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是个体对于社会互动确定感、安全感、可预期的一种心理认同，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与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社会机制，与社会结构、文化紧密相关 [12] 。卢曼将社会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前者以人与人交往的情感联系为基础，后者以人与人交往中所受到的规范准则、法纪制度的管束制约为基础 [13] 。本研究将社会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两个维度，认为社会信任是工薪阶层对于社会中对他人、组织、制度、价值等的信任程度，它是一种基于价值、情感、道德以及经验等因素构建的信任关系。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在宏观上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繁荣、增进社会福利 [14] [15] ；微观上，其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以及健康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6] - [18] 。因此，探讨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进一步提升社会信任十分有必要。

社会信任一直是近年来的热门研究话题。社会信任受到公民自身所占有资源和财富情况的影响，同时也建立在人与人交往的感情基础之上，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 [19] 。公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可从个人影响因素和社会影响因素两个方向研究 [4] 。个人因素方面，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乐观预期、受教育水平、工作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影响 [4] - [6] 。社会因素方面，经济市场化程度、城市化程度、交通设施完善程度等社会治理感知都将提升公民的社会信任度 [11] ，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健全法制、稳定社会预期以及构建信息传递机制等一系列社会治理手段来促进社会信任关系的形成 [20] ，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以及供给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公民占有的资源和福利，进而影响公民的社会信任 [21] 。

综上所述，个人因素影响论和社会因素影响论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视角考察了对社会信任产生影响的因素。然而，目前的研究多是从单一视角进行研究，且对社会信任影响机制研究缺乏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整体思维。对工薪阶层社会排斥与社会信任的关系研究领域尚为空白，因此需要进一步运用实证研究来探讨工薪阶层社会排斥与社会信任之间的相关机制，为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构建高水平的诚信社会与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社会排斥是指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市场和利益集团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 [22]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排斥的划分维度多样，总体来看可分为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五个方面 [22] - [24] 。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在就业、社会福利、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文化上获得资源和参与感尤为重要。本文将工薪阶层的社会排斥划分为就业排斥、福利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文化排斥四个维度，认为社会排斥是指工薪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被边缘化，无法充分参与其中、享受基本权利或获取必要资源的过程。

Williams的需求–威胁模型(temporal need-threat model)表明，有社会排斥经历的个体，首先会经历个体直接的痛苦反应(反射阶段)，然后接下来，它将威胁一系列人们的基本心理需要，包括归属、自尊、控制和存在意义等(反思阶段)，而此时将产生相应的愤怒、悲伤、不信任等情绪 [25] [26] 。由此，在遭遇各方面的社会排斥以后，个体内心对社会产生失望情绪，从而社会信任降低。复仇假设指出，遭受社会排斥的个体会产生降低人际联系倾向，为了避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被排斥者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更加谨慎和退缩，降低社会信任水平，甚至出现反社会行为 [27] [28] 。

相关研究表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福利等多种类型的社会排斥是我国农民工群体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 [29] 。翟学伟等人提出了个体会基于大众传媒、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所及契约合同等情况建立起社会信任 [30] 。Pellegrini等人的23个欧洲国家研究数据表明社会排斥经验越高，对他人的普遍信任越低 [31]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工薪阶层社会排斥与社会信任之间关系的假设：

假设1：工薪阶层所受的社会排斥对其社会信任具有消极显著影响。

社会情绪是一种情绪体验，往往是指一定社会环境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或社会多数人所共享的，包含满足、积极、乐观、不满、不信任、焦虑、愤怒等情绪 [32] [33] 。需求－威胁模型表明，受到社会排斥的群体或者个人，在经历身心痛苦反应阶段以及心理需要受到威胁伤害后，会产生一系列的愤怒、悲伤、失望以及不满等情绪。当工薪阶层在社会就业、社会福利、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关系中受到诸多排斥以后，其内心对工作、生活的满意度、幸福感以及未来信心都将大大降低。

有学者研究表明，社会情绪和社会信任密切相关。王绍光和刘欣等人发现，公民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和未来乐观预期对社会信任提升有积极作用 [4] [5]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公民幸福感与社会信任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 [34] - [36] 。社会情绪尤其是负面社会情绪所具有的传染性非常强，将会直接导致对相关事件性质的误判和对当局的不信任 [37] 。当公民受到诸多社会排斥而产生相应的负面社会情绪时，其对社会的信任评价也会下降。由此可推测社会情绪会影响公民对社会的信任。基于上述发现，我们提出了以下关于社会排斥、社会情绪和社会信任的假设。

假设2：社会情绪在工薪阶层社会排斥和社会信任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社会治理，是指治理主体依照治理规范，通过平等对话或强制管控等方式，规范公共生活、协调公共关系、维护公共秩序，进而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活动 [38] 。相关学者认为政府目前仍然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承担者 [39] ，城镇居民对政府社会治理的主观评价与感受是评价社会治理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 [40] 。因此本文的社会治理感知是指工薪阶层对政府社会治理感知的总体主观评价和感受。相对剥夺感理论认为，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受到较多排斥的个体会产生更多的相对剥夺感，并伴随着对不公平的判断以及负性情绪 [41] [42] 。因此，社会排斥将会影响工薪阶层对于社会治理感知的评价。

社会治理与社会信任关系研究方面，学界目前多集中于政府绩效评价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上。有研究表明，公民对于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治理的主观积极评价对政治信任会产生显著影响 [43] - [46] 。Hetherington指出政府的经济表现是政治信任的重要动力 [47] 。李艳霞提出公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感知评价是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 [48] 。委托——代理理论表明，公众为了更好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将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委托出去，使得政府等主体对社会进行管理，委托人为保障自身权益将对代理人做出相应评价与考核。当公众感知到社会治理水平不高时，其对政府在内的参与社会治理的各主体的信任度也将下降，社会信任水平降低。因此，我们提出工薪阶层社会治理感知在社会排斥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假设。

假设3：社会治理感知水平在工薪阶层社会排斥和社会信任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公众满意度理论认为，公众对政府服务和政府形象以及治理绩效的感知状况、心理预期等会影响公众满意度，公众如何评价政府及其社会治理感知，要受到社会层面、主观感知层面以及个体特征方面的综合影响 [49] 。相关研究表明公民的生活境遇、对生活的满意度、未来信心以及主观态度，对政府服务和工作的评价会产生显著影响 [50] - [52] 。张欢，胡静等人强调社会治理绩效评价“以公民为中心”，从公民感知的公平感、幸福感及满意度三个角度提出社会治理的主观评价体系 [53]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工薪阶层社会情绪与社会治理感知高度相关，在此提出假设4。

假设4：社会情绪与社会治理感知在工薪阶层社会排斥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中起着一系列的多重中介作用。

本研究数据为2020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的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调查数据。该项调查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

CFPS2020共收集了10,823份有效调查问卷，根据研究需要在删除无效样本后最终选取CFPS2020有效样本8112份。其中，男性占比51.8%，女性占比为48.2%；年龄均值为32.66；高中以下学历占比52.9%，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47.1%；来自城镇的占比59.1%，来自乡村的占比40.9%。

由于CFPS2020数据为主观报告问卷，需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8个因子的值均大于1.0，第一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占11.856%，小于40% [54] 的临界值。这说明我们的研究没有严重的常见方法偏倚。

社会信任。本研究结合数据特点将社会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人际信任包含对父母、邻居和陌生人的信任，政府信任包括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在CFPS2020调查问卷题项中通过询问被试者“您对父母、邻居、陌生人和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能打几分？”来测量社会信任。题项N10021，N10022，N10024和N10025采用的是Likert十一点计分，0~10代表由“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将题项重新赋值从而转化为五点计分，分值越大，信任水平越高。人际信任由N10021，N10022和N10024三个题项加总求均值获得，分数越大，表示人际信任越高；政府信任由题项N10025测量。社会信任取值由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两个子维度加总求均值获得。社会信任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520。

社会排斥。工薪阶层的社会排斥主要涉及社会就业、社会福利、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四个领域，采用GA1，N8012，I301和W01四个题项来测量。社会就业排斥采用CFPS2020调查问卷的题项GA1“2018年1月1日至今，您是否有过全职工作的经历？”来测量，1表示“有全职工作经历”；5“表示没有全职经历”。社会福利排斥在工薪阶层采用养老保险福利的惠及情况，采用题项I301“您参保了哪几项养老保险项目？”的七个题项来测量，0表示“没有参保”；1表示“参保”。重新编码赋值为反向五点计分，1表示“参保”，5表示“未参保”。社会福利排斥为七个题项加总求均值，分值越高代表社会福利排斥越严重。社会关系排斥采用N8012“您给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打几分？”测量，1~5表示由“很低”到“很高”，将likert五点量表编码为反向五点计分，1~5表示由“很高”到“很低”，分值越高表示社会关系排斥越严重。社会文化排斥由题项W01“已完成(毕业)的最高学历是？”来测量，重新编码为五点计分，1表示“研究生及以上”；2表示“本科”；3表示“高中”；4表示“初中”；5表示“小学及以下”，分值越高表示社会文化排斥越严重。社会排斥为四个维度加总求均值获得，分值越高表示工薪阶层受到的社会排斥越严重。社会排斥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419。

社会情绪。本文以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以及未来信心来测量社会情绪，采用题项G406“您对这份工作有多满意？”测量工作满意度，1~5表示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题项N12012“您给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打几分？”测量生活满意度，1~5表示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题项M2016“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测量幸福感，0~10表示由“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将likert十一点计分重新编码为likert五点计分，1~5表示由“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社会情绪由四个题项加总求均值获得，分值越高表示社会情绪越积极。社会情绪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687。

社会治理感知。社会治理感知与政府的治理绩效息息相关，本研究工薪阶层对社会治理感知主要是对政府这一治理主体的评价，公众对社会治理的感知评价往往根据政府工作取得的成绩。在CFPS2020的调查问卷中选取题项N1101“您对去年本县或县级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是？”来测量社会治理感知。1~5表示由“有很大成绩”到“比之前更糟了”，将likert五点反向计分重新编码为五点正向计分，1~5表示“比之前更糟了”到“有很大成绩”，分值越高，社会治理感知越高。

将性别(1 = 男性；0 = 女性)、年龄、地区(1 = 城镇；0 = 乡村)、社会经济地位(1 = 下；2 = 中下；3 = 中；4 = 中上；5 = 上)、健康状况(1 = 非常不健康；2 = 不健康；3 = 一般；4 = 健康；5 = 非常健康)作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使用SPSS26.0和Process V 3.4.1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核心变量的总体特征采用了描述性统计的方法。采用相关性分析，探讨工薪阶层社会排斥、社会情绪、社会治理感知对社会信任的相关性强度。采用Process V 3.4.1中的模型6来测试一系列的多重中介效应。最后对工薪阶层社会排斥和社会信任各维度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探索分析。

表1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与相关矩阵， 表2 为工薪阶层社会排斥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其与社会信任的相关矩阵。社会排斥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r = −0.170, ρ < 0.01)，其中社会排斥的各子维度如 表2 所示，与社会信任均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其中在社会就业排斥、社会福利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社会文化排斥与社会信任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73 (ρ < 0.01)，−0.054 (ρ < 0.01)，−0.199 (ρ < 0.01)，−0.117 (ρ < 0.01)。社会情绪和社会治理感知与社会信任之间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r = 0.282, ρ < 0.01; r = 0.266, ρ < 0.01)。社会情绪与社会治理感知之间也存在正向相关关系(r = 0.174, ρ < 0.01)。由此可见，社会排斥、社会情绪、社会治理感知和社会信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运用SPSS 26.0中的Process V3.4.1插件中的模型6对工薪阶层社会排斥、社会情绪、社会治理感知和社会信任的关系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社会情绪和社会治理感知是否充当中介变量。在对其余有影响变量进行控制的基础上，样本量设为5000人，置信水平设置为95%。

路径系数结果如 图1 所示。工薪阶层社会排斥对社会信任存在负向的直接影响(β = −0.076, ρ < 0.001)。社会排斥和社会情绪的路径系数为−0.132 (ρ < 0.001)，可见社会排斥对工薪阶层的社会情绪感知具有负向影响。社会情绪和社会信任的路径系数为0.191 (ρ < 0.001)。由此可知社会情绪在社会排斥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β = −0.025, ρ < 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30, −0.021]，其间不包括0。

社会排斥对社会治理感知的路径系数为−0.145 (ρ < 0.001)，可见社会排斥对于社会治理感知具有负向显著影响。社会治理感知对社会信任具有正向积极影响，路径系数为0.117 (ρ < 0.001)。由此可见社会治理感知在社会排斥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β = −0.017, ρ < 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21, −0.013]，不包括0。

社会情绪和社会治理感知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234 (ρ < 0.001)，可见社会情绪与社会治理感知之间正相关，积极的社会情绪将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治理感知。且在社会情绪和社会治理感知在社会排斥和社会信任的关系中存在的链式中介效应(β = −0.004, ρ < 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05, −0.003]，不包括0。由此可知社会情绪和社会治理感知在社会排斥和社会信任的关系中存在的链式中介效应。

下面，进一步分析社会排斥各维度与社会信任之间的相关性。由 图2 可见，社会排斥的四个维度：社会就业排斥、社会福利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社会文化排斥对人际信任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066，−0.059，−0.170，−0.139。即当工薪阶层在社会就业、社会福利、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中受到的排斥越多，其人际信任度越低。其中社会关系排斥和社会文化排斥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较大，系数分别为−0.170和−0.139，社会关系排斥和社会文化排斥更加会降低人际信任。社会就业排斥、社会福利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社会文化排斥对政府信任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035，−0.035，−0.171，−0.037。其中社会关系排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最大，社会就业排斥、社会福利排斥和社会文化排斥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力基本相同。总体可见，在工薪阶层社会排斥各维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中，社会排斥各维度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要大于政府信任，同时社会关系排斥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