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家通过统一规划、集中安置等方式大规模安置拆迁群体，在城市与农村交界的地区产生了大量统一拆迁安置社区 [1] 。拆迁大多以家庭为单位，许多老年人随家庭离开原住地进行迁移，晚年生活受到影响。加之拆迁安置社区是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一个中间状态，在这种中间状态下，社区中的居民需要经历身份转变、生活方式转变的适应期，尤其是老年群体，由于传统人际关系改变、物质生活条件重配、居住空间变化等因素，老年人拆迁后的积极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和健康中国的战略部署，故针对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积极老龄化问题的探讨刻不容缓 [2] 。同时，社会参与作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旨在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改善其生存环境，实现老年人与社会的双赢 [3] 。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相较于一般城市老年人或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稳定性更低，社会参与领域具有较大的不同。因此，本文通过调查掌握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现状、测量其积极老龄化程度，以探究社会参与对其积极老龄化的影响，分析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其积极老龄化的影响机制，对帮助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更好地实现积极老龄化、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1982年第一次世界老龄大会上，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群的重要意义被首次正式提出，并在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积极老龄化”议题中，社会参与和健康、安全一起作为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核心战略手段之一而被再次强调 [4] [5] 。随后，2002年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的联合国《政治宣言》中进一步阐述了“积极老龄化”和“社会参与”的内涵，即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公益等各个方面的活动，以此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该宣言还要求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力求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愿景和能力来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参与机会 [6] 。社会参与对老年健康影响显著，老年人参与的社会活动越丰富，其精神健康状况就越好，社会参与对于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同等程度的社会参与对于城市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 [7] ，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作为农村与城市特性兼具的“外来”特殊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文化融合，在社会参与上的积极性更加式微，更有可能产生相应的心理问题或适应性问题，更加需要受到关注。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能有效减少心理消极感觉产生的几率，邻里间互帮互助、公益活动和继续就业均大大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为社会积极老龄化作出贡献 [8] 。同时，老年人的网络参与能够使其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参与和保护，并帮助积极老龄化的促成 [9] 。在积极老龄化政策制定与完善的过程中，唯有重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才有可能有效缓解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危机 [10] 。

被测对象的选定采用多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从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出南京、无锡、南通、盐城四市；第二阶段，从各市中分别抽取3个拆迁安置社区，共计12个社区作为调查地点；第三阶段，以抽出的调查地点为样本点进行偶遇抽样，样本点抽样信息如 表1 所示。考虑到调查对象因自身特性普遍存在文化程度较低、认知能力较差的现象，且居住较为集中，所以研究通过访员入户进行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整个调研过程为期40日，共收集问卷360份，其中57份无效，有效回收率为84.2%。

被测对象中，男性114人，女性189人；三大保险(社会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持有者279人，缺少一项或一项以上者24人；拆迁时间多为7~10年左右(35.0%)与4~6年左右(33.7%)；居住安排多为夫妻单独同居(60.4%)及与子女同住(14.9%)；文化程度多为小学及以下(73.9%)与初中毕业(24.4%)；婚姻状况多为初婚有配偶(75.9%)；经济来源多为前期储蓄(50.8%)与亲友资助(37.0%)；月均可支配收入多为2000元以下(54.4%)。

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测量借助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对应的社交活动板块题项得以实现，该调查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测量已经得到了大规模的使用与检验，可信度较高，故本研究使用CHARLS调查所涉及的相关题项，编制社会参与评估量表并应用于被测对象社会参与的测量。具体操作为在结合研究目的与被测对象的特征的前提下，对量表内的12个指标进行表述上的优化，通过询问被测对象在过去一个月内对12项指标(社会活动)的涉入情况来计算其社会参与程度。所涉指标涵盖“政治学习”、“公开事务”、“经济活动”、“志愿活动”、“助人行为”、“亲朋交往”、“娱乐活动”、“社区活动”、“康健活动”、“社团活动”、“继续教育”和“互联网使用”12个老年人日常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各指标均采用2点计分，即“1 = 参与”、“0 = 不参与”，12个指标的应答总和即为社会参与的总分，得分区间为0~12分，分数越高则表明社会参与程度越高。经检验，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整体内部一致性为0.79，信度良好。

积极老龄化指数的测量通过张建阁等学者 [11] 修订的中文版积极老龄量表进行，综合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该量表的操作性定义较为全面，且此量表已被应用于不同性质老年人群的调研研究之中，累积受众不断增加，可见其能够适用于对本研究中的被测对象，即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积极老龄化状况的测评。中文版积极老龄量表涵盖“自理能力”、“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建立经济保障”、“开发心灵智慧”、“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奉献社会”、“传承孝道以身作则”7个维度，共36个题项。各题项皆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法(1 = 完全不符，2 = 有点符合，3 = 符合，4 = 完全符合)进行计分，得分区间为36~144分，分数越高则表示被测对象积极老龄化的程度越高。根据量表说明，得分为36~72分处于中等偏下、73~109分处于中等、110~144分处于中等偏上。经检验，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积极老龄的整体内部一致性为0.93，信度较好。

回收数据通过SPSS 23.0统计程序进行处理，使用⍺ = 0.05的显著性水准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可信度。采用相关关系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来获取社会参与和积极老龄化的相关性与预测性。

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社会参与和积极老龄化程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表2 )表明，积极老龄化与社会参与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根据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多重回归分析以验证社会参与对积极老龄化的影响。 表3 结果显示，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β = 0.42, p < 0.001)对其积极老龄化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倾向，即被测对象在拆迁安置之后所投入社会性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其积极老龄化程度亦能有所提升。

同时，分别对积极老龄化内部的七个维度是否受到社会参与的影响展开观察后可得( 图1 )，自理能力(β = 0.38, p < 0.001)、积极学习(β = 0.38, p < 0.001)、经济保障(β = 0.31, p < 0.001)、开发心灵(β = 0.38, p < 0.001)、健康生活(β = 0.29, p < 0.001)、奉献社会(β = 0.32, p < 0.001)、传承孝道(β = 0.23, p < 0.001)维度皆能受到社会参与的显著正向影响，这也说明社会参与确是影响积极老龄化的关键因素，继而可以得出“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的积极老龄化更易受其社会参与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

结合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所导出的结果，可以发现社会参与正向预测被测对象的积极老龄化，具体而言，较高的社会参与程度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的自理能力更优异，建立经济保障的意愿、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的意愿、积极奉献社会的意愿更强，开发心灵智慧、保持健康生活、传承孝道以身作则的行为表现更突出。

从社会参与总体情况来看，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中存在明显社会参与行为的有248人，占比81.8%。这与CHARLS 2011~2018年4次追踪数据所得的研究结果相差甚多 [12] ，主要原因可以推导为本研究主要是调查地点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地区，且83.5%的被测对象被拆迁安置已超过3年，地区融入程度已然有所提升。社会参与程度的应答方面，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平均指数为2.35分(Max = 12)，且在12个指标的选择上有58.7%的老年人小于等于2项，说明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的个体社会参与程度低，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类似 [13] 。社会参与类型的应答方面，参与人数超过50%的指标仅有邻里交往和公共事务两项；超过20%的指标则另外涉入娱乐活动和康养活动两项，由此可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类型较为单一，且娱乐性活动偏多。值得注意的是，造成此类应答结果的部分原因为调查周期横跨春节，大多数老年人更倾向于走访亲友所致。

本研究中，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处于中等水平(72.89)，低于已有研究中社区老年人、养老院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 [14] ；高于已有研究中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 [15] 。这可能与被测老年人位于农村和城市的过渡地带——拆迁安置社区有关，这也表明积极老龄化程度会受到老年人居住地点的影响 [16] 。其中，各维度得分排在前两位的是传承孝道以身作则和开发心灵智慧，排在后两位的是积极奉献社会、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这与先行研究的观点相似 [17]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参与对积极老龄化、自理能力、开发心灵智慧、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奉献社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效果最大，所以想要提高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需要提高其社会参与。

据上述分析结果，社会参与对积极老龄化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社会参与能够有效提升积极老龄化。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老年人能够有效缓解孤独感和空虚感，提升自尊心和自我认同，降低消极感觉出现的概率，同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公益活动、继续就业等都极大满足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有利于积极老龄化社会的发展 [18] 。此外，在积极老龄化的各维度中，社会参与能够正向影响老年人的自理能力，社会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普遍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自主意识清晰，独立性较好，因此其自理能力也较佳；社会参与同样也能够促使老年群体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社会参与活动中包括诸多的社区活动、互联网活动等，进行同样社会参与的老年人，其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的行为也越多；社会参与也能及时促使老年群体建立经济保障，社会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有较强的经济管理意识，部分老年人会进行炒股、理财等经济活动，所以能够为自己建立经济保障；社会参与也能促使老年群体开发自身心灵智慧，社会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常常以积极的心态看待事物，尽量不依赖任何事情，坚定自己的信念；社会参与还能影响老年人选择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引导老年群体积极奉献社会、传承孝道以身作则。

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不应仅局限于串门、打牌、公园散步等休闲娱乐活动，而应尽可能多地开展经济活动、志愿活动和社团活动等。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活动室、老年活动室等活动场所，拓宽其活动范围。社区组织可以为老人创造更多的集体活动机会，定期举办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鼓励老年人参与到社区活动的全过程中，积极扮演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等多种角色，促进社区老年居民参与到民主治理中来。社区工作人员或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发挥其引导者的作用，积极利用社区提供的活动场地及各种资源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针对老年群体不同的需要与兴趣组织开设各种小组，如社交娱乐小组、动机激励小组、支持性小组等。调动老年人自身能动性，使老年人能够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社会参与类型并学会在社会参与中重新认识和接纳自己，同时帮助老人克服孤独感，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提高其积极老龄化程度。

提高拆迁安置社区中的老年群体在积极奉献社会维度上的参与度能够为积极老龄化提供有效助力。老年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应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来维持生命活力，缩短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差距，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为熟悉和便捷的社会活动。社区要积极向老年人宣传志愿服务的价值，使老年人正确认识志愿服务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并鼓励老年人组成互助小组，发展老年人助人自助的能力。同时，加强对老人的心理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老年观，正确面对年龄的增长和体能的下降，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从而促进其晚年健康生活方式的构建。通过老年志愿者培训、志愿者队伍建设等方式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并定期举办共享总结会等形式，鼓励老年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交流感受，共享服务经验，不断实现志愿服务的系统化、规范化。

社区是老年人活动的中心平台，老年人社会参与主要以社区为核心，良好完善的社区设施是促进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因素，而部分拆迁安置社区房屋老旧，基础设施不完善，社区内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较低。因此，改造拆迁安置社区势在必行。在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上，社区工作人员应当扮演资源链接者的角色，通过政府购买等途径取得各项服务项目资源，协助社区获取足够的经费来建设相关活动设施与活动场地。对于有老年活动中心的社区，应当充分利用其资源，为老年人社会参与创造条件，定期维护老年活动中心的各项设施，及时更新和丰富老年活动室的布置，防止老年活动室沦落为空房或茶水间。同时，也要做好资金有效使用的控制与监督工作，使老年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社会福利和社区支持。在政府资源之外，还应该积极引导第三方资源加入社区建设中，动员民间力量，挖掘民间资源，积极引入各种社会组织和福利机构的资本，实现公办和民办之间的良性竞争。

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参与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而形成这种文化的环境将对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参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社区工作人员应积极扮演社会参与氛围倡导者的角色，做社会活动参与风尚的领头羊，努力创造和谐良好的社会参与氛围，并通过社区文化墙、公告栏等多种宣传方式向社会宣传爱老、敬老理念，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营造一个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生活的良好氛围，使社会大众能够消除对老年人参与社会的认识偏差。社区工作人员在指导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时，应致力于营造“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环境，自觉加强社区各年龄层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鼓励有志之士和有能力者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社区老年人在参与社区活动之后，可以向周围其他老年人进行宣传和推荐，带动其他老年人参与到活动中来。有了熟人的引导和帮助，社区其他老年人就能更加容易接受并且参与社区活动，由此形成积极浓厚的社区参与氛围，有效实现积极老龄化程度的提升。

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参与活动服务有较高的专业要求，单靠拆迁安置社区内部工作人员是远远不够的，一些特殊服务需要有专业社工机构参与其中进行指导，老年人开展社会参与时还需要有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其中。社区作为老年人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载体，可引入专业社工机构提供服务，并承担起联系社工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以满足老年人更多的需求。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能够基于老年人各自不同的特点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干预策略，有针对性地对不同老年人开展适合他们的社区活动，降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门槛，减少老年人的参与成本，鼓励其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活动时能够结合增权理念，相信老年人具有社会参与的潜力和动力，使其保持积极正向的心态，逐渐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兴趣，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支持和指导，提高其对社会参与的信心。此外，社会工作者能够将“助人自助”的理念融入老年群体，在提升其社会参与能力的同时，关心和帮助其他老年人，使自己获得真正的充实感和幸福感，以此提高整个社区老年群体的积极老龄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