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里士多德提出“实体”以来，主词和谓词的关系一直都以“挂钩式”呈现，即：主词不变，如挂钩一般，后面接续的谓词却是多样的，具有偶然性。由此，西方哲学认为繁杂的万物背后一定有个不变的实体，这也是其后西方哲学对“绝对知识”追寻的由来。空名问题亦是如此，所谓终极的“存在”是否能作为解释性的谓词出现？当前提是谓词只能表述主词相关属性之时，那么作为“存在”若非处于主词位置之上，是否也具有谓词所有的相关属性呢？同样地，若“非存在”处于主词位置之上，是否也具有“存在”所拥有的一切呢？以下面两个句子为例：A. 鲁迅是一名作家；B. 当今的法国国王是个秃子。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是实存的，并且在大多数语境之下是有指称的，但当今的法国国王因其没有现实的存在而是一个空名，因此产生一个问题：命题的主词是否能由一个不存在之物担任？

受布伦塔诺影响，迈农曾采用一种颇具现象学意味的解释。他认为“有些事物是不存在的事物 [1] ”，诚然存在许多尚未经由现实验证而存在之物，但他们在意义世界是存在的。如孙悟空，现实中的确不存在，但为何这一不存在能够成为心理活动的对象呢？由布伦塔诺提出的“意向性 [2] ”出发，迈农及其后来者也将“意向性”运用于此，即：任何所思之物(摹状词)皆有对象，而某些物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存在罢了。因此我们不可否认孙悟空实存于我们的意义世界中，只是一个尚未被现实“充实”的对象而已。他将现实中的存在命名为存在(exist)，而如当今的法国国王一般存在于意义之上的对象命名为虚存(subsist)。

弗雷格认为应该区分事物的涵义与所指的对象，如天空中存在的同一颗星星，在白天称为“晨星”，到夜晚称为“暮星”，而所指之对象皆为一物，在此时“晨星 = 暮星”，但因其二者所指涵义不同，由此不可以互换 [3] 。从此种论述出发，“当今的法国国王”这类空名也是有涵义却并无指称，当这类空名出现在命题中时，由于缺乏所指，由此无意义，于是约定这类空名为空类。

让我们从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出发，来探究罗素对空名问题的解决。a. 金山不存在。如前所述，当我们将一物置于主词位置之上，就意味着其作为主词或名称已经指某物了，一定是关于某物之名称，而金山又是不存在的，这一说法的意义如何可能？当金山作为一个非实存之物那我们如何能判断它的性质呢？罗素认为迈农对此的解决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存在的感知是不相融的。b. 当今的法国国王是个秃子。按照排中律，此判断为真或为假，但因为没有一个当今的法国国王，于是这一判断不能论其真假，那么在此排中律失效了吗？c. 鲁迅是《阿Q正传》的作者。通常我们将鲁迅和《阿Q正传》的作者划等号，认为二者均指同一个对象，然而a = b时，这句话被替换成鲁迅是鲁迅，其中二者的不同又在何处呢？

罗素认为名称的意义来源于其所指的对象，其所指与意义一致，由此可以看到他与弗雷格对于涵义与对象的不同思考，这亦是罗素思想的基本原则。当我们需要谈论具体的个别对象时，逻辑上将其称之为“数项”(particular)，在一般情况下，通名使用n~作为提示，而专名与限定摹状词都在前面加上the～表示，二者均指某一个特定个别具体对象 [4] ，那么是否存在区别呢？如上文的c例，“鲁迅”(Lu Xun)是为专名，“《阿Q正传》的作者”(The author of~)是为限定摹状词，通常认为，专名往往为某对象命名，其意义就来自于这一对象，可以脱离一切语境独立具有意义，不需要取决于其他因素，自身即为一完整意义，由此称专名为“完全符号”。而摹状词与此相反，其自身无所指，因而无意义，它必须处于语句的语境之中才能获得其所指与涵义，是一种描述性语词，因此称其为“不完全符号 [4] ”。

罗素认为我们往往忽视其差别混合使用，当我们看似在谈论某一具体之物时，必须借助专名，而专名融指称与涵义为一体的特性使得我们在理解它的涵义之前必须首先“亲知”(acquaintance)这一专名所指的具体事物，类似于现象学中所谓的“充实”；而摹状词不需要这种“亲知”，只要放置于语句中即可获得涵义。由此，当我们再看c例时，我们将“阿Q正传”的所指对象设为C时，若其独立有所指的话，作为其所指对象的C到底是什么呢？明显可知其不能指一个不同于“鲁迅”的对象，因为若其指为“鲁迅”之外的某物则整个c例均为错误，就失去了命题的意义；但若指“鲁迅”这一对象，又与“鲁迅”这一所谓“专名”没有两样了，c例又回到了“鲁迅”是“鲁迅”的框架中。由此，结合上述罗素的观点，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在第一步将“鲁迅”定义为“专名”似乎就是有问题的，对于这个句子中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用语中的“鲁迅”来说，我们不能“亲知”鲁迅，换句话说，只有当与鲁迅身处同一时代，他身边的师长朋友称“鲁迅”时，那时名称与对象能够直接相连接，此才谓“专名”。但鲁迅与我们相差的时空甚远，当我们现在再称“鲁迅”时，已经在所指中增添无数关于鲁迅的描述了，我们无非在说那个出生于浙江绍兴，写了某某写文章的那个“鲁迅”，以这种增添前置性条件的方式来理解“鲁迅”这一名称。因此，罗素认为这类并非真正专名的词类是为“伪装摹状词 [4] ”，由此可以推知，大部分的限定摹状词都带有一种伪装属性，使其成为日常生活中所说之专名了。因此罗素认为，最终意义上的逻辑专名只有“这”和“那”。

那么，根据罗素对专名与摹状词的定义来看，我们可以改写上述三个例子。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来看，前三个例子其中的逻辑均为“s是p”，但由于摹状词占据了命题的主词位置，需还原其中的思考逻辑，换句话说，“金山是不存在的”即为没有一个东西，这东西既是金的又是山。“金山”其伪装部分在于它是由两个物体组成，存在一个X满足既是金的又是山，于是可以发现，例a即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X。例a并非是简单命题而是一个复合命题，实际是由两个分支的合取构成其值再验真假的问题。那么X同时满足的两个范围亦可以看作是一函数变量的取值范围，由此推知例b，逻辑表达即为：X ( $Fx\forall y\left(Fy\to yx\right)\beta x$) [5] 其中，存在一个人为秃头是满足的，但并不存在一个当今的法国国王，于是当其中任意分支所取的值出问题时，其合取的值一定为否，其核心是将存于主词位置的摹状词放置于谓词位置上并取合值。因此，这是对名称的消解，将名称化为摹状词。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发现，不仅在以往我们所探讨的经验与语言之间存在间隙，并且语言与逻辑之间也存在间隙。我们不妨通过布伦塔诺对心理现象的探索对其作出一定的说明。布伦塔诺细分出感觉的层次，如你在运动之后感到一阵凉风吹过，不像大部分人所产生的幻觉——只剩一种愉悦与否的感觉，而首先体验到某种感性性质，即某种“物理现象”——风；其次是对风的表象，即舒服与否；最后才在这一表象上建立情感，即愉悦。这种细分使我们的情感体验更加细腻，如果你此时一直感受这阵风，感受它带走你丝丝热气，甚至在其中感受到它温柔地对你生命中的创伤进行抚慰，这阵风使你得到了生命的滋养，那么，你便在这种细腻感受中加强了自身的意向性程度和对当下生存体验的认识水平。由此可知，布伦塔诺将日常语言为了准确表达便于构成“共同意识”而舍弃的那部分又通过“意向性”还原到了日常经验之中，这是一种语言向经验靠近的弥补间隙的方法。而再看罗素通过摹状词对语言做出的分解，其中的逻辑公式是否也能看作是一种对意识流动的还原呢？罗素将我们对经验的获取以公式逻辑性地表达出来，这种逻辑亦是对经验的显现，是经验被我们获取的逻辑流动，因此终归也是对经验与语言之间的弥合。

“一个逻辑难题可以根据他所处理难以的能力而得到检验 [4] ”，罗素认为他的理论至少可以解决同一替代的问题，即如果“a = b”，a和b可以互相替代而不改变命题真假，“鲁迅是鲁迅”作为问题的答案不提供任何新信息，于是可以改写成“有一个并只有一个X，X满足既是鲁迅，又是《阿Q正传》的作者”。那么，这一解决过程完全正确吗？我认为还有值得商议的空间。首先，“a = b”是一个前提，等号两边若完全等价，则质与量皆需相等，a和b均为一个字母且所指确为同一对象，此前提无误。但当这一数学等式运用到语言中时，“鲁迅 = 《阿Q正传》的作者”，其中量不相等，即两个字与七个字明显不等，并且鲁迅作为摹状词而非专名，与著作所指作者的专名内容亦不相等，于是，将语言还原为“a = b”的公式就是不严谨的。其次，若只依照等式“鲁迅 = 鲁迅”作为“鲁迅是鲁迅”这一回答没有意义的缘由也太过偏颇，因为等式的特殊性，两边完全相等之物确实不能提供新的信息导致无意义，但“鲁迅是鲁迅”也完全不能提供新的信息吗？我认为可以，其中的“是”即牵涉到“存在”(being)，这也是语言与逻辑中区别最大之处，“a = a”并不能还原为“a是a”，那么前者的无意义就不能导致后者的无意义。西田几多郎曾将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主谓关系颠倒，从特定谓词对主词的选择出发，提出“场所”理论，他认为所谓“甲是甲”是一种更深远意义上的自身同一 [6] 。因此“a是a”表达了一种当经验通过意识加工成为语言时，主观上的“a”即是客观上“a”本身的同一，当鲁迅在身边时我们说“这、那”是最准确的，当鲁迅作为主词被我们说出时，处于主词位置的限定摹状词亦是与谓词上的专名所同一，此即为主观上的“鲁迅”与客观上“鲁迅”的自身同一。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对鲁迅的“知”即是鲁迅的“在”，这一意识活动本身就是事实与存在，因此“a是a”是一种“自觉”意识的发展。

在其后对罗素摹状词理论的批判中，存在一种由语言的语义学向语用学转变的倾向，探究这一倾向，实际上也是从重逻辑向重语言的转变。借助索绪尔提出的结构语言学的一对范畴——能指(语言的声音形象)与所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概念)，更能清晰地看出将语言和逻辑符号转换中存在的问题。施特劳森在《论指称》中提出，在语句的使用中有如下区别：语句(sentence)、语用(use)和语句的表达(utterance)，他认为：语词本身并无指称作用，是人在使用过程中赋予指称来表达涵义的作用，语句本身亦无真假，所谓真假皆由人判断。具体来说，他认为：“提到某物或指称某物，是语词的使用特征，而对某物的论述或对其真假的判断则是语句的使用特征 [7] 。”因此他认为罗素混淆了语句(语词)和语句(语词)的使用，没有对二者作出明确的划分。由例b来看，“当今的法国国王不存在”从语词本身所指称的涵义来说，是缺乏“存在”这一性质的，此命题为真；但从语句内容含义来说，不存在一个名为法国国王之物，因此不能讨论其存在与否，由此不能判断其真假 [8] 。

同时，除了语词和语句的局限性以外，还存在摹状词在语境中的限制。唐纳兰曾区分摹状词的指称性使用与归属性使用，例如：“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子”，从指称看，此处的摹状词似乎是在指向某一特定对象，但实际上仅指法庭中存在的那位；从归属性看，这一例仅在描述凶手的特征。因此，他认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仅满足了后者，却忽视了指称性使用中摹状词对具体语境对象的直接关联功能，在解释实时语言时存在局限 [9] 。

由上文我们从对摹状词理论的拆解与其后各位哲学家对此理论的反思来看，由此发现了“逻辑”(经验)与“语言”之“间”的问题。罗素一开始就看到了“语言”参与到了我们的逻辑之中，他认为语言并非逻辑本身，于是将语言完全转换为逻辑的表达，可以说至此摹状词理论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其后解决同一率问题，将逻辑转换成语言表达时，其中的运用就会导致模糊二者的“间”性，当我们完全以逻辑来取代语言时，语言所承载的“事”与“情”就从“物”上消失了。但不可否认，罗素定义出的摹状词的确为解决相关逻辑问题作出极大贡献，其底层逻辑还值得深挖。

当我们用语言表述出“a是a”时，其中远远蕴涵了比等式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处于谓词位置的a是专名，而处于主词的a却是对专名所处世界的扩张，我们无法以简单的逻辑公式来展开语言性的描述，或者说我们体验到a的“美感”及相关超越了语言的范畴，而所有语言都带有这种扩张的性质，将摹状词区别于专名就在于将语言这种扩张性还给了专名。而我们也可以说，语言主动抛弃扩张性，以公式这一形式整理起来，方便我们形成一种“共同主观”的认识框架。也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这样两个世界：一方面是由语言整理出来、概括性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存在于语言背后、通过“扩张”性而构成的世界 [10] 。于是我们的日常用语常常表现为这两个世界的碰撞，我们与两个世界发生的邂逅，其本身又成为了扩张的部分。

一位日本精神病理学家木村敏曾提出一种“人格解体”的病症，他的患者曾自述：“所谓长短远近，我完全没有了这样的意识，不管什么都仿佛摆放在了一个平台之上。看到了铁质的东西我也没有产生重的感觉，看到纸屑我也不会觉得轻，总之，不管看到什么，我都不会认为它是如实地存在于那里 [11] 。”这种对自我与物之存在感的丧失，木村敏称之为“事”的丧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思考了的所有或为专名的物，如桌子、椅子、书本、钢笔等，都并非是如符号一般的单纯代指，而是与各种各样的“事”所相连的。例如：这支钢笔是某人在某时由某因送给我的，这本笔记陪伴了我某一段珍贵的时光等。当这支笔放在我面前时，它也会因为这些“事”显现出不同于其他笔的特殊之处。可以说，如果就此分析，想必鲁迅对于同时代的人或亲近的人而言也不只是一个“这、那”能够指代的，一定也是与许多“事”联系在一起的名称。木村敏将其称之为“物与事的共生 [12] ”当然，附着在“物”之上的不止有“事”，由“事”亦生出“情”。如果像《安妮日记》一般我们记录下人生某段时间的痛苦但珍贵的回忆，那么如今想起这本日记时也会带上些许怀念与痛苦的感情。因此，在“鲁迅”这一限定摹状词之中，它因所赋予的“事”与“情”而脱离了专名，因此也能更加深入地探究语句的含义。

综上所述，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在哲学领域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推动了语言哲学研究转向对语言逻辑形式的深度挖掘，为后续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施特劳斯等哲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范式；在逻辑领域，它亦为现代逻辑语义学发展奠定基础，促使逻辑学家更精确地构建语言和逻辑之间的关联，提升了逻辑分析在处理自然语言问题时的效能。

但同时，其理论依旧存在值得探讨的空间，罗素所假设的语言逻辑结构能精准对应现实世界结构这一观点仍然存在争议，部分哲学家也认为语言和世界关系复杂，是难以凭借如此简单的对应来做出解释的。此外，理论对日常语言使用者的直觉考量尚不足够，其复杂的逻辑改写与人们实际语言运用和理解存在较大的距离，因此这一理论在解释日常语言交流的流畅性和高效性方面亦存在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