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学界，它以能人为本位，强调个人凭借自身能力和功绩获得回报，可以在等级体系中上升到较高的位置。然而，在现代社会，优绩主义勤奋规训的合理性受到了个体意识的质疑，当主体面临规训，新一代的青年群体于现代社会的个体性中激发出自反性的悖谬性格( 袁野，林红，2022 )，试图重新阐释优绩主义勤奋伦理的诉求与主张。近年来，舆论场中有关于反内卷、躺平、摆烂等反抗性话语抗争屡见不鲜，在嘈杂喧闹的媒介环境与多元内卷的数字时代场景下，主体价值迷失、生存焦虑与社交焦虑成为当代年轻群体面临的三大问题。( 佟亚云等，2024 )。被流动现代性压力所裹挟的青年群体急需一剂强有力的药剂来治疗自身在价值探索过程中的情感症候。

无独有偶，《Chiikawa》在剧情建构上有着乌托邦式的纯粹情感。胆小爱哭的吉伊在朋友遇到困难时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生活贫穷的小八会大方地与朋友分享食物，日常搞怪的乌萨奇在遇到困难时也会展露实力和担当。如果说充满痛苦和挑战的世界设定让观众产生共鸣，那么主角团真挚的友谊则让观众得到温暖与安慰。这些“治愈系”作品作为暂时性的情感镇痛剂和个性化的精神减压阀，为青年人构筑了一个现实生活之外的私人诊疗室，在治疗过程中，当代青年人根据自身偏好，自由选择“镇痛剂”的类型和内容，依托个体精神世界的独立空间达成对现实压力的短暂逃离与主动放空，实现悬浮于现实环境下的自我抵抗。

“媒介镇痛剂”作为一种网络文化消费的新样态，之所以能在青年群体之间火爆出圈，也有赖于社交媒体中推荐算法的技术加持。“Z世代”的青年群体自出生起便开始接触数字技术与智能设备，他们生活在由媒介和信息共同编织的网络之中，“沉浸式”体验由技术、媒介、信息共同营造的虚拟空间，在主观上早已将媒介技术与平台设备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算法推荐的介入更是强势入驻智能传播的全流程，作为年轻人日常集聚地的短视频平台更是凭借其投递精度与辐射广度建立起用户与“治愈系”产品之间的个性化适配关系。Chiikawa官方B站账号在入住后三个月内涨粉60余万，抖音平台中关于Chiikawa的讨论量更超过了40亿次，这种数字技术的加速变革也成为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媒介镇痛现象出现的客观要素。

平台媒介传播巨大的影响力为企业资本带来了新的机遇。今年3月29日，名创优品与Chiikawa联名的主题快闪全国首站登陆上海静安大悦城，虽设有限时限购等多种条件，但仍创下了单店10小时内销售额达268万，开业三天业绩超800万，客单价过千万的可观利润。Chiikawa联名的钥匙链、玩偶、抱枕等众多周边衍生商品供不应求，微博平台中“来名创带Chiikawa回家”的词条更是收获了2000多万的讨论量。在这一过程中，平台以资本为倚靠，通过内容的构建、流量的支配以及算法的推荐，完成了作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而企业资本也与平台及算法“合谋”，成功将作品逻辑打造成消费逻辑，实现了流量变现的盈利，打造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

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沟通”既是社会信息传播的基本形态，也是人们精神交往的重要方式，是人联结其他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互动仪式的四个要素：互动主体的群体聚焦、排斥局外人的屏障、相互关注焦点、共享的情感状态( 邓昕，2020 )。在当代青年的日常文化实践当中，依托媒介技术的人际社交构建了天然的“文化语境”( 诸葛达维，2019 )，以共同兴趣、共享实践、价值观为基础形成的新场所促成了社群基于在线讨论的新表达。

Chiikawa的爆火源自于对其动画形象的表情包二创，表情包在青年群体的交往中承载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意义，而是新的情感表达和独特的亚文化。按照法国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的身份认同理论，社会个体除了需要获得自我身份认知以外，还需要获得群体的身份认同。青年群体依靠表情包构筑一种新的“拟态关系”，脱离了社会经济与传统的束缚，以跨地域、抽象互动的表情包话语为基础，依托同质情感建立链接实现共鸣，产生符号、情感、行为的三种互动仪式结果，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群体带来的集体归属感与社交新资源。在内容共鸣与社群传播的双重作用下，群体成员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和共同身份认同的文化纽带。

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其重要特征是“生活步调的加速”，即社会各行各业都被“提升逻辑”所驱动，导致人们一头扎入繁忙事物之中而无暇喘息( 董金平，2019 )。快速进化的现代性为当代年轻人制造了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便捷的技术虽然提高了社会运转的效率，但也触及了许多位置的风险。在对自身价值的怀疑与不安中，诸如动画、综艺、网文等媒介产品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发泄与心理疗愈的暂时突破口，调动了受众的感知通道，使得受众很容易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跟作品中的某些情景关联起来，帮助当代青年人暂时逃离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和压力，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处于社会机器中青年人的负面情绪。

“有时候觉得自己那么容易感动和难受，就是因为它们的生活和我们普通人太像了，被抛到一个莫名其妙、无序混乱的世界里，要经历很多很多的忍耐”

“每当心里很难受，很不想接受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就想着吉伊，我真的太爱吉伊了，不是因为它多可爱，多厉害，多优秀，或者性格多好，仅仅是它坚定地活在属于自己的生活里的姿态，它的存在本身就不断地在抚平我的焦虑和伤痛”

人们在角色身上倾注情感，表达对真实世界的呐喊，或许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很难解决，但观众的情感已然找到安放之处，在青年人的情感寄托与“镇痛”期待之间，已然可以窥见当代青年现代生存的镜像。

作为话语的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是权力关系的一部分，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总是在宰制与被宰制之间、在权力以及对权力所进行的抵抗或规避之间、在军事战略与游击战术之间显露出持续斗争的痕迹。当代年轻人利用Chiikawa中的台词以及图像对于社会层面的某些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与文化，由此生成“微观政治”( 李岩，纪盈如，2013 )以及狂欢的快感。这种建构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的权力被称作符号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通过一种更为微妙和隐蔽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结构中，影响着个体和群体的认知和行为。

早在十年前，便有研究讨论了“符号化框架”在引导受众情感认知和社会行为方面的意义( Van Dijck, 2013 )。国外有研究针对YouTube平台的符号化视觉效果和情感化叙事，探究其在激发用户情感共鸣，给予用户情感慰藉等方面的作用( Kim & Chen, 2024 )，研究认为，这种符号化的情感表达不仅增强了用户的情感参与感，还通过引导用户的情感需求，间接推动了平台内容的传播与分享，从而加强了符号权力的作用。如今，随着国内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网生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发泄的不满与压力，逐渐转化为网络空间中的一种独特社交语言与符号系统( 楼小龙，蒋琤琤，2021 )。基于独特的网络文化与表达方式，他们构建了一套具有独特逻辑与构词类型的社交暗语(见 表3 )。

“尾火”、“色纸”、“心水”，这些具有“双重私人化”特征的文本内容，其中内涵只有“圈内”的发布者与接收者知晓。拥护者们存在于不同的时空之下，却服用着相同的“媒介镇痛剂”。年轻人在集体社群中“抱团取暖”，通过群体的庆祝活动、仪式和符号的使用来强化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共同体意识，表达其抗争性的文化身份。背后的群体狂欢不仅仅反映了群体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他们对主流文化与传统权威的挑战与抗争，更通过符号的使用与集体行动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期望。

随着消费社会的日臻成熟，地位、声望等珍贵资源已非人们进行符号消费的唯一动力，在个性化探索和“过分自我指向”( 辛自强，2022 )的语境下，大众消费已经明显转向，它不再是物品功能的使用或拥有，也不再是个人或团体赋予权威、名誉的简单功能，而是沟通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符号编码。在持续的符码交流中，消费者因为占有某种符号、参与编码过程而获得其所代表的地位认同( 周葆华，钟媛，2021 )。因Chiikawa中的角色外表设计可爱，不少粉丝都把自己称作“妈妈粉”，在语义层面，引用性的嫁接了传统母职的意义，对基于自身认同的虚拟母职身份进行了新型的意指建构，由此定位到自己的角色并参与到社会网络的交互之中。

研究者对全量博文文本进行清洗(去除表情符号、停用词及Chiikawa等高频的基础称呼词)后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发现，“宝宝”占比最多，“妈妈”、“可爱”等词紧随其后(见 图1 )。“生日快乐我的宝宝，明年也要好好陪伴妈妈哦”，“宝宝，大家都说你是小哭包，可是真正触动妈妈的是你们面对困难的勇气”，这种“伪亲子式”的互动连接中投注了近似“母子”的亲密情感。

“妈粉”构筑了一种新的母职外延，更多的是对于喜爱的角色未来事业发展的担忧以及在角色获得一定成就时对其的骄傲与肯定。“妈粉”的操作空间并非在家庭这一基本社会单元中，而是以社群为基础的集体养育。部分“妈粉”的身份规约于现实空间中的母职内涵，“自我牺牲”成了很多“妈粉”购入Chiikawa周边的原因，她们通过以付出、照顾、带孩子看世界为核心的情感动员和劳动确认，满足着自己与喜欢的角色之间的连接，维系着共同体的边界。在这种剥离了血缘姻亲的社会关系中，传统“妈妈”的所指在媒介化社会与粉丝的数字媒介实践中得以重塑。

尽管媒介镇痛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减轻情绪困扰，提供情感慰藉，但其长期使用可能导致个体产生现实逃避和情感依赖的心理模式。个体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困境时，常常寻求通过媒介来获得短暂的情感舒缓。这种情感上的“镇痛”虽然在瞬间有效，却可能促进个体对虚拟环境的依赖，使其逐渐形成逃避现实问题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虚拟游戏中，即时反馈机制和情感化内容容易诱发个体的短期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是表面化的，并未真正解决个体内在的情感需求。心理学中的“逃避coping”(逃避应对机制)理论指出，个体在面临情感困境时，如果过度依赖外部刺激来缓解不良情绪，容易忽视情绪的深层次处理，导致情感处理的浅薄化和回避性人格的形成( Carver et al., 1989 )。这一行为模式不仅加剧了个体的情感依赖，还可能导致情感上的空虚和心理适应力的降低。

长期依赖媒介进行情感调节的个体，往往忽视了与他人真实互动的重要性，从而加剧孤独感和社会隔离感。研究发现，虚拟世界的沉浸可能会削弱个体的现实社交能力，形成“社会孤立感”，这种依赖虚拟世界作为情感寄托的现象，已被多项心理学研究所证实( Primack et al., 2017 )。此外，虚拟环境中情感表达的符号化也可能使个体的情感交流变得单一化，缺乏深度的情感共鸣和互动，这种情感空虚感长期积累可能导致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和抑郁。总之，媒介镇痛作为一种情感调节策略，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个体的情绪压力，但如果过度依赖，便可能产生虚拟逃避和情感依赖等心理问题，进而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与心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