郁状态。研究表明，人格与多种精神疾病相关，而抑郁症与其他精神疾病多存在共病现象( 李彧等，2019 )。

贝克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抑郁症的认知理论，其中的“认知”指认识活动或认识过程，包括信念、思维和想象。首先是“抑郁认知三联征”，它描述了抑郁症患者常见的三种负面思维模式：关于自我、世界以及未来的消极看法。其次是“认知歪曲”，指的是患者在处理信息时出现的逻辑错误或不合理思维。“自动性思维”是指那些快速、无意识地浮现于脑海中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基于过去的经验，并可能影响当前的情绪和行为。最后，“潜在的抑郁性认知图式”则是指个体内心深处长期形成的、与抑郁情绪相关的认知结构或模式( Beck, 1976 )。

抑郁的归因模型，是另一个强调认知加工在抑郁中作用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对于生活中重要事件的归因方式，对抑郁的产生、严重程度以及持续时间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那些持有消极归因风格的人，他们更倾向于关注消极事件，并将这些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持久且普遍存在的因素，这种归因方式容易导致绝望感，进而引发动机减退、认知扭曲以及情绪低落等抑郁症状。此外，塞利格曼提出的习得性无助理论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当个体经历一系列无法控制的挫折后，会逐渐形成一种无助感，感觉自己无法掌控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这种无助感的累积，最终可能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因此，根据这一理论，抑郁的根源部分在于个体对挫折事件的应对方式和归因风格( 张骏，杨彦春，2007 )。

抑郁症状一般在儿童期或青少年早期出现，是学龄期儿童最常见、危害严重的心理情绪问题( 刘小燕等，2019 )。抑郁被定义为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存在的消极思维感受，这一现象在我国儿童群体中尤为显著，其流行率已超过10% ( 沈彦等，2021 )。若未能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抑郁将深刻影响儿童的学习与生活，乃至延续至青少年及成年阶段，对其心理社会功能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 Copeland et al., 2021 ; 姚文玉等，2021 )。抑郁不仅伤害孩子的幼小心灵，更糟糕的是常引起附带的行为问题，如尿床、多动、脾气坏、逃学、学习成绩差、犯罪以及其它身心问题，严重影响儿童的成长( 兰晓雁，2005 )

抑郁症通常展现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种表现形式。前者可能会表现出情绪失控，如乱发脾气、歇斯底里、烦躁不安，甚至带有攻击性行为；而后者则倾向于表现出沉默寡言、反应迟钝、情绪低落、兴趣缺失以及自我封闭等症状( 刘律廷，2015 )。研究认为，儿童抑郁障碍患者发病更隐匿，与低落情绪相比，“易怒–敌对”模式更加常见( Evans & Fite, 2018 )。儿童抑郁症状是影响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不可忽视的问题，而且近年来发生率呈逐步增长趋势，对儿童自身、家庭和社会危害巨大( 刘小燕等，2019 )。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物生态学模型强调个体与其最直接生活环境中的人和物的相互作用( 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 ; Mercon-Vargas et al., 2020 )，是个体成长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在这一框架下，家庭就成为儿童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因素。家庭系统内，父母与儿童的互动对儿童的整体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随着儿童出生并逐渐成长，他们与父母之间通过频繁的互动建立起一种深刻且持久的情感纽带，这被称为亲子依恋( 徐健捷等，2023 )。

亲子依恋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根据经典依恋理论，这种与父母之间的依恋模式塑造了儿童内心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认知框架：在安全稳固的依恋关系中，儿童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同时相信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反之，若缺乏这种安全稳定的依恋，儿童可能会形成消极的内部认知模式，对自我和他人产生负面评价，导致抑郁等相关症状( Ainsworth & Bowlby, 1991 )。进而引发一系列消极的情感体验、认知偏差和行为模式，这些最终可能成为抑郁症状的前兆或表现。高质量的亲子依恋关系有助于儿童形成积极的情感发展模式，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良的亲子依恋可能导致儿童在情感上缺乏安全感，影响其情感表达和调控能力。

大量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较低的亲子依恋水平是儿童抑郁症状出现和加剧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Spruit et al., 2020 )。依恋理论深入探讨了儿童与不同抚养者之间(特别是父母)可能形成的多重依恋关系，这些依恋关系各具特点但又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儿童的心理与社会发展轨迹。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对儿童抑郁症状均有积极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中父亲理解型教养方式对子女的抑郁有较强的预测作用( 王极盛，丁新华，2003 )。在传统家庭角色分工的观念下，母亲往往被视为儿童抚养与照护的主要承担者，而父亲则更多地在社会经济层面发挥作用，相对较少直接参与儿童的日常教养活动，这导致了父子依恋水平相较于母子依恋而言普遍较低( 侯芬等，2018 )。实证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显示儿童在与母亲的互动中展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和更强烈的积极情绪，而母亲也倾向于在亲子互动中投入更多，采用更多积极的教养策略，母子依恋水平高于父子依恋水平( 徐健捷等，2023 )。

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日常生活中要面对家庭、学业以及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压力，抑郁的易感性增强。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的数据，我国青少年中抑郁的检出比例达到了14.8%，其中重度抑郁的比例为4.0%。有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对其父母的安全依恋更少( Armsden et al., 1990 )。

青少年抑郁常伴有严重的社会心理损害和并发症状，如焦虑、孤独、低自尊和绝望等。青少年抑郁与吸烟、药物滥用、攻击、逃学、违法、自伤和自杀行为等行为有关( 刘丹，2006 )。青少年抑郁可能引发的自我伤害和自杀行为难以完全预防，但通过早期识别并及时干预其症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类行为的发生( 吕鑫等，2024 )。

青少年在13~15岁的初中生时期，正处于从儿童期转向青少年时期，身心都经历着重大改变，学业上的压力骤增，需要应对更加复杂和深入的学习内容，同时身体上的变化也会给他们困扰。此外，这一阶段的青少年也开始面临成长过程中的挫折感，如自我认同的探索、社交关系的建立与维护等( 邱燕，2022 )。

近十年来，初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中，抑郁为24% ( 张亚利，靳娟娟，俞国良，2022 )。这一阶段学生们普遍步入了青春期，这是一个身心迅速发展的阶段，充满了诸多变化。在这个阶段，他们渴望减少对成人的依赖，追求更多的独立与自主。然而，他们处理各种现实问题的能力尚不成熟，同时又不愿意向父母和老师寻求帮助。因此，经常面临内心的矛盾和现实中的挫败，使得他们感到更加无助和孤独。在心理上，他们可能会经历一段暂时的混乱期，难以接纳自己，也无法有效地应对外界的压力，从而可能引发抑郁症状的出现。

高中生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急速变化使他们较容易陷入抑郁状态。抑郁不仅会对高中生的学业成绩和学校生活各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在他们成年后引发成瘾、焦虑等严重的心理问题，从而对个体的身心发展造成长期且持续的消极影响( 刘鑫，2023 )。

高中生亲子依恋水平整体中等略偏下，但仍表现为信任与沟通多于疏远( 康恒源，2019 )。高中生自我意识增强，与父母交流趋向内隐，导致亲子依恋水平略有下降。性别上，亲子依恋无显著差异，男女均受家庭重视。年级上，高一年级亲子依恋水平高于高二、高三年级( 徐航航，2022 )，因高一新生对高中生活充满好奇，愿与父母分享趣事，且父母投入更多关注；而高二、高三年级学生家长更关注学习，亲子日常沟通减少，关系疏远。非离异家庭学生的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均高于离异家庭学生，女生的母亲依恋优于男生，非独生子女的母亲依恋优于独生子女( 王悦，2024 )。

大学是抑郁的高发阶段。大学生的抑郁易感性可能与其遗传、环境因素有关，特别是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陈乐程，2022 )。在这一关键的人生过渡时期，大学生正努力确立自我同一性，但这一过程可能会延迟，甚至引发角色混乱，从而让他们内心感到困惑和不安，情绪低落。此外，大学生在离开父母后，需要独立应对学业压力、自我管理挑战，以及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同时他们还渴望情感发展。尤其是就业压力和对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从而导致抑郁的发生( Peng Zou et al., 2018 )。

鲁小华等(2006) 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RC)对大学生群体的依恋类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安全型所占比例为28.1%~61.5%，倾注型为21.3%~25.1%，冷漠型为11.9%~25.6%，恐惧型为5.2%~27.0%。 周婵等人(2007) 的研究指出，消极的依恋关系模型会导致个体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加深压力困扰，产生更多负面情绪和抑郁情绪。依恋关系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早期形成的依恋模式会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模板和情绪状态。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会降低个体的情绪管理技能和社交能力，强化消极的人际交往模板，从而最终产生抑郁( 顾思梦，杜文东，2014 )。

此外，研究还发现，与父母建立良好依恋关系的青少年在心理健康方面表现更好。这些青少年在遇到问题时更愿意与父母交流，而父母也会给予他们支持，有助于防止情绪进一步恶化。亲子依恋中的情感温暖有助于青少年保持情绪稳定，体验更多积极情绪，进而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降低患抑郁的风险( 欧阳爱辉，刘旋，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