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历来重视借用道德品质维护统治，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同的道德标准来教化民众。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奴隶制逐渐瓦解，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不断涌现，社会整体处于道德沦丧，理性缺失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急需有力的道德准则约束民众，维护社会稳定，亚里士多德因此提出中庸思想，认为调和才是解决当时社会动乱的最好方式。

纵观古希腊德育思想发展史，不难发现中庸思想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经出现，作为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古希腊众多思想家都对于中庸思想持有赞同与赞扬的态度。德谟克利特认为，“当人过度时，最适意的东西也变成最不适意的东西”( [2] , p. 118)。柏拉图指出，真理的绝对精准需要利用中道原则来论证( [3] , p. 75)。毕达哥拉斯强调：“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 [4] , p. 194)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在借鉴吸收其他哲学家有关于中庸思想的基础上，将中庸与德育相结合，让中庸观念成为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亚里士多德在希腊创办学校以传授自己的哲学思想，通过教育宣传，他的中庸思想得到更多人的赞同，对古希腊的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中庸”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核心观点，也是他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他自身政治态度以及哲学思想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极力反对各种“过度”、“不及”等观点，强调寻找一种平衡的状态来维持事物的稳定，认为折中、中庸至关重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详细论述了自己的中庸观点，他认为中庸就是适度，“它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足的中间”( [5] , p. 55)，“美德即中庸”，对于中庸的追求，有利于提升社会成员的个人素质与精神境界，因此他呼吁大家都做一个德性水平高的人。

幸福是亚里士多德追求中庸境界的逻辑起点。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和美德均是一种中间状态，这种脱离极端的中间状态就是中庸。所谓中庸，并不是简单的寻找两个极端状态的中间值，而是要学会综合考虑多方条件，找到平衡点，寻求最佳状态。在他看来，德性就是中道的表现，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的呈现( [6] , p. 39)，也就是一种正确的状态，需要长期保持下去。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源于对善的追求，在他看来善是人最求的终极目标，一切技术选择与研究，都是为了实现对于善的追求，而这追求的善就是人们希望获得的幸福 [7] 。换言之，保持中庸的状态，采用恰当的方式行事，就是为了追求善，获得最终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希望通过对于善的追求，找到一条中间之路以此构建理想的国家形式来缓和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应用范围广泛，涵盖了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在人的情感行为方面，亚里士多德主张个人对于情感的表达也要适度，避免因情感表达过度或者不足而导致的失衡；在知识学习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因为追求知识的深度或广度而忽视了加入个人思考，适度地学习和思考才能达到知识的平衡。

不走极端道路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中”的基本思想，这体现在他关于哲学、道德、政治等多方面的论述中，不能将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简单理解为一种折中主义。在将中庸思想与德育理论相结合时，亚里士多德将中庸区分为“绝对中庸”和“相对中庸”。所谓“绝对中庸”就是指距离两个极端距离完全一样的中间状态，这多体现在数学计算中，是比例计算的体现，是一种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中庸状态。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教育民众而言，绝对中庸是不可取的，他更加推崇相对中庸。“相对中庸”就是一种给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的适度状态。每个人的情感心理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在取舍时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因人而异。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标准对所有人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以刻板的“一”要求所有人一致尊崇。 [8] 他认为中庸的标准不能绝对化，要依据环境、人员不同进行改变裁量，为人处世的原则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就比方说，一个人如果吃十磅食物太多，吃两磅太少，并不能就断定教练会给他安排六磅食物，因为对于刚开始进行训练的人来说太多了，但是对于弥洛来说又太少了( [5] , p. 46)。中庸的标准不能一以概之，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处于适度的标准，对于他人来说就可能会出现不足或者适度的状态。中庸应该是恰到好处的相对中庸通过掌握每一个人的脾气秉性，把握每一个人的特殊性，从而选择最适合他的中庸标准。

亚里士多德对于中庸的追求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至善与幸福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为了追求公正。他认为，一切学科都以追求善为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最主要的学科，善在政治上就表现为一种公正，它是公民利益的体现( [9] , p. 100)。亚里士多德也将德性划分为理智与道德两大类，想要自身行为符合德性要求，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根本依赖于公正，追求中庸，公正是根本要求。德性是可以被选择的，它位于善与恶之间，是一个可变量，本质是保持适度原则。亚里士多德讲德性分为不同的品质，例如友好、勇敢、慷慨等，不同的品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因为公正关乎利益，所以在交流时候往往最被重视，居于所有品质的首位，是对于其他品质的总括。也只有依靠公正，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中庸状态。公正与公平不是等同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所认定的公正带有主观色彩，他将公正运用于德性领域，认为公正也是每个人应该践行的行为准则，希望以公正为渠道构建稳定社会环境。

中庸的实现需要社会财富的支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慷慨也是一种重要德性，它是财富的适度。如果一个人具有慷慨的品质就说明他的钱财来源正当，德性方面的慷慨表现为适当地给予，财富拥有者不仅能够恰当处理自己的财物，还会将自己的财物交给适合的人。但一个人拥有的财富也需要保持适度，并不是越多越好，中等的财富才是人们慷慨德性实现的重要保证。

德性并非出自于人的本性，自然的接受他们，在通过习惯养成才能达到完美状态 [10]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庸虽然是一种最重要的德性，但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在传统道德习俗的熏陶与后天的实践活动中才能逐渐培养出中庸态度。道德德性依赖于习惯的养成( [5] , p. 36)。中庸是“习性”的一种，要想拥有中庸这一最高的美德需要重视风俗习惯对人行为习惯培养的重要作用，伦理德性不是天生存在，它从风俗习惯的熏陶中产生。所以说，从小培育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而中庸思想作为一种德性，也需要人们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通过接受各种各种伦理道德的熏陶最终获得。除了后天习得，还需要学会“自省”，通过实践将德性转变为德行，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

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德育理论体系中提出重要命题“美德即中庸”。善就是一种美德，最高的善就是中庸的体现。一个人仅品行优良是不够的，还要在实践中不断追求道德的中庸，才能获得自己追求的幸福。在日常行为中，过之与不及都违背了中庸的状态，要想获得中庸首先就需要避免这种错误，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就必须要找到中庸的合适范围，并且在日常实践中不断向这个范围靠拢。每个人都应该以中庸为标准，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追寻德育领域的中庸是一件复杂且困难的事情。做好人不是轻松的事，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重点是困难的，造成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可能只有一条( [5] , p. 55)。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偏离了中庸的束缚，陷入对极端乐趣的追求中。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宗教、家庭、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11] , p. 320)。精神生产是人类特有活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的生产者”( [11] , p. 152)，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精神生产的主体。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进行生产，也可以以自己的目的、审美等作为生产的尺度，精神生产也会反作用于物质生产，为他人提供精神指引。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诞生于雅典民主政治衰败时期，社会的动荡加上矛盾的尖锐，让他对于中庸的追求带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与时代特点。亚里士多德赋予了善较高的地位，他在自己的书中多次强调，一切事物都以善为最终目标，追求最高的善就是一种幸福。要想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就必须要坚持适度原则，找到两个极端的中间状态，通过提升自身素养，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他希望通过对于善的追求换取和平安稳的幸福，因为“幸福是一种合乎德性的活动”( [6] , p. 27)，城邦的幸福来源于每一位公民的幸福。

当下，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进步对每一个公民都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快节奏的生活加上多方面的负担让每个人都承受着各种压力，情绪化现象明显，社会戾气加重让更多的人被利益所蒙蔽，做出一系列违法犯罪的事情。我们应该向亚里士多德希望的那样，保持对于中庸的追求，对于至善的追寻，要学会在多数的恶中找到适中状态。以中庸为指导原则，用道德方面的准则抑制自己的情绪化行为，提升个人品德素养与精神境界，发挥精神生产的积极作用，让自己在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成为对他人和社会有贡献的人，努力让自己成为有德行的青年力量，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一部分，精神生产是人们为满足精神生活需要而对自然界、社会及人类思维进行创造的社会实践过程，最终形成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意识形态、思想道德等精神产品 [12]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13] , p. 501)。实践将人与动物相区分，是精神生产的起源，通过认识世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精神生产还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不断发挥精神生产的重要作用，提升生产能力，更新生产观念，创新生产工具不仅实现对于物质生产的全面助力，而且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观念，更是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实践准则。每个人只有投身于社会实践，才能在行动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中庸方式，再用这些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要想让自己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就必须在复杂的社会之中使自己不断得到锻炼，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不断得到提升。实践活动是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具体彰显，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只有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不断地实践之中才能真正领悟什么是所谓的中庸追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内在要求。对于中庸境界的追求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14] 的新阶段，我们应该立足于社会实践，积极借鉴吸收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有益之处，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在实践中自觉接受先进思想文化的洗礼，以先进的思想为前进的指引，以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过程( [15] , p. 591)。精神生产会受到物质生产水平以及不同时代背景的制约，不同历史时期精神生产形态各不相同，但主要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被统治阶级占有，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生产具有人民性，一切生产都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

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要求遵循适度原则，以达到各方面的平衡状态。这对于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启发作用。社会的和谐离不开各方的平衡，不仅要保障社会内部的和谐、社会与人民的和谐还需要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要通过宣扬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适度原则，来引导社会成员学会克服内心的欲望，避免因极端主义与享乐主义盛行而导致的社会风气败坏。亚里士多德在倡导中庸思想时，引导人们积极追求善，也可以激发社会我们在潜意识里所包含的友善、勇敢等优良品质，这对于在全社会营造和谐友好的社会氛围，构建和谐社会秩序尤为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善于用中庸思想来调和各种社会矛盾，既坚持适度原则，又将理论结合实践，让行为合德，从而完成“至善”追求，实现社会长期的和谐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