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形而上学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它是对世界本质、存在、宇宙、灵魂和上帝等终极问题的深度探索，旨在为人类提供关于世界整体的根本性理解和认知框架。从古希腊哲学时期开始，形而上学便已发端，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对“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研究，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真实而永恒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们通过对理念的认识来把握真理；亚里士多德则将形而上学定义为研究“第一因”和“存在本身”的学问，探讨事物的本质、原因和目的。

在中世纪，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神学紧密结合，上帝成为形而上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形而上学的主要任务是论证上帝的存在和属性，为基督教信仰提供理性基础。到了近代，笛卡尔的二元论将心灵和物质视为两种独立的实体，开启了近代哲学对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关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则认为宇宙由无数单子构成，每个单子都是独立的精神实体，反映了整个宇宙的秩序。这些思想家的探索丰富了形而上学的内涵，使其在哲学领域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较于古代思想家，现代哲学巨匠们独具慧眼，从全新的维度再度剖析形而上学，具体而言，他们依托认识论的路径，力图破解形而上学(即本体论)的深奥难题。现代思想界已摒弃了那种仅对“本体”或“实在”进行直接界定及其存在依据的宣告性架构。他们树立了认知与理智的威望，各自基于独特的认知法则，深入探究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内在联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构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近代的哲学家们把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提到了首位，并且明显地区分为经验论(怀疑派)和唯理论(独断论)两大流派，两派在认识论问题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独断论的视角下，人类的理智具备自主性，无需借助经验即可探寻宇宙的起源、灵魂永恒及上帝存在等关乎事物终极本质的一系列超验性难题，无需审视人类理性的本质，便武断地认为人类对超验事物拥有全面认知，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导致形而上学体系根基薄弱，极易陷入无止境的辩论与冲突；相对地，怀疑论者反感独断论构建的霸权体系，坚信所有知识源自感官的经验，对理性独自把握超验领域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怀疑论作为一种颠覆性学说，旨在消解形而上学，力图撼动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的根本。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对立，尤其是休谟对独断论的诘难，启发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反思。

休谟立足于其哲学基石——“一切观念都来源于印象”这一彻底的经验主义理念，将因果关系的本质探讨巧妙地转变为对因果关系起源的探究。他主张一切知识皆源于感觉经验，然而，对于感觉经验的来源究竟如何形成，我们唯有保持缄默。感觉经验无法逾越自身界限去探寻其根源，故而我们对于感觉经验的起源——究竟源自外界事物、内在自我，抑或是神明赋予——这一疑问，唯有悬置不决，保持沉默。因此，休谟主张哲学不应涉足超越人类认知范畴的议题，诸如存在、实体等，借此方式，他将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探讨予以摒弃。

休谟还要理性阐释，为何因果之间的联系源自先天，且具备必然性？他认为，关于因果律的认知绝非源自先验的逻辑推演，而是彻底源自实践经验的积累，即经验是其唯一的源泉，理性无法揭示因果关系的奥秘，唯有经验的积累才能发现其中的联系。在此，他进一步追问，那些源自经验的种种论断，其根基究竟何在？在他看来，我们的一切经验结论都是以未来将符合过去这一假设出发的，根据看来相似的原因，我们便期望相似的结果。换言之，因果关联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联结，它仅仅建立在事物概念频繁重合的基础之上。基于此，他指出，事物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可被揭示的因果链条的必然性，他将必然性的因果链条诠释为主观惯性的必然性，此举实则抹杀了因果关系的客观必然性，毕竟，所有关乎现实事务的认知无不根植于因果关系的基石之上。

休谟的怀疑论对形而上学的冲击是巨大的，他通过对因果链条及归纳推理的深刻质疑，暴露了人类认知的模糊性与边界，从而使得传统形而上学所竭力探寻的关于宇宙本源与法则的绝对确定性知识变得遥不可及。休谟的质疑不仅撼动了形而上学的根基，也对人类理智与认知能力构成了严峻考验，进而引发了对真理知识可能性的质疑。这使得康德不得不承认：“就是休漠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尽管形而上学遭遇了怀疑主义的猛烈冲击，然而怀疑论者所秉持的浓重经验主义色彩，却常常使得这种质疑本身成为众矢之的，原因在于这种质疑未能触及形而上学的核心要害。康德起初便指出，休谟的怀疑论未能关注到知识所依赖的先天形式条件。在他眼中，休漠的质疑聚焦于因果观念是否能够被理性先天性地加以思考，换言之，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是否存在可能性。双方的争论焦点在于科学认知是否依托于理性而得以实现，换言之，即探讨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的问题。休谟质疑因果联系源于理性，从而构成对理性本身的自我否定。然而，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并非悬而未决的议题，因此，休谟的质疑在他笔下被巧妙地转化为探讨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对理性进行的一场深刻自省。他进一步阐述，为破解休谟的难题，必须构建一套“先验性哲学”体系。

传统形而上学探讨的核心议题主要是两大领域：其一是本体论范畴，聚焦于探究终极层面的客观实体，诸如宇宙全貌、灵魂本质、神祇及自由意志等议题；其二则属于认识论范畴，旨在为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奠定真理性的哲学基石。然而，自古希腊时代绵延至今，诸多思想家在探寻这两大谜题的答案时，依旧陷入了无果的迷雾之中。康德指出，过去的哲学家之所以无法提供解答，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受某种思维定势影响，错误地设定了问题的方向。康德提出，过去的哲学家普遍主张人类的知识应当与对象相契合，然而，由于该对象始终处于我们认知的彼岸，这一难题始终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解答。因此，他认为恰当的途径是将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联彻底颠覆，并非我们的认知去迎合客体，而是客体必须顺应我们的认知框架，换言之，人类为自然界设立法则。由于客体是通过主体固有的认知结构而被揭示的，因此，这种与主体固有认知结构相契合的认知便具备了普遍的必然性，这正是康德所倡导的哥白尼式变革的核心所在。

康德进一步指出，历来的哲学家们不断借助理性之力构筑形而上学的庞大框架，然而，他们却未曾对理性本身进行深入的审视与探究，“在形而上学方面，对形而上学真理的研究，我们似陷入迷惘状态” [1] 。形而上学“比所有其他科学更古老更稳定”，它还“没能走上正确的科学道路”，“还需要我们寻找标准”，“仍旧停留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 [2] 。因此，他主张必须对理性本身展开深入地审视，亦即探究理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胜任这一使命。唯有对理性本身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方能界定人类认知的疆域与边界，进而将形而上学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分，此乃构建新形而上学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康德强调，一旦批判性原则得以确立，便能将形而上学的虚饰彻底剥离，批判犹如一把精准的标尺，为我们界定真伪的界限，将真知与幻象截然划分。借此，那笼罩在无限整体或本体论之上的神秘面纱，就会彻底从人类理性的庇所中撕去，进而引领形而上学踏上科学的康庄大道。

康德深刻认识传统形而上学的窘境，萌生了构建新型形而上学的设想，此设想意在为形而上学探寻崭新的路径，使得形而上学能蜕变为一门科学。在康德的观点中，未来形而上学的可行性根植于对人类理性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基石之上。他主张，唯有借助批判性分析，清晰界定人类理性的能力和界限，才能规避传统形而上学的武断与质疑倾向，从而为形而上学的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石。

为达成重构形而上学的宏伟愿景，康德认为，其首要任务是要对理性自身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摧毁旧的形而上学的大厦，为未来的形而上学清除障碍。康德将理性(广义的理性)区分为几个层次：感性、知性、理性，他认为，人的认识的形成正是在于感性和知性的关系中，感性提供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知性运用其先天的能力将感性经验合成知识即运用先天的知性范畴来综合感性材料形成知识。同时，知性的这种综合能力只局限于经验界，如果一旦超出经验界的范围运用知性范畴去把握超越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就必然陷入一种幻象。因此，康德主张，虽然物自体不可被认知，却仍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他将知识局限于现象层面，旨在为信仰预留空间，为构筑纯正的道德体系预留地盘，为构建道德的形而上预留地盘。比如人类的自由，这是不能在现象领域内被认可的，但它在实践领域中却可以是实在的。所以康德宣称“我必须限制知识，以便给信仰留地盘”。整个《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将知识范畴内的内容严格界定，同时为信仰、伦理及实践理性的存在预留空间。如此一来，康德的形而上学思想便完成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重心转移。康德凭借其理智的双手，将形而上学推入了崩溃与绝望的深渊，随后又借助其实践的力量，将形而上学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为其指明了全新的发展方向。上帝、灵魂和宇宙作为知识对象的学问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理性的崇高追求却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它们是知识的调整原则；另一方面它们还具有道德价值，能满足人类精神的需要，巩固道德的基础，指引着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与自由。于是，一种崭新的形而上学即道德形而上学便由此诞生。

康德认为，德行与幸福的关系是先天综合在“至善”中的。“至善”作为至高无上且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善，乃是有理性者矢志以求的终极目标。道德作为善，其价值仅在于配得福祉，它仅是福祉和谐的最高前提，却尚未达至“至善”之境。然而，“至善”本质上是一个涵盖幸福、无条件的综合统一体，旨在达成道德与幸福的完美融合。德性不能产生幸福只是就感性世界而言的，在超感性世界的本体之中，德行与幸福是统一的因此，他主张实践理性凌驾于理论理性之上，并提出了“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三个作为达成至善不可或缺基础的实践理性假设。在道德领域中，人的自由性构成了实践理性的核心与道德法则的基础，而灵魂与上帝仅作为道德必然性的前提条件。人类才是自然界的真正主宰，唯有出于自身道德实践的需求，才在主观层面预设了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康德对实践原则的两种表述进行了划分：即假言命令和直言(定言)命令。前者乃是指如果要达到意志的目标，就一定要做某事，行为只具有工具的价值：后者乃是不提及其它目的，这一行为也必须实行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完整的价值。假言命令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它是主观的准则，与意志的经验内容相关，只对个别主体有效；直言命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它是客观法则，与理性的普遍形式相关，适用于一切理性的意志。道德命令乃是基于纯粹理性之上的立法形态，摒弃苦乐中介，直接铭刻意志的绝对律令。其表述如下：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行动。犹如理论理性的运用，实践理性的运用同样也催生辩证法。一方面，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类，渴望摆脱经验的束缚，依赖于实践理性的指引以抑制内心的私欲与情感冲动；另一方面，作为感性个体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追寻幸福的彼岸，渴望满足内心的私欲与情感需求。如此一来，道德与福祉便形成了对立的两极：追求享乐者未必具备高尚品德，而品德高尚者亦未必能尽享人生之乐，这正是福祉与道德之间难以调和的悖论。

康德提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者难以融合，唯有预设了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朽，它们才可能在超验的彼岸达到和谐统一。于是，至善便成为康德伦理学所指向的终极归宿，而这一归宿实质上等同于宗教信仰。理性的超验性运用，在知性层面必然催生出三大理念：灵魂、宇宙、上帝。传统形而上学的误区在于将实体误认作表象，将难以言表的玄妙之物视为认知的对象，将抽象理念等同于实际存在，由此衍生出诸多虚幻的假象。他强调，传统形而上学的演绎过程完全是受先验错觉的误导，进行的“虚假论证”。理性天生便怀揣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渴望跨越经验的界限，去探寻那超越感官所及的未知领域。人类的天性对理性的认知领域并不满足，对有前提的事物亦不甘心，它渴望掌控那绝对、无拘无束、涵盖一切的，最为完满且浑然一体的存在。然而，理性范畴仅限于在表象领域内发挥作用，仅能适用于感性直观及时空框架下的具体事物，却无法触及本体层面，也不可用以界定超越经验的自在之物。“实体”或“自在之物”并非源自感官体验，若试图跨越现象层面去界定实体，以有限之物去框定那无垠的整体，必将陷入自我矛盾与谬误推理的泥潭。在康德的伦理学三部曲——《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其共同使命便在于确立实践领域的至高法则，并阐明道德法则为道德行为的根本原理，均致力于构建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自然的最终目的是人的世界，是超出自然的道德的人。康德的物自体在认识论中是感性来源、认识界限和理性理念，处于不可到达的“彼岸”。这个“彼岸”在道德实践领域，却是康德认为能对现实起作用的“此岸”，限制知识是为了高扬道德。康德哲学的最后归宿乃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康德创建新的形而上学，就在于探求人生的意义和归宿，获取人性的自由和完善。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康德哲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其的哲学体系中，自然与自由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自然领域受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一切自然现象都遵循着严格的因果律；而自由领域则是人类道德和实践理性的领地，人类凭借自由意志做出道德选择和行动，不受自然因果律的束缚。这种自然与自由的二元对立给哲学思考带来了诸多难题，如何实现二者的统一成为康德哲学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康德通过道德目的论，将自然视为一个有目的的系统，巧妙地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康德的目的论判断力在解决其哲学体系中自然与自由、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提供了重要支撑。

康德通过目的论判断力为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的统一开辟了独特路径。它以反思性判断力为本质，通过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为自然与自由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自然的合目的性包括形式合目的性和实在合目的性，前者在审美判断力中使我们感受到自然与审美情感的契合，后者在目的论判断力中用于解释自然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展现出自然的内在秩序和目的。道德目的论对自然形而上学的提升体现在赋予自然以道德意义，打破了机械论自然观的束缚，使自然成为人类道德发展的重要源泉和背景。同时，它实现了自然与自由的统一，通过将自然视为有目的的系统，将自然的合目的性与人类的自由意志相结合，为人类在自然中实现道德实践提供了可能。正如新康德主义者那托尔普说：“我们只有回到康德，然后才能遵循着哲学通过他安然获得的基本认识的方向，继承着永恒哲学问题因他而深刻化的纯粹结果，进而向前迈进 [3] 。”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学生创新基金项目招标课题“新时代提升我国宗教事务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ZFZJX202307)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