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文县六桶镇黄金村现名京村，目前有560户人家，1898人口，在这个村落里有着一项被列入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服饰制作工艺¹。该苗族服饰属于苗族当中的红花苗的制作和传承，源起于清代吴三桂平定黔中地区由广西迁徙，经过多次变迁，定居于此²。在汉化严重的今天，六桶镇黄金村保存如此完整的苗族服饰，是罕见的文化珍品，确实难得可贵。

该苗族服饰分为男款和女款，相较于男款，女款的颜色较为丰富设计也较为复杂，多为五彩斑斓，由马甲、裙身、群兜组成一件衣服，男款的则多为一件藏青色的长袍，别无其它。如下图所示，左图为黄金村女款苗族服饰(见 图1 )，右图则为男款苗族服饰(见 图2 )。

据《修文县志》(1978~2010)记载：六桶黄金村花苗服饰，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³其生产工序有6道：一是制麻纺纱，用火麻提取麻，用麻在纺纱机上纺成纱；二是织布，将纺好的纱，上织布机织成布(见 图3 )；三是蜡染，在织成的布上，用黄蜡绘制图案，制成单色蜡染或彩色蜡染；四是编织花带，在绣床上将麻和上色的羊毛编织成花带；五是绣图(见 图4 )，用各色彩线在土布上，绣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几何形图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绣其他图案；六是将蜡染、编织的彩带、绣片进行有机组合，这样一套完整的花苗服装就缝制完成。

1) 传承苗族历史与文化。一个民族的存在必定会留下历史的痕迹，那么民族服饰便是其中印证身份的标记之一，苗族服饰的传承也就证明着该民族的存在与消亡，并传播着其在世界上的民族文化，是一部穿在身上的“迁徙史书”。

2) 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该苗族服饰以几何图案为符号特点，讲究协调和对称，同时多采用红、黑、黄、绿等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体现着苗族文化的独特的审美。

3) 是一种身份的标识。苗族服饰是苗族人民身份认同的重要象征，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苗族在服饰的款式、图案、色彩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成为了区分不同群体的重要标志。

4) 体现着苗族的礼仪。在特定的场合苗族人会穿戴苗族服饰进行某种活动，例如举行葬礼和婚礼时，黄金村的苗族就会穿戴着苗族服饰出席。

黄金村的苗族服饰更偏向于最初的制作，保存着完整的制作工艺和工具。目前苗族服饰技艺传承人杨绍珍⁴仍采取最原始的制作工艺，利用人工将麻在纺织机织成布进行纺纱，再进行蜡染，在土布上进行刺绣，最后组合成衣，在她的家中，仍然保留着制作苗族服饰的工具。

1) 列入非遗。2009年，修文县六桶黄金苗族服饰制作工艺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传承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护。

2) 建立苗族服饰制作工艺传习所。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该项苗族服饰制作工艺，在传承人杨绍珍的家中建立了苗族服饰制作工艺传习所，让更多的爱好者和学习者进行学习和传承，传承人杨绍珍为了将这份技艺传承下去，将毕生所学全盘托出。

3) 拍摄宣传片，收录国家民族文化资源库。为了更好地保这份技艺，国家拍摄记录了制作苗族服饰整个完整的制作工艺，并收录于国家民族文化资源库，以便更多的人知晓学习该技艺。

目前六桶镇修文县黄金村仍然保持最原始的原材料以及制作工艺，由于杨绍珍老人及其徒弟以及村里还有一些人目前还在制作服饰，他们对服饰的最初的信念和坚守，所以并无其他的变化与创新，无论是在花纹图案上还是绣法上都没用加入任何的现代元素。

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推进，苗族地区的传统风貌正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苗族青年跨越山峦，涌入城市，拥抱现代生活的繁华。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服饰选择逐渐趋同于主流审美，传统的苗族服饰在日常穿搭中的比重日益缩减 [1] 。

服饰功能的变迁尤为显著。曾经，苗族服饰既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文化的传承者。而今，其实用功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逐渐褪色，如长裙的繁复与不便，难以与现代社会的步伐相协调。因此，苗族青年更倾向于选择便捷、时尚的现代服饰，以适应都市生活的节奏。

审美观念的演变同样不容忽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融，让苗族青年开始追求新颖、潮流的服饰风格，认为传统服饰过于陈旧，难以彰显个性。这种审美上的转变，进一步加剧了苗族服饰在日常生活中的边缘化 [2] 。

经济因素亦成为制约苗族服饰普及的重要因素。高昂的制作成本与漫长的制作周期，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同时，为了在职场中脱颖而出，苗族青年往往需要穿着更加现代化的服饰，以满足职业形象的需求。

苗族服饰的制作工艺繁复而精湛，需要匠人掌握多种技艺方能成就一件佳作。然而，随着老一辈艺人的逐渐凋零，许多传统技艺正面临失传的危机。⁵六桶镇黄金村的苗族服饰传承人杨邵珍，虽已85岁高龄，却仅有4名学徒，且仅在假期得以传授技艺，令人扼腕叹息。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疏离感，是技艺传承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现代化的职业道路，认为传统技艺学习周期长、收益低，难以激发学习的热情。这种心态的蔓延，导致技艺传承出现了明显的断层，许多老一辈艺人的精湛技艺无法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发扬。

此外，缺乏系统的培训和传承机制，也是制约苗族服饰技艺传承的重要因素。许多年轻人没有机会接触到苗族服饰制作的学习与培训，导致技艺的传承链断裂。同时，缺乏有效的传承机制，使得老一辈艺人的技艺无法得到有效的记录与保存 [3] 。

尽管苗族服饰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但在政策层面上的支持力度却显得捉襟见肘。专项基金和资金支持的匮乏，限制了传承活动的开展与技艺的传承。许多苗族服饰制作企业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实现规模化生产与发展，制约了产业的繁荣。

产业扶持政策的力度不够，同样制约了苗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虽然修文县政府政府已经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如申遗与数字化保护等，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传播范围有限等因素，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显著。

更为严重的是，针对苗族服饰文化的法律法规保护尚不完善。这导致许多苗族服饰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和企业面临着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缺乏法律的有效保障 [4] 。

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濒危非遗项目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公众对其认知度和关注度。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宣传范围和传播效果。目前，我国只有15个民族的民族服饰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⁶，这意味着在民族服饰的保护与传承上仍有巨大留白。可通过在我市建立民族文化馆、乡村民俗馆等基础设施或鼓励个人爱好者收藏等方式，官方与民间并重，引导系统性收藏民族服饰工作，对民族服饰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创新。通过开放展览、展示活动，使参观者能够近距离、详细了解民族服饰的实用价值和文物价值，通过民族服饰这个桥梁增进沟通了解，增强各民族团结互助。

活态工艺研习保护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和展示 [5] 。以下是一些相关的研习保护机构：北京服装学院，长期致力于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探寻、保护、传承和创新。该学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并运用多种数字化手段和技术，复原了古代人物雕塑及服饰。大理白族服饰传习所，这个传习所位于大理市上关镇兆邑村，由大理州白族服饰非物质文产遗产传承人刘茂菲负责。传习所不仅传授白族服饰的制作技艺，还展示白族服饰，并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助力“指尖脱贫”计划。浙江理工大学丽江民族服饰文化研习基地，该基地由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创新中心设立，旨在深入挖掘丽江丰富的民族服饰文化资源，并通过研学活动，推动丽江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目前黄金村苗族服饰还未被更广大的人群关注，地方也比较偏远且有点小所以他们暂且没有自己的活态传习所。但是可以经过不断地推广让人们去了解发现黄金村苗族服饰，慢慢建立属于黄金村苗族服饰自己的活态传习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它需要涉及多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体传播非遗文化。在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过程中，新媒体起到了积极的宣传推动作用。通过新媒体平台，可以让非遗资源得到更好地传播和传承。例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以及QQ空间等媒介开展一些视频展演、“我与非遗的故事”为主题的征文比赛等线上活动，激发公众参与活动的热情。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要注重在新媒体平台与公众进行互动，使公众更有参与感，从而能够缩短非遗文化与公众的距离感。也可以开发非遗文化周边产品。加大投资力度，鼓励非遗创意衍生产品的策划和开发，进一步激发非遗资源的生命力。内在的文化价值和外在的形象品质是非遗创意产品的两个核心要素。我们可以以传统手工技艺为切入点，通过文化艺术包装，将其衍生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集中展示出非遗文化元素。

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传承人培训。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保护和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品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和指导意义。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传承人培训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帮助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创新能力，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提高传统工艺的设计、制作及衍生品开发水平。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保护非遗 [1] 。数字化给民族文化传承带来了便利。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采集、记录、存储、传播和再创造的过程，这是对传统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保存，更是一种创新性的传承方式。此外，数字化还可以解决大众化问题，带动非遗的文创发展，与人们的日常消费甚至与文化贸易都可以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