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妥善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对⼈类的繁衍生息和社会和谐进步至关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类对自然的态度从最初的敬畏自然转变为视自然为可操控的资源，自然界逐渐被人类视为改造、征服乃至主导的对象。作为马克思生态思想萌芽的重要著作，《手稿》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还初步勾勒了社会主义理论框架。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全球范围内，都因过度追求经济发展以及缺乏对自然的认知，引发了众多生态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思考，对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和推动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

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既包含合理之处，也因浓厚的唯心主义倾向而具有局限性。一方面，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的范畴下论述了自然观。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自我异化的精神” [1] ，指出自然界可以被视为绝对精神在其自我运动过程中的某个阶段。针对这一理论，马克思指出：“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 [2] ，肯定了自然界具有客观实在性，是真实可触、可感知的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自然观相较于机械自然观有所超越。黑格尔首次指出人与自然是不断变化的，且二者具有紧密联系，马克思吸纳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中的辩证法精髓，强调自然界不应被视为绝对精神的产物，而是可感知的外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撇开唯心主义框架，黑格尔的自然观从自然与人统一的整体视角，对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辩证回答。但黑格尔自然观中的辩证法思想并非直接揭示自然界的本质，在对自然界、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上，依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抽象与思辨表达。

(二) 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理论对自己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手稿》序言中，马克思就提到：“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 [3] 。费尔巴哈在探讨自然时，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强调了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从而打破了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局限。他主张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存在，这一见解对推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费尔巴哈在理解自然时，深刻认识到自然界对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所有科学均植根于自然界基础之上，马克思肯定了这一观点，提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3] 。然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也具有局限性，他主张自然界是静止的，完全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与此相反，而马克思则认为自然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与人类社会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人类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生存资源，同时，自然界在人类社会的影响下不断经历着“人化”的变迁。

《手稿》的生态思想聚焦于人、自然和社会三者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深入探讨人与自然应有的和谐共存之道，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索了解决这一危机的可能路径，并描绘了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手稿》中丰富的生态思想不仅展现了马克思早期生态观念的超越性预见，也为其后续生态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社会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在《手稿》中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视为其生态思想的基础问题，把自然放入社会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

首先，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2] 。一方面，自然界不仅是人类获取物质资料的源泉，也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前提。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而产生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2]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给了人活下来的权利，还是人类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另一方面，自然还为人类提供了艺术创造的材料。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到，“从理论领域来看，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 [2] 。人可以通过主体意识对现实存在的物质进行观念上的改造，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阳光等等都可以激发人类的创造灵感，赋予它们精神层面的意义。

其次，人是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2] 。即人与其他生物一样，不是由宗教的某位神所创造的产物，也不是由某个抽象精神外化的产物，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现实自然。马克思认为人是有生命的自为的存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人不仅进行自我塑造，同时也改变了自然的形式，并且随着人的发展也不断扩大了可改造的范围。在这一过程中，自然逐渐被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人的自然属性日益融入社会属性之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在《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了“个体是社会存在物”的观点，指出“社会中的人”才能称之为人，并在此基础上谈其自然属性。人无法离开社会单独存在，一切实践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人产生联系。人无法孤立于社会之外，其所有实践活动均会与他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作为现实存在的人，是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既是对象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的存在，这构成了人的本质特点。因此，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融合体，是现实的、具体的，同时也是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最后，社会实践将人与自然相统一。一方面，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了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演变。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处于未开发状态，即“自在自然”，此时自然尚未进入人类视野，是人类活动尚未触及的领域。自在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随后，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活动逐步增强了与自然的互动，将自然纳入了人类历史进程，自然逐渐转变为“人化自然”，成为人类认识发展及实践活动的基础，具有先在性。另一方面，实践实现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社会的历史的统一。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人类逐渐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借助工具提升生产效率，持续挖掘和探索自然界的可利用资源。被工业改造过的自然界是人经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所扬弃后形成的，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工业的发展展现出来。对人类而言，自然界仅在人类存在后才具有现实意义，缺乏人的价值体现，自然便失去历史性。因此，正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将自然置于历史视角中，使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统一于社会历史进程。

(二) 异化：人与自然走向对立

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论证了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异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即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的重要观点。

首先，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劳动本质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不再是单纯的人类活动，而被扭曲为积累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在其著作《手稿》中深入探讨了这种异化劳动的现象。他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出发，剖析了“工资”、“资本利润”及“地租”的本质，指出资本的核心追求在于利润最大化，将一切可转化为财富的“物品”都赋予货币价值。这一追求直接导致劳动的异化，人类原本自由、能动的本质特征被剥夺，人与自然环境——其劳动的场所及生产资料的来源——之间的关系也形成一种对立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的比例生产的” [2] 。资本主义体系下，人的原本自由自觉的劳动被异化劳动所取代，劳动转变为一种强制性的、仅用于维持基本生存的手段。工人们从事的劳动变成机械性的重复作业，人类的创造力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磨，与仅能执行本能活动的动物相差无几。当工人与其劳动成果形成疏远乃至敌对的关系时，这也意味着他们与感性外部世界，即自然界之间，同样建立起了一种异己、敌对的状态。

其次，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在机器大工业时代，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急剧膨胀和生产速度的飞速提升，劳动力需求的激增使得劳动力本身也商品化，工人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力来维持基本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来获取剩余价值，以此积累资本。掌握着社会大部分财富的资本家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他们将获取的利润中的极少部分用于个人消费，而将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这就导致了资本家财富与工人贫困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消费领域，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的相对不足形成了尖锐矛盾。资本家沉迷于奢华生活，而底层劳动者在资本家的压迫下辛勤工作，同时受到资本家生活方式的诱惑，进行透支、提前和过度消费。马克思强调了消费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 [2] 。资本家为了刺激消费、扩大生产规模，必将采取各种手段，这一过程不仅加剧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对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造成了破坏。生产的无限扩大必然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因此压榨无产者也就是压榨自然界，这些资源没有真正实现为人所用，而是在奢靡浪费中被挥霍殆尽，本应被人类合理处理的资源却被转移到自然界中，过度消费产生的废弃物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生产的无序中逐渐走向了对立。

(三) 共产主义：人与自然重归统一

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的哲学的关键在于其不会孤立的、片面的看待人，而是将人、自然和社会视为紧密相连的整体。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并提出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的途径在于重建人、自然与社会三者的和谐统一，进而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首先，消除异化现象。原本，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和谐共生的关系，彼此满足需求，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平衡。工业发展驱使人们不断向自然索取资源，以满足资本家对利润的无尽追求。但是自然资源的供给量是有限的。这种无限制的需求与自然资源有限供给之间的冲突，最终因人类的智慧和技术优势而偏向人类一方，却导致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恢复生态的平衡状态，这必须调整生产结构，按需生产，从而逐步消除这种异化现象。

其次，根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财富集中于私人手中，导致一部分人凭借着掌握的生产资料对他人实施统治，缺乏生产资料的人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即表现为劳动的异化现象。马克思通过剖析私有制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要想消除异化现象，实现人与人的本质相统一，就必须使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只有从根本上消除私有制问题，才能缓解人与自然相对立的问题。但是私有财产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异化劳动问题的解决。

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往往相互依存、协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首先保障的是资本家的利益，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而资本家的天性导致了异化劳动现象的出现。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消除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才能相统一 [4] 。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纷争将不复存在，人类不会为了争夺自然资源而采取极端行为，生产活动也将摆脱私人控制，恶性竞争彻底消失。劳动将成为人们自由自觉的选择，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将随之化解。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矛盾的最终化解，也预示着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彻底消除。

(一) 《手稿》生态思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手稿》中全面而辩证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劳动为中介将人和自然进行连接，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他既从人对自然的依赖中确认了人的存在，也从自然对人的影响中肯定了人的价值，对人与自然进行了精准的定位，进而揭示了二者的本质。面对当代生态危机，马克思从社会层面剖析，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受压迫、不平等待遇以及资本的肆意扩张，是造成环境承载极限的根源。因此，马克思认识到，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双重解放，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基础，也是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内在统一的必要途径。这一理论观点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性发展，它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与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主要内容首先包括“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问题置于文明兴衰的高度来理解，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生态观” [5] 。其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唯有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才能确保经济乃至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再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优劣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质量，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则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性发展，它秉承了马克思的系统思维方法与理论体系，展现出全局性的视野，深刻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要性。

(二) 《手稿》生态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方略

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直接关系到全球各国人民共同福祉。《手稿》中的生态思想深刻探讨了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和解的重要性，这些论述为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它指出，个人的价值实现离不开社会，同样，人也是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对自然进行保护，个人总是要依赖于社会，个人的力量也无法独自完成自然的保护工作。人类与社会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相依相存。这一思想不仅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共同认识，还激发了树立和强化全球生态观念、提升全球生态安全意识的必要性。面对生态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生态危机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威胁着全球的自然环境和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因此，各国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生态挑战，以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和人类的长远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对全球性问题的深思熟虑，全面剖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崭新的蓝图。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倡导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巧妙地将马克思《手稿》中的生态智慧融入全球发展进程，深化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生态共同体理念的认识，让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致力于维护各国共同的生态利益，积极践行全球生态观念，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中国不仅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宝贵智慧，还通过实际行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系列举措，无疑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态问题已成为跨国界、跨文化的普遍议题，不再是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孤立挑战，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考验。马克思的《手稿》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深刻剖析了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关系，构建了以劳动为基础、从社会历史视角理解的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不仅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其后续演进的重要源泉，并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马克思《手稿》中的生态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深刻启示。它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为解决现实生态问题提供了积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思想，为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手稿》中的生态思想也启发了全球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各国携手应对生态挑战，共同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完善，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