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塔区作为玉溪市的中心城区和云南省南北交通枢纽，其城镇化进程在中老铁路开发建设和滇中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推动下显著加快。2024年上半年，红塔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3.6亿元，人均GDP位居全省前列；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4.0%和6.3%，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 [9] 。截至2023年底，红塔区常住人口为60.26万人，城镇化率达到75.79% [10] 。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日益增长。本研究以红塔区下辖的11个街道为研究单元( 图1 )，研究区域总面积为1004 km²。

从高德地图开放平台获取红塔区2022年19,953条公共服务设施POI数据，居住小区数据由安居客网站获取，路网数据基于OSM网站 [11] ，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天地图官网，其审图号为GS(2024)0650号的地理数据库。人口密度数据源自第七次人口普查，社会经济数据等则参考红塔区政府工作报告、红塔区统计年鉴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结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红塔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实际 [12] ，将公共服务设施划分为医疗、教育文化、社会就业与保障、其他基础设施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参照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最新颁布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和他人研究 [13] ，合理设定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 表1 )。

核密度估计法广泛应用于点位数据的空间集聚分析 [14] ，其借助核密度法计算POI点周围的密度值，直观展示设施分布的高密度与低密度区，反映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点位分布的空间相对集中程度。

累计机会法是一种分析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方法，基于设施点与需求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地形、出行方式与交通网络的综合考量，从需求点(居民小区)出发，累计可接触设施数量。研究假设人的出行距离等于设施服务半径 [15]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16] ：

$A=\sum Oi\times f\left(Ci\right)$

式中，A为公共服务设施𝑖的累计机会可达性，由Oi (公共服务设施𝑖的累计机会)和二元变量 $f\left(Ci\right)$决定。 $f\left(Ci\right)$根据设施 $i$与需求点距离是否超过其服务半径，取值为0或1。最后，基于A计算，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处理各类设施累计机会 [17] 。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用于空间分析的统计模型，包括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风险区探测和生态探测。本文主要运用因子探测来量化地形、人口、路网等因子对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异质性影响的解释度，结果用q值表示 [18] 。

采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统计和密度计算的方法，对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表2 )。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number of various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Hongta District

表2. 红塔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区域数量统计表

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方面，通过计算各街道设施数量占全区总设施数量的比例，结果表明：各街道中，玉兴街道的设施数量占比最高，占总数的26.63%；其次是凤凰街道和李棋街道，分别为25.82%和10.73%；洛河乡和小石桥乡占比最低。公共服务设施密度方面，以各街道设施数量除以其对应面积进行计算，结果显示：玉兴街道和玉带街道的设施密度最高，分别为312个/km²和203个/km²；凤凰街道次之，密度为131个/km²；洛河乡和小石桥乡的设施密度最低，均低于1个/km²。

数量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与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社会保障与就业设施类数量最少，全区仅有42个，相较于教育文化类和医疗保健类设施成百上千的数量，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类设施的供给较为匮乏；此外，各类设施在不同街道的分布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在设施数量占比方面，各街道依次为：玉兴街道 > 凤凰街道 > 李棋街道 > 玉带街道 > 高仓街道 > 北城街道 > 研和街道 > 大营街街道 > 春和街道 > 小石桥乡 > 洛河乡；而在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密度方面，各街道的排序为：玉兴街道 > 玉带街道 > 凤凰街道 > 李棋街道 > 高仓街道 > 北城街道 = 研和街道 > 大营街街道 > 春和街道 > 小石桥乡 > 洛河乡。在消除了街道面积差异对设施数量比较的影响后，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密度成为更精确反映各街道设施数量空间分布特征的指标。

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图2 )。整体空间布局上，公共服务设施呈现出显著的“核心–外围–边缘”空间分异格局。“核心”区域分布在中心城区偏北部的玉兴街道、西南部的玉带街道以及东南部的凤凰街道，核密度值普遍较高；“外围”区域分布于地形平缓的坝区外沿，包括北城街道、李棋街道、大营街街道、高仓街道、研和街道与春和街道，核密度值相对较低；洛河乡和小石桥乡地处地形“高地”，设施分布稀疏，核密度值最低，成为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边缘”地带。

具体来看，因服务对象的不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展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 [11] 。医疗设施的核密度高值区主要集中于玉兴街道、玉带街道和凤凰街道，同时在北城街道和大营街街道周围形成小范围的高值集聚区( 图2(a) )。教育文化设施除在中心城区出现多个高值区外，还在李棋街道、北城街道和大营街街道周围形成高值集聚区，呈现出“多核心”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2(b) )。社会保障与就业设施则集中分布于基础设施周边，沿交通主干道形成连点状高值集聚区( 图2(c) )。其他基础设施在玉兴街道、玉带街道和凤凰街道形成核密度高值区，在大营街街道、高仓街道、研和街道、北城街道和李棋街道呈现小规模集聚，整体表现为“北密南疏、多点集聚”的空间分布形态( 图2(d) )。整体来看( 图2(e) )，公共服务设施主要集中于玉兴街道、玉带街道、凤凰街道以及沿红塔大道、西河路、聂耳路等主要道路两侧区域，边缘地带设施分布明显不足。

图2. 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核密度图

如 图3 所示，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呈现出“中心城区高，边缘城区低”的分布特征。以玉兴街道、玉带街道和凤凰街道组成的中心城区为核心，以北城街道、李棋街道、大营街街道、研和街道和高仓街道为“外围”，以春和街道、洛河彝族乡和小石桥彝族乡为“边缘”。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依次向外呈现圈层递减的分异规律 [11] ，距离中心区域越远，可达性越低，这一分布特征与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核密度的空间格局高度一致。

具体来看，医疗设施的可达性单元( 图3(a) )在研究区域内呈交错集中分布，其高可达性单元格主要集中在玉兴街道、玉带街道、凤凰街道、北城街道。教育与文化设施的可达性( 图3(b) )表现出以凤凰街道为中心向周边扩散的模式，除凤凰街道外，其余街道的可达性普遍较低，凸显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社会就业与保障设施的可达性单元( 图3(c) )主要集中于玉带街道和玉兴街道范围内，且社会就业与保障设施的可达性水平最低，有97.56%的研究单元表现为不可达状态。基础设施的可达性( 图3(d) )相对较高，高可达性单元格密集分布于玉带街道、玉兴街道与凤凰街道交汇的核心地带，并呈现出由这些区域向四周逐渐扩散的趋势，但其分布不均衡性显著，反映出基础设施布局的区域性差异。

进一步分析表明，从居住小区出发，居民获取周边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便捷程度(综合考虑实际距离、通行时间及交通便捷性等因素)较高的研究单元主要集中分布于凤凰街道、玉带街道和玉兴街道等核心区域。累计机会可达性为零的研究单元主要集中在研究区域的西侧，而东侧的可达性指数显著优于西侧，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面临南北平坝区域的交通可达性显著优于东西外围山地区域，基础设施高度集中于平坝中心城区，而周边山地乡镇则面临设施资源稀缺等困境。

图3. 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累计机会可达性空间分布图

(1) 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核心–外围–边缘”的空间分异格局。玉兴街道、玉带街道和凤凰街道作为高密度集聚“核心”，设施丰富；而洛河乡和小石桥乡等“边缘”地带设施相对稀疏，这种分布模式与人口密度及交通路网的空间格局高度一致。表明人口集中和交通便利是设施布局的重要考量因素。

(2) 不同类型设施的供给存在差异，教育文化类和医疗保健类设施供给相对充裕，而社会保障与就业类设施的供给不足，全区总计仅有42个，远低于其他类型设施的数量。这反映出红塔区在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上的结构性问题。

(3) 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水平待提升，社会保障与就业设施类的可达性指数极低，仅为2.44%，表明这类设施在红塔区难以被居民有效访问；基础设施类可达性指数相对较高，但仍有87.46%的研究单元面临不可达的困境，公共服务设施的整体通达性水平亟待提升。

(4) 交通通达性和人口规模是影响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次之，地形因子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为本文制定优化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了有效提升红塔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整体效能与服务均等化水平，顺应城市化发展趋势并满足居民需求，基于上述综合分析，结合红塔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规划，提出以下策略性建议：

(1) 提升设施可达性。通过公交车路线覆盖城市主干道路和重要区域，并增设换乘站点，确保不同交通路线的有效衔接，以实现小石桥乡、洛河乡等“边缘”地带与外围、核心区域的依次衔接；同时，增设共享单车的投放，丰富居民的出行选择。

(2) 科学配置设施资源。在城市规划中，根据人口数量和分布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在人口密集区域增设公共服务设施，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的李棋街道、大营街街道等街道增设就业服务中心和社会保障服务站，在新建公共服务设施时，应优先考虑选址于人流密集且交通畅达的节点，如红塔区南北主干道交汇处、公交站点附近等 [21] 。

(3) 加强区际联系，转变红塔区“外围–边缘”区域传统意义上的区位劣势。位于红塔区北面外围及边缘区域的北城街道、春和街道应加强与江川区、昆明市等北面城市的合作，寻求更多合作机遇。位于红塔区南面外围的研和街道，作为中老铁路玉溪段的关键货物运输站点，应与中老铁路沿线的各县域建立协同合作机制，打通合作壁垒。政府应充分利用中老铁路建设的契机，以及滇中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战略，共同规划滇中城市群与中老铁路沿线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优势的互补，进而推动区域的一体化发展进程。

本研究以红塔区下辖的11个街道为评价单元，聚焦于区域内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未来研究可考虑将评价范围拓展至区际层面，深入探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特征及其跨区域影响因素，为制定更为全面、科学的优化策略提供坚实的理论与实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