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新县委农村工作(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该县数字乡村建设建立年度任务清单，并由县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数字乡村建设组”专责小组负责详细工作，按期完成“周工作清单”，为辖区村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顶层设计方案。(来自30岁男性工作人员提供的纸质材料)当前N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较好进展。第一，N村每家每户基本都接入移动、电信和广电其中一家运营商的宽带网络，并在村中实现居住区全域100%全千兆5G网络覆盖。第二，该村接入所属乡镇“雪亮工程”，在村内主干道路安装天网监控，搭建“大数据 + 平安乡村”的治安格局，为预防边境突发事故与防控违法犯罪起到积极作用。第三，上级乡镇政府对包括N村在内的边境线村庄进行应急广播数字化改造。“应急广播由人工智能系统独立控制，每天适时播放乡镇人民政府边境安全注意事项，以及进行必要的政策宣传与普法教育。”(40岁男性工作人员)

数字党建可以丰富党员教育、监督、管理形式，大新县利用数字技术集中在党建宣传工作上，但仅限于政府门户网站公布。N村党员工作学习及与群众的日常交流多依赖微信群、QQ群和“钉钉”等线上会议平台。被问及村内是否存在数字党建平台的运行时，“我们知道有这种东西，但目前村里面并没有相应的线上平台供党员干部学习工作”(40岁男性工作人员)，数字党建引领在N村面临基础条件相当落后和作用严重削弱的问题。

N村重视基层传统治理模式向数字化、智慧化变革，通过组建微信网格群，使村民以最快速度了解村中事务，在村务公开上除传统的宣传栏公布之外，还通常由老一任有名望的村委会成员或党员结合微信群进行宣传，有效增强了村民群众对村务的意识，并提高了他们监督村两委工作的能力。此外，村民参与本村事务并没有相应的线上平台，“只有微信群，我们村民大多数时候做农活，还有那些出外面去打工的，都不能及时看群里面发的信息”(45岁女性村民)。由于村民经常从事务农及外出务工或经商等工作，较少关注微信群的消息动态，导致了基层治理效率的降低。而N村的网格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群众村务参与度低的问题。以村党总支部书记为网格长(第四级)，各自然屯屯长和村委会其他成员为下一级网格员(第五级)，会同屯内各村民小组中的党员户形成交叉网格，进行动态管理监测、村内安全防护、村中事务公开等一系列工作。

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是长远之计，也是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之策。N村特色产业是生态稻螺、澳洲坚果、生姜、甘蔗等，而近年来，田螺稻米销售、边境往来商贸以及外出务工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其中田螺养殖面积达到100余亩，N村目前正在尝试进行电子商务人员的培训，已采办直播设备，印发统一的田螺网上直播销售的专用话术供直播人员练习。“每年寒暑假，广西部分高校会以本村为社会实践活动基地，派该校大学生前来体验正式的网上直播。”(66岁男性村民)然而由于没有电商直播技术层面的人才长期支持，加之稻螺共生技术遇到瓶颈田螺产量并不能持续增加，该产品被限制于微信群和朋友圈向周边村镇进行出售，网络销售规模尚小。因此，N村当前停留在电商培训的探索阶段，没有建成完整的直播带货、电子商务全产业链，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运销等环节和文创旅游服务等领域融合发展的应用程度也同样偏低，将数字技术运用到帮助农产品走出大山，引导村庄特色产业资源走向广阔市场仍然任重而道远。

N村地处大新县德天跨国大瀑布与名仕田园景区中部，存在一定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该村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涵盖了山水、农田、旧村貌、红色文化等，以数字化技术赋能文创旅游蕴含巨大发展潜力。村中英雄人物故事和边境斗争历史，是村民引以为傲的文化名片。“从记录着数十年峥嵘岁月的一张张照片、一件件物品与一行行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地村民勇于为祖国献出热血与一切的伟大精神。”(35岁女性工作人员)村民委员会计划以“互联网 + 旅游”的新模式发展数字旅游，挖掘本村自然土地资源和红色革命历史，借助数字技术重构文化产品，乘上互联网的东风创建旅游新村。“本村打算与线上的旅游、出行这些平台合作，搞农家民宿项目，开展稻田绘画和农耕体验，让更多人都能慕名来到我们村。”(45岁男性工作人员)多维度呈现村庄景点、多样化展示村庄特色文化，数字化赋能在N村具有极高的内在渴求。“但是目前仍有许多亮点没能够开发，资金和项目物资筹备不到位，而且并没有专业人员来帮助，我们迫切希望政府和相关企业能够来到村里支持。”(45岁男性工作人员)缺少专业人员进行旅游开发的长足规划，是制约N村文创旅游业发展的严峻问题。调查还发现，尽管观光与娱乐设施建设效果良好，但是交通工具缺乏、食宿服务场所欠完善等“硬件”设施在相当程度上阻碍该村旅游业的发展，N村距离建成完备的旅游配套设施仍有较大距离。

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否有序推进，乡村干部和民众的认知情况与接受程度至关重要 [12] ，当前N村数字乡村试点存在理念与现实差距巨大的矛盾，加上相关配套设施及制度滞后，造成党建数字化转型、乡村干部数字素养和村民参与观念的缺位偏差。传统党建的数字化转型，重点在于技术、治理、人才体系的构建 [13] ，而在N村的数字化治理实践中，基层数字党建引领严重缺乏上述三大体系的支撑。而且数字化项目开发缺乏整体性规划设计，其针对性与可行性鉴定未完成也阻碍了工作进度安排。乡村干部的数字化操作更多停留在电脑手机的基础性常规性办公，对于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工具进行大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网络安全防护、文化知识学习储备等方面依旧不足，其自身数字素养和能力有待加强。由于农民自身认知水平和职业发展受限，在推进数字化治理时面临着农民自主失语的困境，例如村民微信群发挥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发布通知和传递信息，鲜有村民通过微信群寻找权责人员反映情况或处理问题；村干部指导村民运用手机安装便民服务软件，以及进行信息采集工作时并不顺利。因此，须进一步改善村民对数字化的认知与接受度。此外，N村缺乏相关政策导向，致使优质资源短缺严重，对各类涉农主体的吸引力不足，如此又造成了恶性循环，本村条件无法达到满足其他社会主体加入本村数字乡村建设的程度。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主动性，构建综合协同治理体系是当下之急，而推进多元协同共治依旧任重道远。

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技术、资金、物资等是坚实后盾。就N村而言，基于数字乡村试点引起的资源倾斜，当前村内数字化基础性项目建设政策资金支持力度较大。然而，凝结村民与村两委美好愿景的新规划项目，如民宿和农家乐硬件改造等常因资金投入不足，缺少技术支撑体系，缺乏人才保障机制，停留在口头和书面上成为极难实现的“梦想”。这一现实矛盾严重制约着N村数字乡村治理工作的有序开展，究其原因，抵边村的定位是主要影响因素。随着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造成了N村人口由边境向内地城镇转移，当地从事务农和边境贸易等工作的人员减少 [14] ——作为最大生产力的人的减少，相当大程度上限制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落地生根。尽管N村在大新县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村”，但未能吸引更多专业型人才前来聘任，源于该村为边境村地理位置偏僻，距县城路途遥远，相关人才不愿长期留在村内进行建设。并且目前N村的农产品产销与数字技术融合的规模不大，对市场需求认知不足，尚未建成集中的农业智慧化种养殖和加工基地，缺乏吸引企业投入数字化转型的市场规模和潜力，无法有效引起科技公司和涉农企业的投资。

数字化时代扩大了乡村政务、环境监测、就业创业，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普惠性。抵边村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高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工程，能使社会治理根基更加牢固。当前，供给无法满足村民多样化需求是N村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现状的主要特征。N村在电子村务财务的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村级卫生室的医药管理信息化系统开发，幼儿小学学校教育的多媒体设备引入，垃圾处理与空气、水质和土壤监测的数字化应用等多领域发展均严重滞后。县级开发应用的系统和平台未能完全覆盖到村屯一级，一些系统如电子政务，也只涵盖了部分服务内容，无法满足全面保障村庄居民公共服务的需求。文化资源展现形式单一，欠缺多样化传播，也是N村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不足的表现。N村许多本土文化资源依赖传统的展示方式，如民俗节庆、表演艺术、手工艺品展示等，缺乏创新和现代化元素，难以吸引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而且单一的展现形式难以引起乡村年轻人和城市居民的兴趣，一些文化资源面临流失和衰退的风险。手机及其衍生的社交软件的普及，刷短视频消遣逐渐替代了以往村民群聚式的社交活动。尽管利用短视频平台进行文旅宣传逐渐成为潮流，但是N村新媒体文旅实践仍然面临缺乏多样化传播形式的问题，使得乡村文化停留在实体展览上，缺乏形成品牌效应的机会，无法在文化市场中脱颖而出。因此，N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数字化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场景，增强广泛性和创新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数字原住民”群体壮大、党员年轻化、办公数字化，数字党建的发展成为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工具手段和方式方法。技术和平台以及信息安全问题是制约数字党建在N村发展的巨大瓶颈。首先要加强数字党建顶层设计，应由县、乡镇开发设计，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统一搭建党建服务“云”平台，再逐一落实到村一级，形成乡村数字治理“一盘棋”，围绕“基层调查研究、专家咨询建议和上级决策部署”铺设组织架构。要注重多渠道整合资源，例如争取专项资金支持和吸引社会资源投入，或者将一定比例的党建工作经费留用建立长效资金保障机制。在平台开发的过程中，组织专门人员和高校专业团队充分调研区域实际需求，解决适配性问题，确保数字党建供需有效对接。其次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引进和完善数字技术，将农村基层党建重心从主要管理村级日常事务转移到统筹领导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的整体发展。这一领域的改进要因应施策，面临技术、资金、人才和观念等方面阻碍时坚持引进与培育并举、转变与维护并重。再次，通过与“互联网+”紧密结合的党建服务方式，让基层党员和群众可以通过智能设备端口实现获取党务信息、参与党群活动、进行党群交往。最后，提高数字党建系统或平台准入门槛，引入可信可靠可控的高质量数字党建系统，建立专人负责制，对数字党建平台和数据库进行定期安全评估，避免数据泄露等问题，筑牢数字党建安全屏障。提高党建工作人员和基层治理人员对数字党建系统的接受度和熟练度，回应了基层治理数字转型，实现高效工作和安全管理的要求。因此，可以开展包括理论讲解和实际操作演练在内的系统性培训课程，及时收集数字党建系统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基层人员的建议，组织必要的经验交流活动，促进全体基层治理党员干部真正学好用好数字化治理技能。切实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数字乡村治理各领域实践当中，发挥基层治理党的领导作用。

数字乡村美好蓝图的绘就离不开多措并举形成的同向合力，要积极落实多方规划，重视基层调研和专家意见。根据本村屯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明确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将农村电商、智慧农业、数字服务等确定为重点发展项目并寻求政策支持。基于重点规划，优先解决紧缺性问题，补充完善各类基础性项目和工程，使资金能有效利用，人员尽其才能，物资供应有所保障。例如，可以积极争取运营商的大力支持，在通信网络基站建设与智能终端设备配备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提升本村屯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为重点发展项目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此外，顶层设计要有原则，边疆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治理数字化转型为关键抓手 [15] ，推动治理模式创新。一是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特别要学习效仿优秀典型案例，善于接受敢于尝试新事物，并围绕数字技术更新迭代和数字治理新模型应用，构建智慧引领的乡村治理格局；二是追求协调发展，推广城市中的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深化城乡区域协作，扶持县乡镇基层政府和部门强化统筹数字乡村部署，鼓励探索政企合作模式，不断促进整体性高质量发展；三是坚持开放发展，兼顾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以数字化重塑乡土社会，遵循开放共享的治理理念，根本性转变闭塞保守的传统，并立足边疆乡村这一实际，加强跨境各领域合作，实现开放睦边 [16] ；四是遵循可持续发展，数字化优势驱动乡村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可持续发展，要创造紧跟时代步伐的生活方式，吸引更广泛受众群体主动加入到乡村治理之中。将数字化带进乡村地区特别是有力有序推动建设“数字边疆”，是数字乡村治理工作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的重要一环。具体而言，可以派遣基层干部深入广西境内横州市、恭城瑶族自治县等试点地区进行考察学习，同时前往城市观摩数字技术应用的普遍场景与最新成果。通过举办展览会的方式，直观地展现亮点地区的成功经验，促使广大干部群众迅速了解并接纳数字乡村的发展趋势与应用前景，做好转变治理方式的理念准备，从而能够在进行乡村发展规划设计时立足于抵边村实际情况，迎接源源不断的数字治理浪潮。

数字化时代给我国乡村带来历史性巨变，但新时代我国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乡村地区的表现较为突出，边疆民族地区更是战略短板。要使抵边村发挥固边强边功能，除了需要提高村级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的现代化治理水平，还需要认真落实保障边民权益的公共政策制度。高质量发展要求鼓励乡村现代服务业发展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健康、养老、教育、文化等需求。一是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绝不能止步于在村民居住地保证网络覆盖范围和速度，而且要提升空间范围内全域网络覆盖，确保山中、田里、水域也能实现网络良好，以此来保障山林防护和水文监测的精准高效，以及实施精准农业操作；加强数字化设备更新和升级，确保数字化基础设施能够支撑各项功能和服务的运行，从而得以推动乡村的全面发展，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二是数字化重塑和推进乡村公共服务。向乡村引入各类便民服务软件，使“数字政府”延伸下乡，为农民群众了解民生保障、参与建言献策、自主解决自身需求与提升现有生活质量提供便捷平台；开展“互联网+”模式融合教育、健康、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等，推动远程教育医疗服务、在线农业科技培训服务、文化资源共享服务均等化 [6] ；解决公共服务数字化供给侧与需求侧难题，提供更加贴心、优质的服务，同时优化服务环境端，打造舒适、便捷的服务环境，并形成监测反馈端的良性循环 [17] ，实现服务的持续改进和提升，共同推动边疆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三是以数字乡村助力沿边城镇化。数字手段的天赋优势是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切实有效地解决边疆乡村所面临的公共服务供给难题；城镇化的巨大优势在于集约技术、服务等，对于促进边疆乡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通过搭建数字化城乡综合管理平台，集成公共服务城乡统筹规划、资源配置管理功能，将抵边村作为重要节点实施沿边城镇化战略 [18] ，为民族团结凝聚更强力量，有利于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对外开放实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增强戍边功能与对外辐射能力。

乡村治理的科学性、精准性和高效率需要各类现代化资源作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夯实技术、资金、人才三大支撑体系基础，对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构建健全数字技术支撑体系。基层政府可以根据边疆村落实际情况出台更多惠民政策，以政策为依托，加强数字技术、设备等的帮扶力度，比如为村委会治理工作站与村民合作社在安装智慧管控系统和人工智能等设备上给予一定比例的费用补贴。凝聚各社会组织合力，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导科技公司和社会企业加强本村屯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文化资源展现传播等方面的技术支持。二是完善建设资金支撑体系。加强政策扶持的同时，相应地通过政策导向增加财政资金支持，不仅明确支持方向，如办公用品的迭代、文旅宣传的创作、生态环境的整治等，而且要根据村落实际需求和发展重点，确定不同领域的资金分配比例。投资者信心和金融稳定性是影响边疆乡村治理资金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位置偏远、基础薄弱等短板严重制约着投资者的意愿，另一方面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引起心理层面的压力作用，最终影响投资决策。针对性的措施是持续以政策导向推动金融服务下乡常态化，设立商业银行乡村服务点，增强金融服务普惠性，包括发展农村信贷、农村保险、农民合作社等，为村民提供便捷高质的服务；注重对数字乡村建设项目的评估，并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投融资模式规范化、资金使用效率优化。三是加强人才培养和输送体系。开展数字技术与数字化社会治理培训，培养一批懂农业、懂经营、懂技术的新型农民，培养一批善于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治理实践当中的乡村干部。教育引导村中年轻学子学成一技之长回村建设家乡，通过加深年轻群体对基层的认识，吸引更多年轻骨干加入到本村建设；出台福利政策引进高校人才，例如市场营销、计算机技术专业优秀学生，“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盘活涉及农村的要素供给，加强技术、资金和人才支持，为数字乡村治理提供优质的资源支撑，为抵边村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当前，农业、乡村中低端制造业、乡村服务业的数字赋能效应，使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逐步加快的势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融入乡村经济，拓展产业数字化应用势在必行。但是，在未纳入数字乡村试点的地区，难以形成规模有效的数字产业经营方式，也几乎无法建成资源集散的物流中心，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产业基地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所致。产业规模有限固然会使配套设施入驻与企业投资引入的吸引力大打折扣，由于专项扶持和外来投资均要考察初创投入、发展潜力、基础稳定状况以及发展前景与规划等，许多乡村因此尚有远路要走。而且乡村产业遭遇的生产中断、销售不畅等情况时有发生，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并不能实现建设性沟通，如农户不知道消费者的需求，销售商不反馈市场即时的信息，物流企业不清楚乡村市场的潜力，成本问题、运输问题、风险问题、信息共享问题、质量管控问题、协同创新问题等始终被摆在乡村数字治理的突出位置。要破除上述困境，须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要促进农业科技现代化。引入科技集团的数字农业基地与“智慧农业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围绕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环节对农业进行全面数字化升级。依托大数据的跟踪处理追溯技术，实现农产品从农民育种到配送至消费者手中的全程溯源，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以打出品牌效应。二是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引进互联网认养农业、休闲体验农业，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创意体验项目。可以利用自媒体及网络社交软件进行文旅宣传，并推广线上导购、移动支付、虚拟互动等技术手段，提升乡村旅游的服务水平与体验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三是加快乡村“三产融合”。构建数字化农村综合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整合农业种养技术、中低端产品制造、市场供求信息、农产品交易、文体娱乐活动等海量信息和多种服务功能，促进农村资源和服务的融合共享。推动农村电商与产品产销有效对接，鼓励直播带货和快递物流合作社或个体户开枝散叶，丰富农村经济结构。

激活多元主体参与是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也是推进乡村数字化治理的重要抓手。要在深化协同治理，坚持政府牵头各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充分调动多方积极性，发挥各自主体优势作用。一是强化农民主体地位。要坚持村民自治和农民参与作为乡村振兴内驱动力 [3] ，培养提升广大村民群众的数字素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自主意识。比如，实行“数字乡村积分制”管理，对村民在环境卫生、文明行为、志愿服务等方面，对基层干部在工作绩效、服务群众、学习提升等方面的表现进行累计积分，按期举行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或颁发荣誉证书等奖励的活动，激励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二是筑牢信息化支撑。积极将线上信息交流平台融入网格化治理，应较大程度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有效丰富乡村治理手段、充实乡村治理力量，提高解决村民困难诉求及矛盾纠纷的效率。参与度在乡村治理中处于关键核心位置，必须重点引导村民提高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水平，增加其获取数字资源的便利条件。可以设计简洁、易用的平台，让村民能够轻松上手操作；通过建立“数字乡村议事厅”，村民可以直接在移动智能终端或其他网络平台，参与对村庄建设项目、公共资源分配等乡村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三是构建协同治理体系。加快形成以村干部、基层政府、涉农企业与村民的多方主体融合协同共建的全新治理格局，增加高校、工商、金融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19] ，并建立协同治理规则约束，保证多元主体融合共治有序进行。这其间要注意处理好利益、权责和协作的问题。可以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或者引入听证会制度，让各主体能够充分表达自身诉求、阐述意见并提出建议；建立详细的权责清单并予以公示，同前述，在“数字乡村积分制”管理制度下，各主体可选出代表组成监督考核小组，定期对各主体的治理行为进行评估和考核，依据实际治理结果实施奖惩措施；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拓宽各主体之间的沟通渠道，及时就推进工作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从而更加高效地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数字赋能实现乡村智治共治善治，要使治理主体学会利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处置海量的工作数据，重塑农业农村农民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