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依赖论作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紧密联系。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罗莎·卢森堡的外部依赖论指出，非资本主义环境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生存基础。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来看，它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进行生产，获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仅仅依靠资本主义内部的市场和资源，难以实现剩余价值的全部转化和资本的持续增值。北京大学哲学系张梧教授在研究罗莎·卢森堡范式时，得出其“外部依赖论”的关键内容，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时，新的市场需求无法从其内部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中产生，因为这两大阶级的需求已被包含在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里，所以新增需求只能源于外部，即非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世界存在关键的两次交换：首次交换为资本主义把用于积累的物质资料出售给非资本主义，获取货币以实现物质资料的价值；随后，再用这些货币购买非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如此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才能持续进行 [1] 。

因此，罗莎·卢森堡总结：“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积累，不管它的理论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 [2]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需要不断向外部扩张，吸收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以此作为实现剩余价值与资本增值的途径。在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扩张，将大量非资本主义地区纳入其经济体系。这些地区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廉价的原材料以及大量可供剥削的劳动力。在当代，虽然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资本主义的扩张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多地通过对外投资等形式，在全球各处寻找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

罗莎·卢森堡强调，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还依赖于对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剥削，这一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积累机制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社会再生产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多个紧密相连的环节。资本家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剥削的直接体现。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推进，资本家的剥削手段进一步伸向其他环节。在分配领域，他们利用自身的主导地位，压低工人的工资，使工人仅能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报酬，从而将更多的社会财富集中到自己手里。在交换环节，资本家凭借对市场的掌控，以不平等的交换方式与其他经济主体进行交易，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特别是在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交换过程中，以高价出售工业制成品的同时，低价收购原材料，借此掠夺更多的价值，丰富资本积累的源泉。消费环节亦是如此，资本家通过广告宣传等方式，诱导劳动者过度消费，使劳动者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还不断为资本家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进而推动资本的持续积累。这种对社会再生产各个领域的全面剥削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复杂样式，是资本主义得以不断扩张和发展的重要支撑。

罗莎·卢森堡指出，当资本主义积累所依赖的非资本主义环境被逐步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可用的生产力发展资源消耗殆尽，几乎只剩下资本家和无产者时，资本积累将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资本主义经济也将随之走向崩溃 [3] 。

资本积累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状况。当资本积累处于顺利推进的阶段，剩余价值能够成功转化为货币，资本家便可以将这些货币投入到再生产或者扩大生产规模之中，从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然而，一旦资本积累受阻，剩余价值无法转化为货币，那么之前的剩余价值生产就以失败告终。此时，资本家不仅难以维持现有的生产规模，更无法实现扩大再生产。若在这种情况下还无法获取新的货币，生产过程必然中断，经济危机也就随之爆发。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环节，而非剩余价值生产环节 [4] 。

这种危机必然性，源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空间扩张与内在矛盾的双重运动，其具体作用方式是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及其相互作用得以实现。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商品输出是其剥削非资本主义环境的重要手段。工业革命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制造出大量超出本国市场需求的商品。为了获取利润，资本主义国家将这些商品倾销至非资本主义地区。在这种贸易模式下，由于非资本主义地区生产和技术能力落后，难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竞争，只能被迫接受这种不平等交换。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往往以远超其价值的价格出售，从而实现了巨额的利润积累。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输出成为一种更为隐蔽且高效的剥削方式。当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大量过剩资本后，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率，便将过剩资本投向拥有良好条件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这些地区建立工厂、开采矿山等投资活动，表面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利润被外国资本家获取。以20世纪的拉丁美洲为例，美国资本大量涌入，控制了当地的石油等核心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国家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反而加深了它们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严重制约了自身的经济发展。而美国资本家却借此获取了巨额利润，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资本积累。

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之间的相互作用加速了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枯竭。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非资本主义地区的市场逐渐趋于饱和，资源被过度开发，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这些变化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当非资本主义环境无法再满足资本主义不断增长的积累需求时，积累停滞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就是一个典例。

积累停滞一旦出现，便会引发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资本积累所帮助维持的经济增长、就业稳定和社会运转都在所难免地受到消极影响。企业的利润下降，投资意愿降低，失业率随之上升，社会矛盾也会日益加剧。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往往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剥削手段，如继续压低工资、削减福利等。这些措施不仅会引发工人阶级的反抗，加剧社会的不稳定，还会导致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此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市场，可能会引发贸易冲突甚至战争，这将使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进一步加深危机的程度和广度。这种危机的加剧又会再次激化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至此，罗莎·卢森堡指出：“这里，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积累问题，是完全与危机问题等同起来了” [2] 。

“资本从它问世之日起就一直被驱使向非资本主义阶层和民族进行扩张，……资本主义发展只有通过向新的生产领域和新的国家不断扩张才成为可能” [5] 。罗莎·卢森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展开了深入剖析。马克思曾深刻揭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存在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冲突，这一冲突由资本积累引起，进而导致周期性危机，促使资本不断寻求扩大市场 [6] 。这种持续的扩张需求驱使资本不断突破原有经济形态和国界的限制，向非资本主义领域进军。当资本的这种扩张行为从局部的、零散的活动逐渐演变成一种系统性、全球性的现象时，帝国主义便应运而生。从本质上来看，帝国主义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正如罗莎·卢森堡所阐述的，“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以地理而言，这些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仍然占世界上最广大的部分，可是，作为资本扩张的领域，在与资本的生产力所已经达到的高度发展水平相形之下，这些地区还是微不足道的……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以及它们在争夺非资本主义地区中日益激烈的竞争，帝国主义在其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中，以及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间所发生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中，变得愈来愈无法无天，愈来愈蛮横粗暴” [2] 。这进一步印证了资本积累推动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资本积累不仅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更决定了其向全球扩张并形成帝国主义格局的必然趋势。

不仅如此，罗莎·卢森堡还将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 [7] 。在这一过程中，垄断和暴力手段成为帝国主义实现全球控制的主要方式。少数大型企业通过竞争、兼并等方式，在特定行业或领域逐渐掌握关键的生产资料、技术和市场渠道，进而形成垄断地位。这些垄断企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产品价格、产量进行操控，以此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从全球经济体系的宏观视角来看，跨国公司在石油、制药等重要领域形成了高度垄断。它们利用专利技术、品牌优势等壁垒，限制其他企业的进入，以维持自身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从而实现资本的持续积累和扩张。

而当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遇到阻碍，无法通过和平的经济手段达成目的时，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会诉诸武力。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动殖民战争，如19世纪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强行打开许多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门，掠夺当地的资源和财富。但是，罗莎·卢森堡也敏锐地指出，“帝国主义愈是横暴地，愈是残忍地，愈是彻底地摧毁非资本主义文化，它也就愈加迅速地挖掉资本积累自己的立足之地” [2] 。这表明，帝国主义虽然在短期内能够通过垄断和暴力手段实现资本积累和全球控制，但从长远来看，其过度的侵略和破坏行为会破坏自身赖以生存的基础，导致资本积累濒于终止。因此，帝国主义的崩溃在罗莎·卢森堡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中有清晰的逻辑依据 [8] 。

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重新塑造了资本积累的时空场域与价值实现路径，形成一种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截然不同的资本增值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的重要发展者，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命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呈现出新的理论解释空间与现实映射关系。以下从生产要素、积累主体和空间扩张形式三个层面，系统阐释数字经济资本积累模式的变革。

首先，生产要素变革。数据跃升为生产要素与资本积累新动能。在传统经济体系中，资本积累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源、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其核心特征在于数据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与融合。数据资源已突破传统要素的稀缺性约束，通过算法算力的价值转化形成新型生产资料体系 [9] 。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可复制性的特点，这意味着数据在被使用的过程中不会被消耗，反而可以通过不断地整合、分析来产生更多的价值，为资本积累提供无限的可能。这种要素重构产生了双重积累效应：一方面，数据要素具备零边际成本的独特性质，这一特性使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无需像传统企业那样，为每增加一单位产品或服务而承担额外的高昂成本，并且打破了“卢森堡困境”，即打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市场容量的限制，实现指数级的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本质加剧了“数字圈地运动”，平台资本通过用户协议将个人数据私有化，形成新型剥削形态 [10] 。

其次，积累主体转变。资本积累主体从传统工业资本转移到数字平台垄断资本，产生平台经济的垄断性积累。数字经济催生了平台经济这一全新的商业模式，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平台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传统资本积累的竞争格局。平台借助双边市场构建起强大的网络效应，把罗莎·卢森堡理论中所提及的“外部市场”融入自身的平台生态系统之中 [11] 。在这一过程中，平台通过数据的收集、运用和分析，吸引大量用户，从而产生流量，而流量又进一步转化为资本，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数据–流量–资本”的正反馈循环，不断为平台资本的积累注入动力。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其一，用户注意力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充分利用推荐算法，将用户的注意力转化为商品，实现了注意力的商品化。其二，平台协议架构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契约。平台凭借技术优势，制定一系列规则和协议，形成了技术赋权的准租金攫取机制。这些协议对平台内的交易、用户行为等进行规范和约束，平台企业借此获取远超传统市场契约下的利润，实现了对用户和其他参与者剩余价值的深度挖掘 [12] 。其三，跨界竞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同质化竞争。平台资本不再局限于单一行业的竞争，而是通过生态扩张不断突破行业边界。它们利用自身在数据、用户、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涉足多个领域，构建庞大的生态系统，挤压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 [13] 。这种垄断形态既验证了卢森堡关于资本集中必然性的判断，也暴露出传统反垄断规则制定的理论滞后性。

与此同时，平台企业通过搭建数字化的交易平台连接起供需双方，打破了传统市场的时空限制，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 [14] 。在平台经济模式下，资本呈现出快速集聚的特征。一方面，平台凭借其强大的网络效应，吸引了大量的用户和商家入驻。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平台对商家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这使得平台规模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从而能够积累巨额的资本。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发展使资本的流动速度加快。传统经济中，资本的积累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生产、销售和利润回笼周期，而在数字平台上，交易可以瞬间完成，资金的结算和流转也极为迅速。这意味着平台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大量的资金收付，加速了资本的周转速度，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积累。

最后，空间扩张形式转变为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双重渗透，数字技术革命性地改变了资本积累的空间范围。在数字经济领域，创新高度活跃，其具备高度的开放性和协同性，成为推动资本积累的核心动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用户之间借助数字平台、云服务等实现了广泛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创新资源得以更为有效地整合和利用，这加快了创新的速度，进而推动了资本积累的进程，体现了虚拟空间对资本积累的作用。

不仅如此，物理空间也进行了虚拟化迁移。数字经济打破了国界的限制，让资本的跨境流动变得更加便捷和频繁。一方面，数字经济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展业务，实现了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化销售，获取了来自全球市场的利润，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这种跨境层面的突破，极大地拓展了资本积累的空间范围。可见，在这种空间变革中，数字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已从领土占领转向数据主权争夺。

在数字经济时代，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框架展现出更强的解释力，资本积累的外部依赖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信息传播和经济活动的传统地理限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通过数字平台、互联网技术等手段，更加深入地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无论是偏远地区的传统农业经济，还是新兴的数字创意产业，都难以避免地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换言之，非资本主义环境的范畴已从传统的地理疆域拓展至数据空间、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非物质劳动领域。平台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以下路径，延续并强化了这种外部依赖机制。

第一，数据殖民与虚拟空间扩张。数字平台往往以“免费服务”为名，将用户社交行为、消费偏好等数据资源转化为新的生产资料，形成“数字原始积累” [15] 。这种新型剥削方式不再依赖于物理领土的占领，而是凭借算法霸权将个人生活全方位地纳入资本循环。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大型科技公司凭借对数据和技术的垄断，对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数字殖民”，剥削其数据和劳动力资源 [16] 。例如，科技巨头通过掌握技术标准，制定数据主权规则，如跨境数据流动，牢牢地控制着发展中国家。

第二，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重塑。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如农业物联网、跨境电商等领域，看似为技术赋能，实则通过云服务协议、知识产权壁垒和算法控制，将本土经济纳入跨国资本的积累链条 [17] 。卢森堡曾经批判的“国际贷款与技术依附”在数字经济演变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债务捆绑 [2] 。以云计算巨头为例，它们向中小经济体提供看似“普惠性”的技术工具，迫使这些经济体接受数据主权转让与利润分成模式。这种方式不仅影响了中小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合作与利益分配格局，使得全球价值链在数字化重塑过程中，呈现出复杂且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态势。

除此之外，数字经济下的社会再生产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像外卖、网约车、在线教育等数字平台，深度介入了社会再生产领域，将家庭劳动、教育、医疗等原本非市场化的活动转化为利润来源，导致零工劳动者权益缺失、工作条件恶化，如远程办公模糊了家庭与工作的界限，进一步加重了劳动者的负担。再如在线教育虽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但也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以下路径，延续并深化了对社会再生产的剥削机制。

第一，时间剥削的最大化。数字经济中的零工经济模式，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社会再生产能力的无情压榨。劳动者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工作状态。零工经济平台借助算法调度，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将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家庭时间转化为“即时待命”的潜在劳动时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隐形加班”现象，充分表明资本积累已入侵劳动力再生产的私人领域，加剧了零工经济中劳动者社会保障缺失与平台利润暴增的矛盾。

第二，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侵占。数字资本通过公私合作模式接管城市交通、医疗数据管理等公共服务，将公共财政投资转化为私有平台的利润来源。在智慧城市项目中，政府采集的居民出行数据被授权给商业平台用于精准营销，这实际上是以公共资源补贴私人积累 [18] 。

数字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危机。这些矛盾与危机既延续了传统资本逻辑的固有弊端，又因技术革新与全球化的深化，呈现出独特的表现形态。

首先，全球数字殖民与生态危机凸显外部依赖的不可持续性。罗莎·卢森堡强调，资本积累往往以牺牲非资本主义国家为代价。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数字经济凭借技术霸权与标准垄断，重构了全球剥削体系。发达国家依靠自身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将发展中国家固化为“数据原料供应地”与“低端服务外包区”。在数字产业迅猛扩张的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生态代价。以数据中心为例，其运行需要消耗海量的能源，同时产生了大量电子废弃物，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进而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 [19] 。这种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破坏，充分表明了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中外部依赖的不可持续性。

其次，数据效用递减产生平台困境与社会连锁反应。用户注意力具有稀缺性，而数据又存在随着使用量增加，单位数据所带来的效用逐步降低的特性，这一状况迫使平台不断开发更为隐蔽的监控技术，如情绪识别、脑机接口等，来获取更多有效数据 [20] 。然而，此类行为不仅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强烈的社会抵制与监管层面的反弹，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数据隐私立法浪潮，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旨在规范数据收集与使用的行为。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还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老年人、低收入者这类弱势群体，在数字社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数字技能与资源，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 [21] 。这种不平等现象进一步蔓延至全球层面，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受限，其边缘化地位愈发显著，这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不平等本质。

最后，数字殖民主义延续了帝国主义扩张模式。数字殖民主义主要通过技术霸权、数据掠夺以及市场控制等手段，践行着传统帝国主义的扩张逻辑 [22] 。根据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扩张必然引发地缘政治竞争，而数字技术竞争正是当代帝国主义的一种新表现形式 [23] 。大型科技公司凭借技术垄断和数据控制，构建起全球性的数字帝国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对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的垄断优势，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控制与经济剥削。这种数字殖民主义行径，严重破坏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对其可持续发展构成极大威胁。

在数字技术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当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因其内在的辩证逻辑与广阔的历史视野，不断焕发出与时俱进的理论生命力，成为解析全球资本运行规律的关键思想工具。其理论活力的延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资本扩张本质的穿透式批判。罗莎·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的存续依赖于对非资本主义空间的不断吞噬，这种扩张具有内在的暴力性与排他性。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吞噬”呈现出更为隐蔽的技术化特征。资本家常常打着创新、便捷的旗号，掩盖其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并以技术为手段，将追逐范围不断扩大。在数字经济的实践中，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关于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判断得到了新的验证。这种理论张力恰恰表明，尽管数字技术改变了资本积累的表现形式，让资本扩张变得更加隐蔽、复杂，但资本剥削的本质并未改变。可以说，数字经济虽然带来了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却并未改变资本扩张的剥削本质，只是为其披上了一层数字化的外衣。

第二，动态分析与全球视野方法论的跨时代指导意义。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本身就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动态发展的深刻洞察。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动态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愈发显著。数字经济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和快速变化性，新的商业模式、技术应用不断涌现。运用罗莎·卢森堡理论的动态分析方法，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分析资本在不同阶段的积累方式、外部依赖形式以及面临的矛盾与危机。通过动态跟踪数字经济中企业的发展轨迹，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企业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持。

不仅如此，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将目光投向全球范围，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与依赖 [24] 。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全球视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界限，数字经济企业能够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拓展市场。运用全球视野方法论，可以分析数字经济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积累，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同时，全球视野有助于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经济关系，如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等问题，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跨学科理论生命力的再生潜能。罗莎·卢森堡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其跨学科生命力在数字经济研究中持续显现。首先，在空间政治学领域，她的“外部依赖论”为解析信息地缘政治提供了新视角 [25] 。卫星互联网的竞争、区域数据中心的选址等，均可视为数字时代“非资本主义空间争夺战”的具体表现。其次，在生态批判理论层面，卢森堡关于资本无限扩张与有限环境承载力矛盾的论述，为数字生态文明构建注入思想资源。再者，在劳动社会学领域，她的再生产危机理论启发学者关注平台劳动者的权益困境。

这种理论活力的本质源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特有的“批判-建构”双重属性：既保持对资本权力逻辑的批判锐度，揭示数据垄断背后的价值掠夺，又蕴含制度变革的建构指向，为人类处理数字矛盾、解决数字危机指明制度变革方向 [26] 。其方法论内核，即历史辩证法与实践认识论的统一，使其能够穿透技术表象把握资本主义本质。这种理论活力将持续为构建数字时代政治经济学范式提供思想基础，也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构注入批判理性。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不仅揭示了数字经济下的潜在矛盾与危机，而且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深刻且多维度的指导思路，从微观企业战略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可持续性，全方位地为数字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推动数字经济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蓬勃发展。

首先，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强调外部市场对于资本扩张的重要性，这为企业制定全球拓展规划的数字战略提供了思路。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和技术构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元素，企业要实现持续增长，必须突破地域限制，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企业在制定全球拓展战略时，可借鉴卢森堡理论中对外部市场的分析思路。一方面，精准定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特点以及政策法规环境。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对数字通信技术、智能终端设备等有着巨大需求，企业可以根据这一机遇，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入，提供符合当地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重视与当地的合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方式，融入当地市场。这既能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又能利用当地合作伙伴的资源与渠道优势，快速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和影响力。

其次，从政府层面来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与无序性，这对于政府制定全面且具针对性的数字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肩负着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促进数字产业繁荣发展的重任。在产业政策制定方面，政府应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产业所具有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特性。借鉴罗莎·卢森堡理论中资本集中与扩张的观点，政府可通过推进数字税的相关法规的制定，对收入分配的规则予以规范，构建合理的财富积累模式，从而有效防范数字资本不受约束地过度扩张 [27] ；还可以通过出台产业扶持政策等举措，鼓励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积极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防止数字经济领域的过度垄断与无序扩张，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在监管政策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网络犯罪等。罗莎·卢森堡理论提醒政府要密切关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因此政府需要制定严格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规，规范数字企业的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和共享行为。例如，明确数据所有权归属，加强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对侵犯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企业予以严厉处罚，以此维护数字经济市场的健康秩序。

再次，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宏观数字经济的调控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经济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府需运用宏观调控手段，防范数字经济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一方面，政府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数字经济投资方向。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研发等领域的投入，增长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 [28] 。在货币政策上，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需秉持系统治理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目标，促使数字经济治理从碎片化迈向协同化，为数字资源共享创造条件。借助数字技术破除信息与数据障碍，推动公共数据高效流通，完善数字平台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制度。并且，政府应切实剖析并解决数字经济宏观调控中的需求与难题，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由粗放转向精准，提高宏观调控整体效能 [29] 。

最后，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对资本积累与社会经济环境关系的探讨，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涵盖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经济增长多个方面。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应鼓励企业研发并应用绿色数字技术，减少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能源管理，建立“绿色协同联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数字经济的绿色发展 [30] 。在社会公平方面，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部分传统岗位可能会被替代，同时也会催生新的就业机会。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强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能力，促进就业公平 [31] 。此外，通过税收政策等手段调节数字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实现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推动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当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关键指引，帮助其在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时，实现自主可控发展，降低被发达国家数字资本过度剥削的风险。

发展中国家应依据自身的数字资源基础与市场需求，制定符合国情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在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需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32] 。一方面，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在数字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形成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工人资源丰富。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大量工厂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有力推动智能工厂建设。这使得中国在工业互联网相关数字服务的提供上，形成成本与技术应用优势，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解决方案，在全球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价值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 [33] 。发展中国家可借鉴此模式，在数字客服、软件开发等领域深耕，提升业务规模与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数字产品与服务。一些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可通过数字技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内容产品，类似虚拟博物馆、数字文化创意作品等，开拓全球数字文化市场，实现从传统资源优势向数字经济优势的转化。

避免被发达国家数字资本过度剥削，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可控发展的关键。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对数字经济领域外资引入的监管，防止外资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垄断本国数字市场，控制关键数字产业。同时，鼓励本土企业加强技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国外数字技术的依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核心数字技术攻关，同时通过区域协同治理模式逐步突破技术瓶颈的困境 [34]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中拥有话语权，摆脱对发达国家数字资本的依附，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飞跃。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合力，在数据安全、数字贸易规则等方面争取更多权益，打破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数字经济治理格局，为自身数字经济发展营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 [35] 。通过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合作联盟，加强区域内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字技术共享与人才交流，提升区域整体数字经济竞争力，共同抵御发达国家数字资本的冲击。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需精准把握自身优势，科学制定数字经济战略，在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合理监管外资、参与国际治理等举措，努力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中赢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