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技术异化是指人类在创造和使用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过程中技术逐渐脱离人类的控制，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的力量，并对人类产生反制作用。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尤为明显，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数字空间生产中的技术异化表现为技术工具与人的难以统一，以及技术变革引发的文化冲突。数字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竞争、价值增殖与积累席卷社会各方面，推动生产力发展，但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也造成技术晦暗与异化，带来数字化生存困境。要化解此困境，需反思技术异化现象，明确根源，扭转技术方向。技术本身的中立性与社会价值导向的复杂性也导致了技术异化的产生。技术在被应用时往往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导致其发展偏离人类的预期。因此，根除技术异化的根源，翻转技术发展方向，我们必须推动技术朝着服务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

“内卷化”在今日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与当前社会背景具有深刻的联系。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异化劳动本质。“内卷化”现象下，工人劳动技能不断加强，迫使工人休闲时间无限压制，最终加剧劳资关系更加不平衡。

具体而言，首先，数字技术激发劳动范围的全域化开发。工业时代，机器设备的替代作用使除了成年男工之外，女工、童工等不同形式的劳动力甚至前现代闲散的劳动力都转化为资本效劳的劳动力。数字化时代，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中介作用，将自身的增殖和再生产过程升级为开放的、“无边界”的社会生产关系。传统劳动在网络平台“无实体规模化”的媒介下，搭建起资本对劳动统治的“无距离”的超链接形式。借由此，传统劳动过程被最大限度地吸纳进资本的势力范围，并被资本增殖的“异己规律”所同化和吞没。数字技术还催生了“生命政治劳动”“受众劳动”“产消者劳动”“免费劳动”等将主体的情感交流、消费、游戏、休息和娱乐、休闲等日常生活活动转变成为资本增殖效力的新型劳动类型。所有这一切，将劳动范围极限泛化到“至大无外”的境地。与工业时代一样，信息技术“无上限、无止境”的互联互通作用满足了资本“无边界、无极限”的增殖欲求，而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也在“无边界”和“无限制”的自由竞争中更加失去自我和自我对劳动条件的支配和占有。

其次，数字技术统筹劳动时间的全天候在线。一昼夜24小时都占有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 [1] (p. 297)在数字化时代成为现实。数字技术消解了传统固定化的“生产时间”与“消费时间”的边界，消弭了死板机械化的“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界限，打通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而且还把人们用来审美和休闲的闲暇时间全部置换为工作时间 [2] 。睡眠时间的减少和移动办公设备的24小时在线，终结了业余和自由休息的时间，剩下的只有由数字资本导引和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受制约的劳动时间。

最后，数字技术促进劳动形式的全方位统括。“无酬数字劳动者、高收入和高压力贵族知识工作者、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工人、泰勒制呼叫中心雇佣工人、泰勒制硬件装配工和制造者、奴隶采矿工人和其他工人” [3] ，构成了全球总体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劳动过程，这一过程曝露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关联的劳动形式和劳动结构。最主要的是，在数字技术架构的层级分明的劳动结构和劳动过程中，既有奴隶采矿工人似的传统的资本剥削和劳动异化，也有像无酬数字劳动者和贵族知识工作者似的新型的资本剥削和劳动异化。就传统的劳动异化形式而言，专断、恐吓、强制、威胁和屈从、痛苦、失去、非现实化是其最重要的表征，而就数字型的劳动异化而言，自由、精明、友好、诱惑和激励、迎合、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是其最有效的剥削手段。强制我劳动并使我发生异化的剥削者消失不见了，相反，干劲十足的自我强制和心甘情愿的自我剥削成为数字时代资本隐秘而艰险的逻辑，而数字劳动异化也表现为“自我实现，实现至死。自我完善，完善而亡” [4] 。虚假的自由和自我实现还消弭了劳动者的所有反抗，资本隐匿地扩大和再生产着异化、非自由和不平等的生产劳动关系。

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加速并不指向人们的真实需要和真实需要的满足，相反，技术被资本调用用以满足资本价值增殖和不断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由此造成消费需求的虚假过溢。

首先，产品更新加速——由于市场竞争导致技术变更异常过速。在前现代社会，东西的消费和使用是基于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因此，“东西只有在坏掉或无法运作时才会被替换。而且就算是替换，也是以相当规律的步调，借由再生产出形式上或多或少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替换” [5] (p. 61)。资本开启的现代社会则完全相反，基于使用价值的消费让位于基于消费价值的商品交换，资本对最大化剩余价值的欲求要求资本不断提速生产节奏和缩短流通时间，这种不断的提速和加速产生了一种商品的“丢弃结构”，即“物理消费已经被道德消费替代了。人们几乎是在东西坏掉之前就换掉它们，因为创新的高速率，让这些东西在它们的物理寿命结束之前，就已经落伍、不合时宜了” [5] (p. 61)。技术加速造成过度更新。前现代基于使用价值消费，现代则为消费价值交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速生产与流通，产生“丢弃结构”，技术更新旨在制造消费噱头与增加附加值，如智能终端设备快速“过时”，资本借此增加销售额与运转速度。资本不断用技术加速度淘汰自己的商品，用自我革命的方式增加商品销售额和加速资本自身的运转。

其次，兴趣偏好推荐——技术不断压缩个体隐私空间。技术推荐实现智能推送，极大地暴露我们的隐私和兴趣偏好。数字化平台如抖音、快手、淘宝等一些列软件通过消费场域转移，大数据精准记录消费者信息，将其变为数字信息和消费数据，再通过监控预估消费行为，提供智能推送，操控消费者意志，终结其自由选择。这样，“人们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搜索都会被存储下来。网络上的每一步都被监视和记录。……数字化的行为习惯，准确地刻画出人们外在和内心的图像，这比我自己刻画自己要更加全面、准确” [6] 。资本在某些野心家操控下，再经过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的打磨下，人们由生动复杂的消费个体变成了简单均质的数字人和消费数据，网络的数字化记忆不仅能刻画出人们的数字化形象，更能通过每时每刻的数字监控对人们的行为举止、浏览偏好和消费习惯进行准确的预估和研判，在消费者进行网页浏览和商品购物时适时地提供相似商品、组合商品和满减诱惑等智能推送，本来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自由平等合理的交换彼此需要的物品，但大数据不费吹灰之力在润物无声中操控和引导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和自由意志，大数据终结了消费者的自由意志。

最后，数字便捷支付——让自我不知不觉中过度消费。技术便捷引发不当消费，特别是数字化支付使人们对货币失去真实感受，网络贷款与便捷支付致超前、过度、透支消费，商品符号价值引发炫耀性消费，人们陷入消费陷阱，错认资本需求为自身需求。度小满、拍拍贷360借条等网络贷款形式和数字化支付方式使很多人不顾自身实际收入和现实偿还能力而陷入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和透支性消费的陷阱。由于一些商品的符号价值具有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和指认功能，因此符号化的炫耀性消费也使很多人陷入到非理性化奢侈消费和虚假消费的泥潭，甚至形成消费依赖和消费成瘾，迷失在资本编织的消费景观之中无法自拔。消费已经成为实现社会控制和规训的有效形式。“今天，人们不再为自我需求而是为资本去工作。资本产生的是它自己的需求，人们却将此误认为是自己的需求。” [6] 这其中，正是虚假过溢的消费和补偿性的满足替代了人们真实合理的需求，并使人们错认资本的需求为自己的需求。

技术异化还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产生了超越时空限制的数字化虚拟交往，引致了社会交往虚拟泛化的消极后果，使人感觉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实际上让人沉迷于虚拟空间交往的快感之中。

首先，数字技术的交互性和超链接使物理空间的远距离在社会交往中越来越不显眼和越来越不重要，数字化时代，“空间上的邻近，对须保持亲密的社会关系来说，不再是必要的。……社会关系的远近与情感上的亲密与否，跟空间距离已经毫无关联” [5] (p. 58)。甚至可以说，数字技术改写了物理空间的概念定义，它使物理空间的远距离战胜了社会交往关系的近距离，人们常见身处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的人们之间的静默和疏离，却执迷于数字化虚拟世界或与另一时间和相异空到手或者还没拿到手就已经被宣告“过时”了。资本不断用技术加速度淘汰自己的商品，用自我革命的方式增加商品销售额和加速资本自身的运转。

其次，沉浸自我世界陶醉。数字技术的虚拟化和沉浸式利用自由的幌子鼓励人们以自我展示和自我曝露的方式参与到数字化网络世界的建构中，形成了数字化的“超信息”和“超交际”的透明社会。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虚拟化、美颜化和沉浸式激发了人们对于理想人物和交往模式的无限憧憬和遐想，引发了个体对自我魅力和自我完善性的虚拟自信，人们留恋于数字化虚拟空间编织的完美童话世界，而对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在真实社会关系中出现的“瑕疵”显露出不耐烦和无法忍受的极端态度，人们疏于现实的语言交流和情感维护，“死宅”和“群体性孤独”成为数字化时代社会交往的一种常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模拟化交往不能真正替代现实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法得到生物与生物之间碰撞产生的化学情愫。

最后，数字技术在社会交往中的广覆盖和强应用使无法触及和使用数字化智能设备的人群在社会交往中处于被疏离和被排斥的边缘境地，产生了数字化交往中的弱势群体。更严重的是，在数字化交往方式强势进军的今天，个体生命更多地显示为数字化符号，而不拥有数字化智能设备就意味着其个体生命有时候是无法显示的，这种数字化和大数据的“弱显示”或“不显示”不仅限制了人们现实的工作、出行和生活、医疗等行动，最重要的是，这种个体生命活动在资本统筹和监控之外，无法被纳入资本增殖的范畴，因而是不受欢迎和不被允许的。

异化概念最早由黑格尔提出，用于描述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复归过程。“异化”一词最初是从宗教教义中引申至世俗生活场景，意指脱离、疏远、让渡。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它正式成为一个哲学概念，用于描述“自我意识外化的历史运动” [7] 。费尔巴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将其应用于宗教领域，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则将异化理论应用于劳动和技术领域，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与技术产品之间的关系逐渐疏离，技术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和压迫劳动者。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技术的资本化和工具理性的扩张。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导致了技术的异化。

正如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一种动态的、整体性的、矛盾性的社会形式。” [8] 作为一种殊异于其他要素和社会形式的社会关系，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最大化和永恒化。竞争、动态的竞争关系既是资本追求价值增殖最大化和永恒化的工具和手段，也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最大化和永恒化的障碍和阻力，而支撑竞争消解或成就资本增殖优势的背后真相就是技术和动态化的技术变革。技术的创新和效率原则满足了资本对“价值生产率”和价值增殖空间最大化的吁求，因而成为资本寻利最有力的杠杆和支撑。而被马克思视为将机器技术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背后驱动力的残酷的经济必然性的正是资本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以维持竞争力 [9] 。对技术而言，技术的意向结构规定了技术应用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技术的应用逻辑 [10] ，这一科学论断有力地驳斥了“技术中性论”的错误主张。机器和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实体，“它们是用于特定生产机制的生物政治工具，这种生产机制为某些特定实践提供便利，同时阻碍其他形式的实践” [11] 。同时，机器和技术本身也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由历史过程和社会过程塑造” [12] 的力量，对技术本质的理解，既应该剖析技术的属性和意向结构，也要将其“放置于它所在的社会关系中” [13] (p. 260)，“明确它是谁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为谁服务” [13] (p. 261)。这就回到了资本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上来，追求价值增殖的本质决定了资本对技术的调用，而资本对技术的调用又规定了技术的价值取向和应用逻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 [1] (p. 508)资本对技术的征用以及技术效率对资本价值增殖的成全，使资本与技术的联袂勾结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大议题和最显著的特征。

数字技术曾被寄予厚望，如今却带来诸多问题。资本追求价值增殖最大化与永恒化，竞争是手段与阻力，技术创新满足资本对价值生产率的追求，成为寻利杠杆。技术非中立，由社会过程塑造，其应用逻辑取决于所在社会关系。资本调用技术，规定技术价值取向，二者勾结是资本主义显著特征，矛盾源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现如今，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劳动过程变成了自我剥削的内卷化倾向。自我展示和自我暴露的交往过程变成了自我剥夺的全景监控。自主选择和自我沉浸的消费过程变成了自我确证的扭曲过程。数字技术形成了新的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引发了新的技术垄断和技术宰制，造成了新的技术权力和技术排斥，由此形成了数字时代的技术异化图景。要超越技术异化，需从资本与技术根基入手，消除根源，秉持技术向善理念，构建超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