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力量，其人生价值观的研究意义重大。在社会转型加速的背景下，他们的价值观呈现出独特性，成为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早期研究重点集中于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就业稳定性等物质层面，随着社会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世界，尤其是人生价值观的探索逐渐增多 [1] 。

在研究方法上，质性研究通过访谈、观察等方式，深入挖掘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和心理变化，揭示出他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对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认可的强烈渴望 [2] 。量化研究则构建测量指标体系，分析各类因素对其价值观的影响，但在量表的精准度和适用范围上仍需完善 [3] 。

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状的研究，在作者之前编制的量表基础上 [4] ，本文将正式编制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观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人生价值目标维度10个题项，人生价值实现维度8个题项，人生价值评价维度11个题项，家庭因素影响量表6个题项，社会制度因素影响量表5个题项，社会环境因素影响量表7个题项，个人因素影响量表4个题项。本文目的是使用该正式量表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修正的项目总相关系数(CITC)来检验量表题目的一致性，并以Cronbach’s α系数值来检验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信度。本文的标准是以CITC值小于0.3，且删除题项后可显著提升Cronbach’s α系数值来衡量题目。所涉及的统计结果均由SPSS19.0计算提供。依据SPSS计算出来的CITC值以及Cronbach’s α系数值，根据上述的标准，在初步量表 [1] 的分析之后，删除了“人生价值实现量表”的题目1个，“人生价值评价量表”的题目1个，“社会制度因素影响量表”的题目2个，以及“个人因素影响量表”的题目1个，最终这6个量表保留的题目数分别为5、7、6、3、7、3。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量表题目的CITC值的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表1 至 表6 所示：

最终的《人生价值观调查问卷》包含人生价值目标维度6个题目，人生价值实现维度4个题目，人生评价维度6个题目。

本研究在云南省地区共发放问卷1568份，问卷回收之后，在进行数据的录入以及对填写不完整或者不认真填写的问卷的剔除之后，最终共保留的问卷数据份数为1202，问卷发放的有效率为76.66%。

本研究中最终形成的《人生价值观调查问卷》包含两个量表：人生价值观量表和影响因素量表。而人生价值观量表又包含了人生价值实现分量表和人生价值评价分量表；影响因素量表则包含了家庭因素影响分量表，社会制度因素影响分量表，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分量表以及个人因素影响分量表。这两个总量表和各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如下 表7 所示。

从 表7 数据能够清晰地看出，本研究所运用的分量表，除人生价值实现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505、个人因素影响分量表为0.573之外，其余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均在0.60以上。而两个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分别达到了0.649和0.814。在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认可当Cronbach’s α系数达到一定标准时，量表具有可靠的信度水平。本研究中各量表的系数值符合这一标准，这充分表明本研究所编制的量表具备一定的信度，进而可以推断，本研究基于该量表所测得的数据以及分析得出的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需要指出的是，人生价值实现分量表和个人因素影响分量表，虽然经过了统计的优化，但是信度值还是偏低。在后续研究中，应邀请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领域专家，这些专家需在农民工研究、价值观研究或相关量表编制方面有丰富经验。所以，可以请这些领域的专家依据研究目的和相关理论，逐一评估量表中每个题项对相应维度测量的代表性与充分性。比如，对于人生价值目标维度的题项，专家需判断其是否全面涵盖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持有的各类人生价值目标，像物质追求、精神追求、社会地位追求等方面是否都有涉及。对于专家提出的不具代表性或重复的题项，进行修改或删除；对于某些维度涵盖不足的情况，增加新题项以完善内容效度。

本研究中，人生价值观量表的建构效度详情可通过 表8 呈现：

由 表8 数据可知，在人生价值观量表中，大部分题项展现出良好的测量特性。除题项CC05在人生价值评价维度的因子负荷量为0.370外，其余题项在各自所属的因子层面上，因子负荷量均不低于0.450。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因子负荷量达到这一标准，通常意味着题项与对应因子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能够有效测量目标变量。由此可见，本研究中的人生价值观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吴明隆在《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 [5] 一书中提出：若研究者在编制量表时充分参考相关文献和理论，清晰划分出若干分量表(即层面或构念)，明确各题项的所属层面，并且量表经过专家效度检验与修正，那么在预试完成后，可针对各分量表所包含的题项变量分别开展因素分析，而无需对整个量表进行分析。基于这一理论，本研究在后续对该量表进行效度检验时，选择以各分量表层面为切入点展开分析。具体统计分析结果如下系列 表9 ~ 12 所示。

根据 表9 呈现的结果，其中涉及的6个题项，它们的因子负荷量均在0.450以上。在量表分析中，因子负荷量达到这一数值，意味着所抽取出的家庭因素能够较为有效地反映与之对应的6个指标题项，即这些题项可以很好地代表家庭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表明家庭因素影响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查看 表10 的分析结果，不难发现其中3个题项的因子负荷量均在0.737以上。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量表效度评估体系中，如此高的因子负荷量表明所抽取出的社会制度因素与这3个指标题项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也就是说，这些题项能够精准地代表社会制度因素对研究对象的作用，有力地证明了该量表中关于社会制度因素影响分量表具有出色的建构效度，可以有效测量社会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观的影响。

由 表11 的结果可见，该量表的7个题项，其因子负荷量处于0.487至0.665的区间范围内，且所有题项变量的因子负荷量均高于0.450。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题项能够较好地代表社会环境因素，进而说明抽取出的社会环境因素可以有效地反映指标题项，即该量表在测量社会环境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方面具有良好的效度。

从 表12 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其中3个题项的因子负荷量均在0.711以上。也就是说，这3个题项能够很好地体现个人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由此可以判断，该量表中用于测量个人因素影响的部分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抽取出的个人因素可切实有效地反映指标题项。

综上 表9 至 表12 的分析结果，各项指标符合学者们所认可的标准，可以认为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接下来，研究将充分借助SPSS软件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的统计方法，对云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价值观实际状况展开深入剖析。其中，重点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子方差分析等方法，来探究性别、政治面貌、户籍所在地、学历水平、婚姻状况、是否为独生子女、从事职业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观是否会产生显著影响。在统计分析过程中，若未特别说明，显著性水平统一设定为0.05，以此作为判断各因素影响是否显著的重要依据。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本研究采用的《人生价值观量表》划分为“人生价值实现”与“人生价值评价”两个分量表。“人生价值实现”分量表由5个题项构成，每个题项的分值上限为3分，该分量表的总分上限是15分；“人生价值评价”分量表则包含7个题项，同样每题最高可获3分，总分最高能达到21分。因此，整个《人生价值观量表》的满分为36分。经过严谨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具体结果汇总于下 表13 ：

上 表13 中，M代表平均得分，SD代表标准差，所有数据均按照四舍五入的规则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小数。整体而言，在针对1202名云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统计中，这些农民工在《人生价值观量表》上的得分呈现出一定的分布特征。其最高得分达到33.00，最低得分则为13.00，平均得分是27.9359，标准差为3.32077。进一步细分来看，在“人生价值实现”分量表上，他们的平均得分是11.1007，标准差为1.40974；在“人生价值评价”分量表方面，平均得分是16.8353，标准差为2.61097。

最后，研究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单因子多变量方差分析方法，针对云南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考察不同“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和“学历水平”等因素，对他们在“人生价值实现”分量表得分上造成的差异。具体的统计结果整理在下 表14 中。

由 表14 的数据能够看出，在“人生价值实现”这一维度上，“独生子女”和“收入水平”这两个因素的主效应在0.05的检验水平下均不显著，具体表现为显著性数值大于0.05。这意味着独生子女身份以及收入水平的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人生价值实现”方面的得分影响并不明显。然而，“性别”因素呈现出不同的结果。经检验，F值为4.576，显著性为0.033，小于0.05这一临界值。这表明性别差异对“人生价值实现”的得分有着显著影响。进一步比较发现，女性的平均得分是11.19，标准差为1.39；男性的平均得分是11.01，标准差为1.43，女性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

本研究成功对前期编制的《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观测量量表》进行了实证检验，具有多方面意义。在量表质量方面，经过题项筛选优化，量表在信度和效度上达到一定标准，虽部分分量表信度系数有待提升，但整体可用于测量云南省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观。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发现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学历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实现存在显著影响，这为进一步探究其价值观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女性在人生价值实现上得分更高，不同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学历的群体间也有明显差异，反映出这些因素在其价值观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独生子女和收入水平对人生价值实现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也为后续研究排除了部分干扰因素。本研究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制定相关政策以及开展针对性教育引导提供了实证基础，后续可围绕显著影响因素展开更深入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价值观。

本文系2021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观现状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2022J0405)、2021年度云南民族大学教学研究项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课中的人生价值观教育问题实证研究”(2021JG-041)的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