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王博韬等人在综述有关道德和创造力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道德情绪可能会直接影响个体创造力的表现和发展( 王博韬，魏萍，2021 )。这些情感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进而影响其创造力的发挥。作为一种典型的消极道德情绪，内疚是指当个体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伤害性影响，并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时所产生的一种带有痛苦、自责体验的情绪( Tangney et al., 2014 )。与恐惧、愤怒等基本情绪不同，内疚是一种更加现实且更具社会意义的复杂情绪。过往研究表明，内疚与个体的认知灵活性和问题解决能力等都存在一定的关联。例如，研究表明与以往对基本情绪的研究不同，内疚会减少认知消耗，使个体更快的参与到新信息中，进而促进个体的认知灵活性( Yun et al., 2021 )，并且这种作用在学龄前儿童身上也得到了验证( Lapan & Boseovski, 2017 )。同时，相关研究还发现具有内疚倾向的个体还更倾向于合作解决问题( Lopez et al., 1997 )，并且内疚倾向与问题解决质量、解决问题的自我效能感都呈正相关( Covert et al., 2003 )。此外，创造力的双通道模型认为，积极情绪能通过增强个体的认知灵活性而促进其创造力的产生，而消极情绪能通过增强个体的认知持续性而促进其创造力的产生( De Dreu et al., 2008) 。例如 张潮(2020) 等研究发现敬畏情绪能促进个体的发散思维，积极敬畏情绪增强发散思维的灵活性与独创性，认知灵活性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基于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内疚能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发散思维水平(假设1)。

亲社会倾向是指个体自愿使他人或社会获益的倾向( 侯志军等，2014 ； 杨秀木等，2017 )。大量研究发现内疚会促进个体的亲社会动机，并通过执行亲社会行为来补偿因自身过错而对他人带来的伤害( 丁芳等，2014 ； 郝娜，崔丽莹，2022 )。例如，内疚感在个体发育早期起着重要的亲社会功能，2~3岁大的幼儿就会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感到内疚，并且有动力去修复它们( Vaish, 2018 )。内疚的这种补偿作用同样在成人群体中被验证( 方圆，2017 ； 张田，傅宏，2016 )。同时，创造性互惠模型认为，亲社会动机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创造性思维( Forgeard & Mecklenburg, 2013 )。例如，有行为研究发现与为自己创造相比，当个体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他人利益而进行创造性活动时，其在创造性任务中的表现更好( 郝宁，汤梦颖，2017 ； 李阳，白新文，2015 )。 张晓洁(2018) 等人还在团队创造力的相关研究中发现，亲社会动机会促进团队成员之间共享观点和知识，促使团队成员整合不同的知识技能，并在他人观点基础上深化、拓展自身观点，从而提高了团队整体的创造力。此外，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认为，情绪诱发的内部动机(如亲社会动机)有助于帮助个体突破自身视角的局限，提高对他人观点的敏感度，增强观点整合的能力，从而提高个体的创造性思维水平和表现( De Dreu et al., 2008 )。例如，有研究发现由道德情绪诱发的亲社会动机，在积极人格特质(如宜人性、开放性、亲社会性等)与创造性思维之间发挥着积极的中介作用( 郝宁，汤梦颖，2017 ； 罗晓路，林崇德，2006 ； 罗彦红，石文典，2010 )。近期， 王博韬(2021) 等人也认为道德情绪能通过培养个体积极的人格特质(如亲社会人格)，进而对其创造性表达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结合前人有关亲社会倾向在情绪和创造性思维之间可能存在的积极作用，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亲社会倾向在内疚感与发散思维之间起积极的中介作用(假设2)。

根据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由情绪诱发的内部动机会相互作用而对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和表达产生影响。认知需求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部动机，是指个体主动参与和享受思考的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倾向( Cacioppo & Petty, 1982 )。以往研究发现，具有高认知需求的个体对问题有较强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愿意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并从中体验到快乐( 薛贵等，2001 )。一般来说，个体在内在动机的驱使下会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孙翠翠，2018 )。一项对佛教徒的研究表明，对佛教有高投入的参与者(认知需求)会更重视传统和仁爱，并报告出较高的亲社会性( Saroglou & Dupuis, 2006 )。其他研究表明，认知需求在不同情境下会对个体的亲社会倾向产生不同的影响( Baas et al., 2019 )。具体而言，高认知需求者在安全情境下会搜集更多的环境友好线索，进而做出了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而在威胁情境下更可能去搜索与威胁相关的信息，从而表现出更多恶意的或利己的行为。此外，还有实证研究表明人格特质会影响知识共享，而这种影响完全由内在动机来调节( 宗利永等，2016 )。由此可见，认知需求会调节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假设：内疚对中学生亲社会倾向的影响会受到认知需求的调节(假设3)。

综上，基于创造力的双通道模型和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前人研究发现积极和消极情绪均能通过不同路径对个体创造性思维水平和表达产生影响，且不同内部动机(如认知需求和亲社会倾向)之间还可能产生了协同作用。因此，本研究将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中学生的内疚感对其发散思维水平的影响，并探讨亲社会倾向的中介作用和认知需求的调节作用，拟验证的路径模型图见 图1 。

采用整群抽样法，在湖南省若干所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对800名中学生进行团体施测。回收后剔除漏选、随意作答和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40份，得到有效问卷760份，问卷有效率95%。其中女生445人，男生315人；初一年级151名，初二年级223名，高一年级223名，高二年级159名；被试年龄范围在12~18岁之间(14.89 ± 1.50)。

采用由 Cohen (2011) 等人编制， 王小凤等(2016) 等人修订的内疚与羞耻倾向量表(GASP)中的内疚–消极行为评价(Guilt-Negative-Behavior-Evaluation, NBE)，内疚–弥补倾向2个分量表(Guilt-repair)。每个分量表均由4个项目组成，具体题项如“在商店买单时，你发现收银员多找了零钱给你。由于他没有发现，你决定拿走这笔钱。没有将多余的钱退还，对此你可能会感到不安吗？”。该量表采用1~7级评分，分量表的均值越高，倾向越强，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76。

采用 Carlo & Randall (2002) 编制， 寇彧(2007) 修订的亲社会倾向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s, PTM)。该量表共分为公开的、匿名的、利他的、依从的、情绪的和紧急的六个维度，共26个项目，无反向计分题，具体题项如“有人在场时，我会竭尽全力帮助别人”，“我捐钱捐物不是为了从中有所获益”。该量表采用1~5级评分，得分越高，亲社会倾向就越高，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92。

采用由 Cacioppo (1982) 等人编制， Cacioppo et al. (1984) 修订的认知需求量表。该量表一共包括18个题目，采用1~5级评分，其中第3、4、5、7、8、9、12、16、17题为反向计分，具体题项如：“我不觉得思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希望我的人生充满了我无法解决的谜题”。该量表得分越高，好奇心越高，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63。

采用中文版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该测验主要用来测量发散性思维。采取纸笔测验的形式，从中选取纸盒的非凡用途任务(Unusual Uses Activities)来测量言语发散思维，该测验中，被试被要求在所指定的时间内尽量多的列出某一物品的用途，比如“砖头”的用途。从流畅性、独特性、变通性三方面记分。从中选取椭圆补画任务来测量图形发散思维，该测验中被试被要求以每一个椭圆为基础，添加出不同的东西来。该量表从流畅性、独特性、变通性、精致性四方面记分，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71。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试，并使用统一指导语进行集体施测，问卷当场回收。对回收的数据采用SPSS 23.0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包括初步统计分析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两个部分。

按照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运用SPSS软件将内疚、认知需求、亲社会倾向、发散思维四个变量的所有项目一同纳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4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度为17.12%，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表1 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相关分析表明，内疚与亲社会倾向正相关，内疚、亲社会倾向和言语发散思维均呈显著正相关，亲社会倾向与图形发散思维不相关。认知需求和亲社会倾向呈正相关，与内疚的相关性不显著。鉴于此，本研究将只讨论言语发散思维。此外，内疚、发散思维以及言语、图形发散思维与性别负相关。内疚、发散思维以及图形发散思维与年龄正相关。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注：*p < 0.05，**p < 0.01，***p < 0.001。

首先，采用PROCESS的Model 4检验亲社会倾向在内疚与言语发散思维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之后，内疚能显著预测言语发散思维和亲社会倾向，且亲社会倾向也能显著预测言语发散思维。 表2 中，Bootstrap检验表明，内疚对言语发散思维的直接影响的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07]，亲社会倾向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2, 0.09]。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都显著，中介效应占比为36%。

注：*p < 0.05，**p < 0.01，***p < 0.001。

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7检验认知需求的调节作用。对性别和年龄进行控制，并对预测变量做标准化处理，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如 表3 所示，内疚与认知需求的交互项对言语发散思维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6, t = −2.33, p < 0.05)，说明认知需求在内疚对亲社会倾向的预测作用中起调节作用。

此外，为了更清晰地显示认知需求的调节作用，将认知需求分为两组：高分组(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和低分组(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并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如 图2 )。结果表明，当处于低认知需求时(simple slope = 0.27, t = 10.81, p < 0.001)，内疚对亲社会倾向的影响稍强于在高认知需求时(simple slope = 0.19, t =6.79, p < 0.001)。

本研究考察了中学生的内疚情绪与发散思维的关系，结果发现内疚与发散思维中的言语发散思维呈正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张潮等，2020 ； 赵源等，2021 )。这说明具有内疚倾向的个体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的创造力。这一发现契合创造力的双通道模型的观点，该理论认为消极情绪也会对个体的创造性认知活动起到促进作用( Pessoa & Engelmann, 2010 )。以往研究表明，消极情绪的产生可以唤醒更多的神经活动，促进对所有信息的识别而不仅仅是对典型信息的识别，从而促进创造力的发挥( Eisenberger et al., 1998 )。 Gasper (2003) 的研究也发现，处在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比积极情绪下的个体打破常规事物、更新策略的频率更高。该发现与 Li et al. (2013) 的发现是一致的，即负面情绪更有利于打破思维定势。然而，本研究发现内疚与图形发散思维无显著相关关系，这可能的原因是言语发散思维和图形发散思维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同( 李成，2021 )。

本研究证实了内疚可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言语发散思维之后，进一步对亲社会倾向在内疚与言语发散思维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内疚可以通过亲社会倾向间接影响言语发散思维，这与以往的研究是相一致的( 郝宁，汤梦颖，2017 ； 罗晓路，林崇德，2006 ； 王博韬，魏萍，2021 )。具体而言，作为一种社会情绪和自我意识情绪，感受到内疚情绪后的个体往往会对受害者产生道歉、补偿等亲社会行为以寻求重新建立联系( De Hooge et al.，2007 ； 方圆，2017 ； 何华容，丁道群，2016 )。同时，当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后，可能会突破自己视角的局限，增强观点整合的能力，进而提高中学生的言语发散思维，这支持了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 De Dreu et al.，2008 ； 张克等，2018 )。本研究发现亲社会倾向在内疚与言语发散思维之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

本研究还发现，亲社会倾向在内疚与中学生言语发散思维之间的中介作用(前半路径)会受到认知需求的调节，即认知需求在内疚与亲社会倾向间起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当处于低认知需求时，内疚能积极预测亲社会倾向；而在高认知需求时，内疚对亲社会倾向的影响不显著，这部分契合了以往的相关研究结果( Baas et al.，2019 ； 孙翠翠，2018 )。一方面，该发现再次验证了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内部动机和亲社会动机共同影响个体的创造力水平，并且只有内部动机和亲社会动机共同起作用，个体的创造力表现才最好( 李阳，白新文，2015 ； 薛贵等，2001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和高认知需求者相比，低认知需求者更多地依赖于他人( 尹素婷，2019 )，更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在感受到一定的内疚情绪后，出于道德补偿的心理( Fu & Zhang, 2022 )，会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因此与高认知需求者相比，内疚与亲社会倾向的积极关系在低认知需求个体中更明显，验证了假设3。

本研究揭示了内疚对于言语发散思维之间的内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意义上，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内疚是如何直接和间接地影响青少年言语发散思维，并进一步揭示了亲社倾会向的中介效应和认知需求的调节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弄清楚道德情绪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为中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提供了新思路，学校和家庭可以从道德情绪的角度出发，开设相关活动或是创设新模式来激发和培养中学生的言语发散思维和创造力。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本研究选用的是中学生被试群体，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创造力会逐渐降低( 程黎等，2017 )，未来的研究可以增加小学生群体，提高样本代表性的同时，进一步考察不同年龄阶段创造力的差异。第二，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无法揭示各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追踪的方法。第三，创造性思维还可以采用实际的创造性问题解决任务来测量，通过实验设计来激发个体的道德情绪状态，然后考察个体在特定的创造性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样更能有效提高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为揭示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