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对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正因如此，近年来，该部著作的研究也成为一大热点。梳理《批判》的研究现状、总结成果、发现不足，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认识文本内容、创新研究视角，以实现对著作更为准确全面的理解。

(一) 写作时间考证

《批判》最早发表于192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GE版)第一卷和《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三卷中。在俄文版第三卷中，梁赞诺夫考察1841年到1844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比较手稿内容和其他著作，提出手稿写于1843年2月之后，且此时的马克思已读过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文 [1] (pp. 227-228)。对此观点，尼·拉宾表示支持。他于1960年撰文考察该手稿的写作时间，认为《批判》是马克思结束《莱茵报》的工作之后撰写的，且主要完成于1843年夏天。其依据有三：其一，在写作《批判》时，马克思对待生活现象的态度表明他已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在莱茵报之前和在此工作期间，他还没有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其二，1843年夏天，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研读了各国历史的著作，而这些具体材料被直接运用到手稿的最后几节中，因此《批判》的写作不可能早于1843年夏天。其三，在手稿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之间，马克思没有写过任何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著作，所以，他从《莱茵报》退出之后批判黑格尔的导言就是这部手稿的导言 [2] (pp. 71-78)。1976年，在第二版的《青年马克思》一书中，拉宾再次强调手稿均写于《莱茵报》以后。但之后在其执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一文中，他一改之前的看法，指出手稿一部分写于1842年 [1] (pp. 227-228)。

拉宾对手稿写作时间的考证与修正和泰·伊·奥伊则尔曼的观点相似。在第一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中，后者提出马克思写作《批判》的时间不早于1843年3月，但在第二版中又改变了之前的观点。奥伊则尔曼根据马克思在1842年与卢格和奥本海姆的通信、给费尔巴哈的信件等内容，认为《批判》的写作在1842年就已经开始，但完成于1843年。而非马克思主义者胡兰特同样根据马克思在1842年与卢格和奥本海默的通信内容论证了手稿的写作时间，但却得出了与奥伊则尔曼完全不同的结论。他则认为手稿的写作时间是1841年4月至1842年4月，这时马克思还未在《莱茵报》撰稿 [2] (pp. 71-78)。

MEGA2的编辑专家陶伯特对写作时间的考证与梁赞诺夫和拉宾无异。他考察了马克思从事黑格尔法哲学研究的过程，指出马克思于1841年11月至1842年9月撰写了《批判》一文，但这篇文章没有流传下来，发表的著作则是1843年春夏季的结果，而较早撰写且未流传下来的1842年手稿则是1843年《批判》的准备材料 [3] 。

总体而言，关于手稿的写作时间存在着两个不同时期的观点，即在《莱茵报》撰稿之前和退出该编辑部之后，但手稿写于《莱茵报》之后已成为主流观点，且得到了文献考证较多的支持。

(二) 手稿中的世界观萌芽及费尔巴哈的影响

国外学者对《批判》的研究，较多关注其在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将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和对其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学者们认为，在费尔巴哈的直接影响下，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神秘主义，指责黑格尔把观念作为第一的东西，将现实的主体变为抽象谓语，从而颠倒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虽然接受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判断，却与黑格尔相反，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与现实的人密切相关，国家、国家事务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对二者关系的恢复成为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开端，在这一过程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得到学者们一致的认可。

如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认为1843年春以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前史，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依据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批判性的颠倒，指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个结论潜在的包含着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阐述，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大致相同，是后来马克思“未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上第一个起始的原理” [4] ，因此《批判》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质的变化，开启了唯物史观的新阶段。在马克思思想转向的过程中，主编《莱茵报》期间所遭遇的物质利益问题的严重冲突是决定性因素，费尔巴哈只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加速了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化过程。

普列汉诺夫也指出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释始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5] 。拉宾对《批判》于马克思世界观转变中的意义判断与巴加图利亚一致，同时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有区别于费尔巴哈之处。他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指出，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去掉了黑格尔法哲学在具体历史上的思辨的神秘的镶边，将其哲学中的伟大之处重新颠倒过来，从而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得出了与黑格尔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一结论则为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开辟了道路，而费尔巴哈虽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之处提出批判的第一人，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不像费尔巴哈以宗教思辨论和一般哲学观点为对象，而是抓住了其著作的所有部分，包括社会和思维的学说 [6] (pp. 148-157)。麦克莱伦则强调虽然费尔巴哈没有从社会历史的维度批判黑格尔的哲学，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明显受到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直接影响 [7] 。

以上研究，从马克思思想演变的过程考察了《批判》在改造马克思世界观方面的意义。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无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程度如何，其对后者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不仅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更是超越了费尔巴哈，与费尔巴哈的批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上关于费尔巴哈影响马克思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这也得到了恩格斯的确证。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了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文对马克思的影响：“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 [8]

(三)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问题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批判》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的差异以及马克思超越黑格尔之处则是这一研究的重点。

意大利哲学家德拉·沃尔佩通过对卢梭等法国哲学家政治思想的研究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在其研究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专著《卢梭和马克思》一书中，他指出《批判》是马克思最初最重要的完全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著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过批判，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先验的、唯心主义的而且一般说来思辨的辩证法的‘神秘方面’” [9] (p. 154)，创立了与黑格尔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的辩证法”。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神秘的辩证法，从对这种纯粹概念的辩证法的批判中，马克思得出三个结论：一、现代代议制国家的“普遍等级代表”是一种政治幻想，这个“等级”作为部分不可能代表人民和国家普遍利益；二、“普遍事物”这一资产阶级的、黑格尔的概念做的具体批判考察显示了“庸俗经验论”的范例，这一批判证明唯物主义对一般先验论的批判是正确的，也证明需要以一种哲学—历史的概念或社会学—唯物主义的概念取代哲学—思辨的概念 [9] (pp. 153-163)。

以色列学者阿维瑞纳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表明后者在将现实的社会组织理性化的同时，忽视了人的关系的社会背景。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不能从概念上脱离他的社会背景，任何关于个体的有意义的句子都必须同时关涉他的环境，从这种观点出发，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原子式的个体模式，即他在个体中仅仅看到其物理特性，而忽视了个体本身的社会含义。阿维瑞纳认为，在马克思的话语中，黑格尔是将作为唯物论领域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唯心论”对立起来的，而代议制就是黑格尔弥合二者裂隙的努力。马克思批评这一有局限性的代表制方案，指出推选代表是为了服务社会的普遍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却是社会特殊利益的无耻代表。通过对黑格尔方案和马克思批判过程的分析，阿维瑞纳得出结论，马克思正是通过证明国家的客观任务就是众多的特殊利益打着共同利益的旗号行事，最终使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大厦轰然倒塌。此外，阿维瑞纳指出，为了论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马克思还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变动关系，从这一历史角度出发的考察证明黑格尔所阐明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只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而黑格尔没有注意到这种历史的变化，试图通过恢复阶层来弥合二者分裂的策略是注定要失败的 [10] 。

德国学者伊·鲍威尔和阿·利佩尔特认为马克思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是从探求“国家本质”和从哲学观点阐述“国家观念”的任务出发的，他积极研究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的问题，既肯定黑格尔将二者的分离看作一种矛盾，并为实现普遍东西和特殊东西的统一而付出的努力，同时又批判黑格尔试图克服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方案只是从表面上解决这一矛盾。对马克思而言，马克思解决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主要问题是对国家本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点上，爱·甘斯的观点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前者从市民社会本身不可能上升为国家和自由同业公会可以保护“被释放的劳动”可以不受“工厂主的统治”这两个前提出发，比黑格尔更具体地接近了国家怎样才能抑制市民社会的问题，从而促使马克思去批判分析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马克思赋予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问题以重大意义，他从事物的本性出发来阐述国家的本质，同时拒绝从抽象思辨的原则出发、拒绝局限于实用主义的政治判断，这使马克思越来越接近唯物主义的立场，从而使其对该问题的研究根本区别于青年黑格尔派和社会主义理论 [11] 。

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以上研究揭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马克思和黑格尔在这一问题的分析上，表现出唯物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立场之间的对立。正是两种立场之间的差异，导致二者在同一前提下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四) 手稿与其他著作的关系问题

除了对手稿中核心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以及《批判》对于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意义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批判》同其他著作的关系问题，比较集中关注该著作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以下称《笔记》)的关系。

在对写作时间的考察中，拉宾指出1843年夏天，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研究了有关各国历史的著作，将《批判》与该《笔记》对照，可以发现著作最后几节是对笔记研究具体材料的直接利用。这些笔记对《批判》的影响体现在马克思对等级制的分析和关于城乡对立原理、特别是关于贵族院的最后一节。在拉宾看来，这一内容一方面表明《笔记》对马克思写作《批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对黑格尔法哲学中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深入化，马克思感到历史方面的知识不足，这是他研究历史著作的直接原因 [2] (pp. 76-77)。在之后的著作中，他继承了这一判断。作者考察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对奥波尔特·兰克编辑的《历史政治杂志》中关于“旧世界是新世界的真理”等的运用，得出结论：“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得到的具体材料对马克思进一步编写《1843年手稿》的工作起着重大作用，它不仅为马克思提供了新的经验的论证，而且也促使他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所研究的问题的本质” [6] (pp. 174-175)。

陶伯特也从《笔记》和《批判》的关系出发，考察后者的写作时间，但在二者的关系上却得出了与拉宾相反的结论。陶伯特认为在《批判》中，马克思关于国家、等级、中世纪、长子继承制、法国革命等言论需要有基本的历史知识和坚定的立场，但运用的论据只能证明马克思具有非常广博的历史知识。虽然笔记标注的时间是1843年7~8月，时间上与《批判》同时，且论题上与其有联系，但不能由此推论出《批判》直接利用了这些笔记，特别是如果马克思为了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专门写了笔记，那么在其著作中就可能利用过笔记的内容，但事实并不是如此，相反，他是在之后的《论犹太人问题》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直接摘引和抄录了笔记的内容。在两者的关系上，陶伯特认为比较可靠的看法是：《克罗茨纳赫笔记》本来是用来推动“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的” [12] 。

《批判》全文收录于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并于1962年出版单行本。但在80年代之前，这著部作并没有得到较多的关注，在中国知网上，也只有3篇相关论文。80年代开始，它出现在高等学校哲学教材或者相关专著中，其内容多为对整部著作的一般性简介或通论性研究。与此同时，部分论文也聚焦于马克思思想转变以及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进行了专题性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继续探讨思想史地位以及国家观的基础上，视野不断延伸向民主思想的挖掘、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考察、政治哲学、法学等相关领域。

(一) 通论性研究

我国首部公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完成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是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实现的。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立场阐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明确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并且肯定了私有财产对政治国家的支配作用。虽然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的概念，但是他明确提出了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的原理，这成为马克思接近唯物史观的标志。

1985年，孙伯鍨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用9页篇幅介绍了《批判》。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是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的，通过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马克思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这一观点虽然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极为重要，但由此就认为马克思在此时已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其中的唯心史观并不是马克思此时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主要对象。此外，作者认为，通过考察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过程就可看到马克思虽然力图用唯物主义分析国家和法的问题，但在根本的观点上还停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阶段，只有突破这一范围，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13] 。

(二) 思想史地位考察

对于《批判》的地位的考察，主要是从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观点对马克思思想的转变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角度展开。主要有“开端论”、“成熟论”和“拔高论”三种评价。韩丽君是“开端论”的代表，她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观点与后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一致，是唯物史观创立和形成的开端，而市民社会理论的提出也进一步表明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14] 。段忠桥也强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已有唯物史观的成分，是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开始 [15] 。

王东和林锋同样将该著作看作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源地 [16] 。在之后的文章中，林锋更是将其视为马克思早期的成熟作品。他认为《批判》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唯物主义矛盾辩证法思想等，这些思想并非是不成熟的，恰恰相反它们正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科学思想；从内容上看，《批判》与马克思后期的成熟著作之间在相关观点和思想上基本一致，与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一脉相承，其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不是马克思后来抛弃的旧哲学观点，而是其创立的新哲学思想和观点，且马克思本人在后来也对该著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因此，不可将《批判》定义为“不成熟作品”，它作为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而创作的第一部实质性著作，对他后来完成哲学使命、实现哲学革命有着不可估量的思想价值和理论意义’” [17] 。

唐正东则对《批判》中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持有异议。他充分肯定马克思经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实现的哲学方法论上的转向，但对马克思在此时所达到的唯物主义水平则持怀疑态度。在作者看来，马克思此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只是借鉴了费尔巴哈的观点，本身并不具有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进行全面批判的学术能力，他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也只是停留在一般唯物主义的水平，距离历史唯物主义还有差距，而认为此著作中已包含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则是对著作相关内容的过度解读和拔高，是用后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追溯此处思想的结果 [18] 。

对于《批判》的地位考察，尽管学术界对此时的唯物史观处在何种阶段还存在不同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批判》中确实包含着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也是马克思同黑格尔在国家观上的差异并超越黑格尔的方面之一。

(三) 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是《批判》中的核心内容，对考察马克思此时唯物史观的水平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张双利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代表了一种普遍观点，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扬弃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结果。一方面，马克思从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出发，通过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逻辑的、泛神的神秘主义”、否定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即王权、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析，拒绝了黑格尔统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方案；另一方面，又吸收了黑格尔市民社会具有非伦理性的判断 [19] 。此外，对该理论的研究呈现多视角切入的特点。

蒋红考察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原则，而对二者分离的探索则意味着该理论的初步发展 [20] 。韩立新对该理论的考察则以马克思从国家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入手。他指出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是引导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之一。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近代概念，其次它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这一范畴以国民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正是因为感受到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意义，从而转向了国民经济学领域。但此时的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还没有突破黑格尔的框架 [21] 。

邹诗鹏谈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区别。作者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利己主义的社会，而马克思是在人类一般物质条件的意义上理解市民社会的，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市民社会本身就是近代以来的产物 [22] 。与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统一于国家的理解不同，马克思还原了市民社会的经济性质，指出它总是与一定的地域、宗教、民族等因素相关，因此是历史生成的，而非一成不变 [23] 。

(四) 政治哲学研究

从政治哲学视角研究《批判》是近年来考察该文本的热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探寻《批判》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学者们对《批判》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意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奠定了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基础。欧阳英认为《批判》虽然是马克思未完成的手稿，但从遗存的内容看，这部著作完成了政治哲学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作者剖析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过程，剖析前者对黑格尔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问题的批判与超越以及对法、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阐释，认为《批判》是“马克思走出‘新理性批判主义’而正式开始批判法的形而上学的重要开端” [24] ，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李淑梅则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意义已超越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范围，实现了其哲学思想重心的转变，是对形而上学体系化哲学的颠覆。通过揭示黑格尔法哲学与形而上学体系的内部关联，马克思“使政治哲学从体系化哲学的架构中摆脱出来，初步实现了研究主体由观念向现实的人的转变，初步创立了新的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25] 。

二是以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价值规范为中轴，讨论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丁雪枫强调在《批判》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他指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揭示出人民是国家的价值主体，先有人民后有君主；民主制优于君主制，且民主制的主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等观点，因此该著作包含着马克思“爱民为民而非治民的行政伦理观和主体自由平等的立法伦理观” [26] 蕴含“民贵君轻”的政治价值取向。陈雷则考察了马克思哲学批判所蕴含的正义观，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中发现了君主制的不正义，从而在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君主和‘群氓’的对立中提出了人民正义的观念” [27] 。就政治哲学的视角而言，目前研究中关于《批判》蕴含的人民主权和民主理论思想得到相对较多的研究，而其他规范性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五) 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研究

在《批判》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考察也是一个重要课题。俞吾金曾指出《批判》是理解二者关系的最密切的文本之一 [28] 。在这一关系的认识上，学者们普遍认同在《批判》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方法，批判黑格尔在国家学说上的逻辑颠倒，确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对黑格尔思想特别是国家学说既有肯定又有批判。黄学胜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在批判、突破和重构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基础上实现的，前者对后者的批判指向了其思辨哲学的根基。虽然马克思认可黑格尔弥合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倾向，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努力建立在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实际上是对普鲁士专制国家的抽象肯定。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从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看待二者的分裂，将黑格尔颠倒的关系再度颠倒过来，创立新唯物主义。他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和改造及其取得的成果为真正理解现代世界的分裂及普遍规范的重建，奠定了可靠基础” [29] 。

仰海峰则认为马克思虽然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黑格尔国家观逻辑颠倒的错误，但他尚未彻底理解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哲学分析，而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深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因而也就无法超越黑格尔。只有经过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马克思才能真正实现这一超越 [30] 。对此，李佃来持有相同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介入始于阅读黑格尔的“法哲学”，此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界定基本还在黑格尔的框架内。1844年之前，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还停留在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范畴内，没有做出经济学的分析 [31] 。

鉴于该著作主题的丰富性，还有学者从法学、社会治理、《批判》的语言学转向以及马克思和古典自由主义等角度出发对其进行了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该文本的研究视角。如安秋亭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社会治理思想的特征》一文中提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得出了人民治理的理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推翻资产阶级的官僚政治后，将实行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32] 。这一观点虽然没有突破民主理论的框架，但为从新的角度理解《批判》的民主思想提供了思路。

从上述内容可知，随着对《批判》研究的不断深入，该著作的研究也从早期思想史地位和马克思思想转向的角度日益扩展到法学、政治哲学等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哲学的勃兴促使对《批判》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该著作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有深入和拓展的空间：一是加强理论争议点的研究。在持续的研究中，虽然学界对著作的写作时间、思想史地位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和继承等方面已有了基本的共识，但在其他问题上也不乏争议之处。如周嘉昕在分析了《批判》中有关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国家关系的问题后指出，在《批判》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但他对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和国家关系的讨论已经触及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33] 。而仰海峰认为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接触到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此外，学者们对此时马克思所达到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也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为进一步廓清思想迷雾，准确合理地理解文本内容，需在存有差异甚至对立的观点上进一步深化考察。二是加强规范性价值的挖掘。《批判》中蕴含着青年马克思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思想的理解，而现有研究多关注其民主思想，对其他内容的考察较为粗略，缺乏细节性分析和系统性论证，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