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沉浸式文旅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政策驱动与技术应用成为研究焦点。国内研究普遍强调政策对沉浸式文旅的推动作用，例如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提出技术融合路径，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 [2] 。同时，中关村中恒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发布的《沉浸式文旅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系统梳理了我国沉浸式文旅的技术应用(如VR、AR)与业态创新，但对区域差异化发展的深入探讨相对不足 [3] 。

另一方面，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有学者提出，沉浸式文旅需通过全息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手段赋能区域品牌建设，但目前的研究尚未充分结合地方文化特色进行案例验证 [4] 。此外，典型案例研究也受到广泛关注，浙江省横店影视城、杭州平行世界文旅综合体等案例被多次提及，重点分析其“影视 + 文旅”“科技 + 宋韵”模式的市场效果，但多数研究仅局限于现象描述，缺乏对游客体验的长期跟踪研究 [5] 。

国外在沉浸式文旅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特点。体验经济理论是国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如Pine & Gilmore (1999)提出的“体验经济”理论，强调沉浸式体验的感官、情感与认知维度，为国内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该理论在应用于中国本土文化场景时，仍需进一步适配性分析 [4] 。在技术驱动的文旅创新方面，美国环球影城、迪士尼的沉浸式项目(如星球大战主题酒店)被广泛研究，其技术标准化与IP运营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国内研究较少深入探讨技术成本与可持续性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国外经验的全面吸收与应用。

尽管国内外在沉浸式文旅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理论框架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国内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因素(如技术或政策)，缺乏跨学科整合(如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的系统分析，导致研究视角较为局限，难以全面揭示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复杂性与发展规律。

其次，区域案例深度不足。以杭州市为例，作为文旅融合示范城市，现有文献对其沉浸式项目的政策落地、企业参与机制及社区联动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使得对区域特色与优势的挖掘不够深入，难以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多数研究依赖定性描述，对游客满意度、消费行为等定量指标的数据挖掘不足，这使得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受到一定影响，难以为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实践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与决策依据。

为确定初始样本容量，我们通过预调查对杭州沉浸式文旅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对收集的量表类数据进行积分制求和，求得积分的 $\bar{x}=81.26$，样本方差 $s^2=961.461$。假设置信度95%，即 $Z_{1-\alpha /2}=1.96$， $\alpha =0.05$，最大允许绝对误差4%，即 $e=0.04$，初始样本量进行计算： $N_0=Z^2{s}^2/e^2\approx 600$。依据不同抽样方法设计效应 $deff$对样本量进行适当调整。通常情况下，分层随机抽样取 $deff\le 1$，我们取 $deff=0.9$，保险起见确定无效问卷率为 $r=15\%$，最终确定抽样样本量大小应为 $N=N_0\times deff/\left(1-r\right)\approx 635$。考虑到实际填写问卷的回收率，我们通过扩大样本量的方式，适当增加问卷数以减小误差，最终确定样本容量为650份。

根据杭州市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杭州市人口主要数据公报》 [6] ，确定各城区人口所占比例，由此进行样本数量分配，如 表1 所示。

在各个城区通过简单随机抽样抽取两个沉浸式文旅项目景点，并将相应数量的问卷等额发放至各个项目地点，如 表2 所示。

在本次分析中，信度分析结果如 表3 所示，各个二级维度以及总体的信度系数均在0.8~1的范围内，这说明本次调研所使用的量表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很好。

对于维度已知的量表，探索因子分析意义并不大，因此我们采用验证因子分析，对沉浸式文旅量表进行CFA模型分析，最终 $CMIN/DF\left(卡方自由度比\right)=4.706$， $RMSEA\left(�差均方根\right)=0.078$，在良好范围内。另外，GFI、TLI以及CFI的检验结构均达到了0.9以上的优秀水平。因此，综合本次的分析结果可以说明，沉浸式文旅量表CFA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在沉浸式文旅量表CFA模型具有良好适配度的前提下，将进一步检验量表各个维度的收敛效度(AVE)和组合信度(CR)。在本次沉浸式文旅量表效度检验中，政治角度的AVE值为0.693，CR值为0.800；经济角度的AVE值为0.658，CR值为0.833；文化角度的AVE值为0.641，CR值为0.854；社会角度的AVE值为0.566，CR值为0.748。因此，各个维度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

具体CFA模型如 图1 所示。

SEM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CMIN/DF=3.605$， $RMSEA=0.065$，在良好范围内。另外，NFI、IFI以及CFI的检验结构均达到了0.9以上的优秀水平。因此，综合本次的分析结果可以说明，沉浸式文旅量表CFA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表5 为本次研究的路径假设关系检验及显著性结果。

续表

注：“***”表示0.01水平上显著。

具体SEM模型如 图2 所示。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以及市民、游客自身的满意度，均对其关于杭州沉浸式文旅的满意度与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政治因素以0.36和0.50的路径系数分别影响满意度和参与意愿，政府的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能提升市民、游客的期待与体验；经济因素以0.70和0.79的路径系数分别影响二者，完善的设施、便利的交通、合理的价格以及较低的消费成本能增强吸引力与参与意愿；文化因素以0.53和0.586的路径系数分别影响，文化氛围、特色活动等与参与意愿和消费欲望相关，自然融合的文化形式更受青睐；社会因素以0.40和0.32的路径系数分别影响，社交价值、服务质量和大型社会事件等会左右参与意愿；市民、游客的满意度以0.83的路径系数影响参与意愿，对各维度细分因素满意度越高，参与意愿越强。

政府可以制定与沉浸式文旅产业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和产业法规体系，做好市场规范并将政府助力最大化合理化。还可以就景点基础建设、招商引资、减少税收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惠民政策，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以调动积极社会力量。此外，政府可以开展部分试点工作，以优秀典例为示范引领，为其他景点发展提供榜样力量。

我国文化自信日益备受重视，政府应当注重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可以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特色文化IP并进行二次创作设计，结合市场消费导向，加强沉浸式文旅项目规划和开发。同时利用本土自然环境，化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以进一步提高杭州文旅知名度，建设特色城市文旅品牌。

区域产业发展离不开企业的支撑性作用。企业应制定人才引进计划，招聘具有创意设计、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等专业背景的人才。同时，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企业应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加大对沉浸式文旅技术的研发投入，如VR、AR、全息投影等。与科技企业合作，引进先进的设备和设施，确保沉浸式体验的流畅度和整体效果。借鉴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建立扁平化的管理机制，提高决策效率。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员工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

企业应积极联合多方力量，合作共赢推动沉浸式文旅发展。可以与政府合作，根据政策的扶持引导，文旅企业之间展开良性竞争与合作。还可以与高校等合作，进行沉浸式文旅的相关效验和文化宣传。此外，需要打造完善的沉浸式文旅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可以彼此协力合作，同时辐射联动其他领域的产业企业，既加强产业合力形成，又创造各领域共生发展态势。

互联网时代，基于高话题度和大流量的社会环境，宣传核心应立足于市场导向。借助新媒体平台和网络社交媒介，可以制作沉浸式文旅宣传片通过线上线下公映加以推广，还可以利用短视频、直播、公众号图文、新闻传播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合理运用大数据算法，让沉浸式文旅真正走进人们生活里。此外，仍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民众参与沉浸式文旅的便利度、意愿度和满意度。

随着沉浸式文旅的文化内核不断挖掘、开发和二次创作，为保障沉浸式体验的有效性，参与者需要提前具备一定文化知识基础。学校可以开展研学活动，以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增强课堂生动性和互动性。学校教育为学生更好地感受沉浸式体验提供基础性保障，同时沉浸式体验为深入了解文化知识带来了新式学习方法，这也不失为沉浸式文旅作强有力的实践性宣传。学校可以与沉浸式文旅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教育资源，如编写沉浸式文旅教材、制作教学视频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

无论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市民游客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社会属性，发挥个人或群体的社会价值。家庭和个人在参与各种沉浸式文旅活动过程中，如参观博物馆的沉浸式展览、体验主题公园的沉浸式项目等。可以提供真实有效的反馈，帮助企业不断改进和优化产品。而在沉浸式体验过程中，我们应秉持正确的旅游态度，了解和学习不同项目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自觉充实自我文化修养。同时，还可以向身边家人、亲戚、朋友宣传沉浸式体验项目，共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