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斯(David Hawkes)所译的《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英译版本之一，被视为西方世界了解这部中国文学经典的最佳途径之一。霍克斯翻译了全书的前三卷(第一至八十回)，其余部分由其女婿闵福德(John Minford)完成。该译本注重叙事的流畅性和语言的可读性，深受普通读者和学术界的广泛赞誉。霍克斯版的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旨在减少文化隔阂，使《红楼梦》的复杂叙事和深厚文化背景更易被西方读者接受。例如，他倾向于简化神话、宗教和哲学的抽象表达，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概念。比如“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被译为“Truth becomes fiction when the fiction’s true; Real becomes not-real where the unreal’s real”，用逻辑化的语言取代了原文的对仗与哲学意蕴。这种翻译方法确保了文本的清晰性，同时降低了文化上的理解门槛。

霍克斯的译本语言简练生动，常使用现代英语表达来重构《红楼梦》的叙事风格。他在翻译中注重刻画人物形象与推进情节，例如甄士隐离开时，简化了原文的哲学顿悟，直接描写他跟随道士离去的动作，使情节更具动态感。这种处理强化了故事的叙事性，便于普通读者快速进入文本。此外，霍克斯在诗词翻译上注重韵律感和英诗的美感，常采用动态的动词和押韵技巧，使得译文朗朗上口。霍克斯版《红楼梦》凭借其对流畅叙事和文化适应的出色处理，成功地将这部中国文学经典推向国际，成为文学翻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共同完成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英译本是最具学术性和文化忠实度的翻译之一，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文学经典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里程碑。与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不同，杨宪益版本更倾向于保留原著的文化内涵和语言特性，强调对原文忠实再现，目标读者主要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和深度读者。杨宪益版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力求保留《红楼梦》中文原文的修辞、结构和象征意义。例如，“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被译为“When false is taken for true, true becomes false; If non-being turns into being, being becomes non-being”。这一译法保留了原文对仗句式和哲学深意，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无”辩证思想的复杂性。这种策略尽可能还原了原著的文化氛围，但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的普通读者可能显得晦涩。

杨宪益的翻译风格注重语言的文学性和形式美，尤其体现在诗词翻译上。他通过直译保留原文的象征意义，同时使用英诗中传统的语调和节奏。例如，贾雨村的诗句“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被译为“The jade in the box hopes to fetch a good price; The pin in the casket longs to soar on high”。这一译法忠实呈现了原诗意境，但在英文中缺少霍克斯版本那种韵律感和动态性。在叙事层面，杨宪益版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复杂性和细节。例如，在描述甄士隐的梦境时，他保留了佛道对话的哲学深度和象征意义，完整还原了通灵宝玉的文化背景。这种处理有助于展现《红楼梦》的思想深度，但也可能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流畅性。杨宪益版《红楼梦》以其忠实的翻译风格和对文化元素的深入呈现，为研究者和文化爱好者提供了理解《红楼梦》的宝贵资源，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成果。

《红楼梦》实现文化传递的核心在于它通过翻译、解读和传播，将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历史记忆转化为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作为一部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它承载了封建社会的复杂结构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不同译者的努力，《红楼梦》被带入了不同文化的语境中，成为东西方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

翻译是《红楼梦》实现文化传递的最直接方式。经典译本如霍克斯和杨宪益的版本，分别通过归化和异化策略对原文进行语言和文化的重构。霍克斯注重文化的适应性，通过简化和现代化的表达让《红楼梦》的叙事与人物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用逻辑化的语言重建原文意蕴，使得思想性与叙事性相结合，便于普通读者理解。相对地，杨宪益在翻译中忠实于原文文化意象，采用直译保留了《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与语言形式。这种翻译直接呈现了佛教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度，为研究者提供了更接近原著的文化语境。

文化传递除文本内容的转换外，还包括读者接受与解读的过程。《红楼梦》在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后，不同文化的读者对其产生了多维的接受与再创造。在西方学术界，《红楼梦》被视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与文化传统的珍贵文本，译者和学者通过研究其叙事方式、社会批判和哲学意蕴，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视角。此外，《红楼梦》的影视改编也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传播。通过视觉化的表达，这部小说的文化元素，如中国的家庭伦理、诗词艺术和古典美学，被更直观地传递给其他文化的受众。

异化：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在翻译上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源语文化为归宿。使用异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

归化：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译者必须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原作者要想和读者直接对话，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

霍克斯在《红楼梦》的英译中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通过调整语言和文化表达，使文本更易被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这种策略的核心是降低文化隔阂，将中国文化的特有元素转化为目标读者熟悉的概念。他先通过简洁的句式和通俗的表达，消除了原文中的复杂语言特征，使翻译更贴近西方小说风格，为读者提供了熟悉的阅读体验。其次，霍克斯通过调适文化背景，将中国哲学、习俗和象征意象转化为西方读者能够理解的表达方式。他采用逻辑化语言呈现原文中的抽象思想，弱化了特定的文化背景，将文化内容大众化。这种处理方便了跨文化传播，但也可能弱化原文的文化深度。总体而言，霍克斯通过归化策略让《红楼梦》在国际传播中取得了广泛影响。他的翻译降低了阅读门槛，扩大了受众范围，为《红楼梦》的跨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础。

杨宪益在《红楼梦》的英译中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力求忠实呈现原著的文化意象、语言结构和哲学内涵，使目标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独特性和深度。这种策略强调保留源语言文化的特点，避免过度适应目标文化，从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首先，杨宪益在翻译中尽量保持原文的句式、修辞和对仗特点，再现了中文的语言节奏和结构。他通过直接翻译，将原文特有的语言美感传递给目标读者，力求让读者感受到《红楼梦》原有的文学韵味。其次，杨宪益注重文化背景的还原，通过保留源语言中的文化意象、术语和典故，展现了《红楼梦》的文化深度。他在翻译中没有刻意简化或转化复杂的文化元素，而是选择将其完整呈现，帮助读者接触中国的哲学思想、社会隐喻和传统意境。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增加了目标读者的理解难度，但为深入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文本语境。最后，杨宪益在叙述和人物描写中保留了原著的细腻和复杂性，没有过度改写或简化人物的情感表达和行为逻辑。他通过忠实的翻译再现了人物的内在思想和文化背景，使目标读者能够在理解故事的同时感受到原著所传递的文化氛围。

例1：

源文：“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1] : p. 26)”

霍译：“Truth becomes fiction when the fiction’s true; Real becomes not-teal where the unreal’s real.”( [2] : p. 5)

杨译：“When false is taken for true, true becomes false; If non-being turns into being, being becomes non-being.” ( [3] : p. 4)

析：霍克斯倾向于文化适应性翻译，将抽象的哲理内容通过逻辑性的语句传递给西方读者，使得句子的逻辑更接近西方哲学中的“真实性和虚构性”概念。他将中文的二元对立(真/假、有/无)转换为英语中较为常见的“truth”和“fiction”以及“real”和“not-real”的逻辑关系。这种翻译技巧减少了文化隔阂，但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原文的语言形式美。杨宪益则采取异化策略，尽可能忠实地保留了中文句式和对仗工整的特点，展现原文对称的平衡感，同时保留了中国哲学中“有”“无”对立统一的概念。采用直译结合归化的技巧，保留了对联的中文修辞效果。通过重复的句式(e.g., “true becomes false; being becomes non-being”)，努力重现原文的对仗结构。

例2：

源文：“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之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独余一块未用。”( [1] : p. 23)

霍译：“Long ago, when the goddess Nü-wa was repairing the sky, she melted down a great quantity of rock… She used thirty-six thousand five hundred of these blocks in the course of her building operations, leaving a single odd block unused.”( [2] : p. 1)

杨译：“When the goddess Nu Wa melted down rocks to repair the sky, at Baseless Cliff in the Great Waste Mountain she made thirty-six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one blocks of stone… She used only thirty-six thousand five hundred of these and threw the remaining block down at the foot of Blue Ridge Peak.”( [3] : p. 1)

析：霍克斯偏向归化策略，以清晰的叙述强调故事的神话背景，而非文化象征。用现代小说化语言简化了原文意象，例如直接描述女娲“melted down rocks”并强调“unused block”，弱化了地点名词的象征意义。杨宪益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荒山”“无稽崖”等地名，强化对神话意境的还原。保留了地名和具体尺寸的细节，通过直译传递了原文的严谨和恢弘感。

例3：

源文：“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 [1] : p. 26)

霍译：“Shi-yin took the object from him and saw that it was a clear, beautiful jade on one side of which were carved the words ‘Magic Jade’.”( [2] : p. 5)

杨译：“With that he produced a beautiful piece of translucent jade and handed it to Shiyin. On the obverse were carved the words Precious Jade of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3] : p. 4)

析：在通灵宝玉的翻译中，霍克斯用“Magic Jade”简化了原文中“灵性”“神性”的象征意义，而杨宪益通过“Precious Jade of Spiritual Understanding”突出了其精神内涵，强调了宝玉作为贯穿全书的象征物的哲学意义。这一对比充分体现了两位译者在文化传递策略上的差异：霍克斯注重易读性，杨宪益强调原文意境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