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论语说》为政篇中船山首先解释了常人无法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原因。船山有谓“然耳目者，固顺而无逆者也，非有蔽，而蔽之者欲也”( [1] , p. 602)。耳目作为人体感知外界的关键感官器官，依据其生理构造与机能设定，天然具备与外界环境相契合的特质。假设耳目不存在被欲望遮蔽的情况，那么按照其本然功能，个体将能够如实且全面地感知外界信息，形成客观的认知世界图景。但在现实经验中，个体对外界信息的认知会产生偏差与扭曲现象。这是因为人的欲望纷繁复杂，涵盖物质财富的贪婪索求以及情感满足的过度渴求等诸多方面。欲望悄然遮蔽了耳目原本纯净清澈的感知。当欲望肆意膨胀时，个体看待事物的视角便会产生扭曲变形，致使其无法公正对待所接收信息，陷入主观认知困境。

船山进一步阐述：“尽耳之性，而闻皆顺心，能用受蔽之官，而未能用夫蔽耳目之欲也。‘从心所欲，不逾矩’，则蔽耳目者亦从之而即于顺矣。耳虽在我，而顺者天下之言；欲丽于物，而发之自己”( [1] , pp. 602-603)。这意味着，若要实现对耳目感官的有效运用，关键在于能够驾驭遮蔽耳目感官本然状态的耳目之欲，使欲望在遵循社会规范与内心平衡的框架内得以合理安放。若无法控制欲望，任由其肆意扩张，个体将陷入对外界信息的错误解读与认知困境之中，难以达成与外界的和谐互动以及内心的宁静平衡。

上文中船山解释了感官的本然与被遮蔽的情况，紧接着船山提出了解决办法。船山说：“故愚以‘耳顺’为于土皆安，‘从欲不逾’为于我皆真也”( [1] , p. 602)。船山将 “耳顺”理解为“于土皆安”，其核心在于“心明”。在日常生活中，个体不断遭受外界纷繁复杂的声音与信息的冲击。这些信息来源广泛，包含着不同的观点、意见以及价值判断。然而，在“耳顺”之境中，个体凭借理性与包容的心态，能够欣然接纳并深入理解这些外界信息，而不被个人主观欲望所干扰与左右。所谓践耳之形，尽耳之性，而闻皆顺心( [1] , p. 603)，即意味着要充分发挥耳朵的生理机能，使其感知声音的本性得以全然展现。这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听之任之，而是积极主动地运用理性思维去辨析，以包容胸怀去容纳。

此时，耳朵能够如实且精准地接收外界信息，避免主观欲望的歪曲干扰，进而达到一种“于土皆安”的中和从容状态，即能够坦然面对世间形形色色的言论，不会因与自身欲望或固有观念相悖而产生抵触情绪。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状态有助于个体在复杂的社会舆论环境中保持清醒，不被群体的盲目欲望和偏见所左右，实现个体与社会环境的良好互动，于复杂社会生态中坚守自我认知与道德立场。

孔子所描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船山的阐释体系中，体现了欲望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精妙平衡。欲望作为个体内心对外界事物的倾向性反应，在未经过修养与规范时，往往会蒙蔽耳目，使个体偏离正常的感知与行为轨道。但当个体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时，原本可能导致混乱与无序的欲望变得顺遂合理。

从伦理学角度分析，这体现了感官欲望满足与内心道德自律的平衡。具体表现为欲望的表达与满足既真实地反映个体内心需求，又符合道德准则。在此状态下，个体能够在遵循道德规范的前提下，真切地展现自我，实现感官欲望与外在行为准则在内心平衡机制作用下的高度统一。“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个体的欲望满足在遵循这种普遍性道德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个体道德修养在实践中的体现。

从理论逻辑上看，感官欲望的本然状态为正常感知外界提供了生理基础，但欲望的干扰使其偏离正轨。而“耳顺”之境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态则是在认识到欲望影响的基础上，通过个体的修养和对道德规范的遵循，使感官欲望回归到一种合理、平衡的状态，从而实现个体内心与外界的和谐共处。这一维度的诠释为后续理解个体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的行为和境界奠定了基础，为我们理解人类在道德与欲望交织的复杂情境中如何实现自我成长和社会和谐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王船山在道德修养层面对于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诠释，首先着眼于表面对于耳目口体之欲的节制。船山认为“耳目口体各止其所，节自具焉，不随习以迁”( [3] , p. 418)，此观点强调个体应使耳目口体等感官维持在适宜的限度内，如此节制的品质便会自然生成。在社会中个体极易受到不良习俗的裹挟，而船山倡导个体应坚守自身的主体性，明晰自身欲望的边界，秉持“欲其所欲，为其所为”的原则，即在理性的框架内满足欲望，并专注于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实践。在行为实践进程中，个体若能保持对自身行为的审慎反思，及时觉察过错，便能逐步培育并彰显节制的美德，进而推动自身向“耳顺”“从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迈进。在此，“心”作为个体内心的道德意志，而“矩”则指代社会规范与道德法则。通过这种界定，船山揭示了个体在追求感官满足时，如何在遵循社会规范的框架内实现个人欲望的合理表达。

其次，船山高度重视“志与仁义”在道德修养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正志者，正大经也。万变而反于大经，非贤者以下所知，惟天屈伸聚散，运行于太极之中，具此理尔。义日精，仁日熟，则从心不逾，困之所得者深矣”( [3] , p. 235)。在此，船山分析想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修养途径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将“正志”视为根本，如同确立了道德修养道路上的核心准则与方向。有了正确且端正的志向，才能在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世事中，拥有可以参照、回溯的根本所在，避免迷失在各种诱惑和变化里，这是开启道德修养提升的基础性。其二，要不断深化对“义”的理解，让自身对义理的认知愈发精细、准确，清楚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同时要在日常实践中让“仁”的德性越来越娴熟，通过实实在在的行为将仁爱之心融入生活点滴。通过对“义”与“仁”持续的精研与践行，使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从内在品德修养层面不断完善自我。逐步趋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崇高道德境界。

在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过程中，船山明确指出不同阶段具有各自鲜明的特征，船山有谓：“然‘不惑’则纯乎理而无间，‘知天命’则理无不穷而性无不尽，‘耳顺’则闻言无违逆，而于土皆安，‘从欲不逾矩’则于我皆真而知化不贰。故‘不惑’‘耳顺’，皆顺乎彼之词，而‘知命’‘从欲’，皆达乎此之意”( [1] , p. 600)。

在“不惑”阶段，个体通过持续的道德修养与实践，形成了对道德义理的清晰认知，并发展出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这一阶段是个体道德成长的必经之路，为其后续达到“耳顺”与“知天命”等更高层次的道德境界奠定了基础。“耳顺”阶段则表现为在道德实践中能够顺遂应对各种复杂情况，不违背人情世故；“知天命”阶段意味着个体深刻领悟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使自身道德行为与天地之道相契合。王船山进一步阐释了“心”与“矩”的合一，即孔子经过一生的道德修养，晚年心之所欲都是在社会规矩所允许的范围内，再也不会生发超过“矩”的欲念了。因此，孔子所生发之欲念是不会与社会礼法相冲突的，因而也就有自由自在的感觉了。这些阶段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勾勒出个体道德成长的清晰脉络，最终达到“心”与“矩”合一的境界，这不仅是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也是个体在道德实践中的最高成就。

在易学观念中，“乾”“坤”是最基本的两个卦象，代表天地、阴阳等诸多相对的概念。船山以阴阳关系为切入点，将“乾坤”模式投射至社会人事。在《张子正蒙注》中船山说：“阳遍体众阴，众阴共事一阳，理也。体者，为之干而达其情以治之也。顺事，而承之也。此因时之变而言之，《震》《巽》《坎》《离》《艮》《兑》，皆《乾》《坤》之变也。若《易》之全体，《乾》《坤》合德，君子小人同归于道，天理人欲，从心不逾，则为理之大宗，无所容其亢抑矣”( [4] , p. 278)。

船山以易学为切入，从阴阳关系角度看，“阳遍体众阴，众阴共事一阳”体现了一种秩序和协作。从卦象特质看，“乾”的积极、主导、刚健特性，在社会层面类比为引领社会发展的力量，是社会进步动力源泉，如太阳般。“坤”的顺从、辅助、包容品质不可或缺，是滋养和承载万物的力量，如大地。“乾坤合德”象征社会伦理理想格局。

“从心所欲不逾矩”揭示了在易的世界里，即使个体有着自己的欲望(类似于阳的主动性)，但也要在整体的秩序(类似于众阴所构成的规范环境)中活动，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易理中的一种整体秩序)。深入到天理人欲关系，“从心所欲不逾矩”体现了天理与人欲的平衡。“心所欲”可以看作是人的自然欲望，包括情感、需求等方面，而“矩”则是天理、道德准则等规范。在易的观念里，人要像乾坤合德一样，将自己的欲望和道德规范相结合。

这种平衡不是压抑人的欲望，也不是放纵欲望而忽视道德，而是在遵循易所蕴含的天地自然之理的基础上，达到一种“从心”的自然状态。

“震、巽、坎、离、艮、兑”等卦象作为“乾坤”二卦的变化形式，深刻地启示我们在道德实践领域应当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基于易学中卦象变化与时势之间的紧密关系而衍生出来的道德哲学思考。

就像卦象随着时势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变化一样，人们在践行道德、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崇高境界的漫长过程中，也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动态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这种变化并非是随意为之，而是始终围绕着“乾”“坤”所代表的根本道德原则(如中正、和谐等)有序展开的，这类似于在不同卦象变化中保持阴阳关系的本质平衡。

当面临“坎”卦象征的困难时，道德实践需更坚韧、内敛地坚守底线。艰难环境易使人受干扰和诱惑，若不坚守，易陷入道德滑坡。坚韧的道德意志指引道德方向，内敛可自我保护、约束，免受负面因素侵蚀。处于“离”卦象征的顺境时，要以积极光明的态度传播道德。此时个体道德行为影响力更大，积极态度能激发他人道德情感，光明行为成为榜样，利于形成良好道德传播氛围，推动社会朝和谐、美好方向发展。这种依情境调整道德实践方式的理念，体现王船山对道德实践灵活性的理解和对孔子观点的易学诠释。这种依据不同情境灵活调整道德实践方式的理念，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王船山对道德实践灵活性的深刻理解，同时也是他在易学视角下对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观点的精妙诠释。

圣人之德乃“浑然天理，真实无妄”( [4] , p. 1288)，这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内在根基。船山认为，圣人的这种德行特质并非后天刻意雕琢而成，而是天然地与天理融为一体，自然而然地践行着中道。如孔子在七十岁时达到的境界，其行为完全顺应天理，毫无勉强与做作。这种境界体现了圣人对天理的深刻领悟和精准把握，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能让行为与天理的规范丝丝入扣。

圣人的行为不离日常事务，却又超脱于平凡。他们在处理世间万物时，不是凭借随意的主观意愿，而是基于对天理的深刻洞察。每一个行为都如同在天理的轨道上运行，既展现出自然流畅，又遵循着严格的道德规范。这表明圣人境界中，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已不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而是高度统一的整体。从心所欲成为了遵循天理的自然表达，不逾矩则是从心所欲的必然结果，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塑造了圣人的完美行为模式。

王船山以易理为基石，深入阐释圣人境界。圣人之行看似无心，实则是由于圣人已达到肖太和之本体的境界 [5] 。这种“无心”并非毫无意识的懵懂，而是超越了凡人的刻意和执着，达到了一种与天地造化相呼应的高深境界。船山在《周易内传》中有言：“而《咸》之无心，一动而即应，此浅人情伪相感之情，君子之所弗取也。然而天地有偶然之施生，圣人有泛应之功化，道大而无忧，则几甫动而无择于时位，故阴阳一相接而万物怒生，无所待也”( [6] , p. 277)。

圣人的行为如同“咸”卦所象征的天地交感一般，在与万物接触的刹那间，便能以一种本能的、自然的方式做出恰当回应。这是因为圣人的内心与外在行为高度统一，其欲望(从心所欲)与道德规范(不逾矩)在易理的统摄下，实现了深度融合。他们的一举一动皆与天地之道完美契合，就像万物生长严格遵循自然规律一样，这种契合源于易理中阴阳和谐、乾坤合德的宇宙秩序。

圣人的“泛应之功化”展现出其道德影响力的广泛与适应特性。无论是对精研道德之士，还是对道德理解尚浅之人，圣人皆能施加相应影响，使其感知到圣人的道德力量。这表明圣人在“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中，其道德行为不仅为个人修养的体现，更是一种可广泛惠及他人、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其行为准则和道德境界成为众人之标准与楷模，引领不同层次之人趋近道德完备，有力推动社会迈向和谐有序，极大深化了该理念于社会层面的意义。

同时，圣人“几甫动而无择于时位”，意味着其达到此境界时，道德行为与影响力超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与常人在道德实践受具体情境和自身条件束缚形成鲜明对照。圣人于任何时刻、任何情形下皆能依循内心道德准则做出正确抉择，其道德境界超越世俗局限，圣人之纯也只不过是如同天之不已，如同乾道积众阳而劲健不息 [7] 。这正是“从其所欲，终不逾矩，天下乃以不疑圣人之难从，而和平旋效，则在天地圣人无心以感而自正”( [6] , p. 277)。此超越时空特性使“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圣人维度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价值，成为永恒的道德理想与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