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在被引介之初，最大的难题是开创先河——也就是解决玄奘所谓的“此无”的问题。运用现有的汉语词汇翻译汉语语境中不存在的对象，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玄奘在其翻译理论中提出了“此无不翻”的原则。他认为在“秘密”、“含多义”、“此无”、“顺古”、“生善”等五种情况下，不应对译名进行意译，应用音译。杨全红教授感慨：“玄奘之‘五不翻’原则开领我国译名规范与统一讨论之先河，面对今日各类译名之混乱情状，真希望能有更多的表义明确操作性亦强的‘翻’与‘不翻’的典则问世(杨全红，2004：39)。”

对这个难题颜永京(1838~1898)感触最深。他是中国心理学翻译第一人。他于1889年译毕，并由益智书会出版的《心灵学》为中国第一部心理学译著。(原书为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作者为Joseph Haven)此后时隔近20年，至1907年方有王国维译出《心理学概论》(原书为Psychologie in Umrissen auf Grundlage der Erfahrung，作者为Harald Høffding，原文为德文，王据英译本汉译)，是为第二部。

颜永京在译序中这样写道：“许多心思，中国从未论及，亦无各项名目，故无称谓以述之，予姑将无可称谓之学，勉为联结，以新创称谓(杨全红，2004：96)。”在阅读了颜永京翻译的《心灵学》之后，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读书心得，讲“西人格致家渐从事于心性”，是属于“知本”。认为《心灵学》一书“晰言人心之运用，大要不外数种：曰思、曰悟、曰辨别、曰论、曰志、曰感，其言精密。述艳丽章，谓物之艳丽，是物之灵气在块质透显。语为我国人所未经道。予谓即刚健、笃实、辉光之意(孙宝瑄，1983：98)。”可见其译文效果甚佳。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现象。心理现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在翻译西方心理学著作时，难免要费一番揣度。揣度的结果，会形成不同的理解。比如，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关于心理现象，共有四种理解：拓扑论(topographic)、动力论(dynamic)、节省论(economic)、结构论(structural) (Freud, 2011: 51)。其中结构论将人心分为Id、Ego和Superego。举Id为例，高觉敷最早翻译成“伊底”，取自《诗经·小雅·小旻》：“我视谋犹，伊于胡底?”其中“伊于胡底”的含义是“要到什么地步才算完”，是对不好的情况的感慨，与Id所表达的含义十分贴近。后人为了在形式上附和自我(ego)、超我(superego)的翻译，将Id改译为本我，并大受欢迎。实际上“本我”的译法存在理解上的错误。因此高觉敷先生坚持使用“伊底”。

申荷永在《我与我的老师高觉敷》一文中说：“弗洛伊德用‘伊底’所表达的，是一种先于‘我’之产生的状态，是一种无‘我’的状态，是一种最为原始的混沌状态，是潜意识中最深层的境地。在“伊底”的状态，并没有任何“我”，根本不存在“我”。所以高老师坚持他的原则，坚持不为了形式上的统一(本我–自我–超我)而放弃这种内在与本质的理解(申荷永，1999：361)。”这一分析十分准确。

译名的用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语义上对等的翻译，还要在语境上做一番思量。譬如“心理学”的译名，曾有“心灵学”、“精神学”、“心理学”等译法。而历史最终选择了“心理学”，这可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界弥漫着推崇“理性”的氛围有关。

颜永京“心灵学”的译名，如果“灵”字用的是“理”字，那么是否还会存在颜译与王译孰为心理学引入中国的标志的争议，就不得而知了。当然，这又涉及话语权的问题，容后详议。至少，可以看到历史对译名的选择，并不仅仅按照时间先后来赋予话语权力。

译名的价值困境主要表现在“时代精神”对译名的认可过程中。译者并不能完全决定译名的流传。符合翻译学、好的译名，未必会成为普遍接受的译名。

根据玄奘的理解，对于暂时无法找到对应词汇的外来概念，最稳妥的方法就是音译。但是音译不能太多，梁启超担心音译太多了，“几同不译”。在音译与意译的取舍方面，应当以意译为优先。因为从阅读效果上看，意译要比音译更方便。

当然，又不能为了方便阅读，以文害意。比如：Solution Focused Therapy，多被译为“焦点解决治疗”。这是意译，但初学者多不知所云，达不到翻译效果的最大化。毕竟“引介”正是为初学服务。如果翻译成“思解疗法”、“聚/求/趋解疗法”，可能会在表达该疗法主张“关注来访者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问题本身”的观念，同时也兼顾了发音的相关性。属于意译兼音译的做法。如果翻译Solution Focused Brief Therapy (SFBT)，则不妨用“短程趋解疗法”。

人名的翻译只能用音译。除非此人有目标语言的名字，且广为人知。有的译者为了贴近中国人名的习惯，刻意用中文的姓氏用词，譬如用“李约瑟”来翻译“Joseph Needham”，这是很有创意的做法。但是人名音译要避免过于中国化，以至于不辩中西。

总体上，人名的翻译应当符合两个原则：一、明晰性原则。应使读者很容易辨识为人名；二、易读原则。人名应当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有时候源语言人名发音非常复杂，译成目标语言之后非常拗口，不妨简化，取其韵似。时下坊间有译著不译人名，保留原语言写法，这是不可取的。若涉及人名翻译较多，且已存在多种译法，为避免混淆，可在译著末尾附录人名对照表。

翻译工作是在两种文化的波涛间冲浪。原始文本与其所处的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译名的选择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原语言文化植根性的影响。

仍用“Solution Focused Therapy”的译法为例。该疗法的提出者以茵素·金·柏格(Insoo Kim Berg)及史提夫·狄·世沙(Steve de Shazer)为代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建构主义就对人文学科的影响渐渐深入。很多心理学者开始怀疑“心理问题”的“实体性”，转而认为心理问题是社会话语互动的产物。认为对“心理问题”的解释，实际上恰恰是制造“心理问题”的语言活动。因此主张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问题的解决”上，通过语言活动把后者创造出来。汉译“问题解决治疗”，显然忽略了这种文化语境的价值趋向，仍然把“问题”放在第一位。读者应注意，在原文“Solution Focused”中，根本没有出现“问题”(problem)。硬要在译文中放上“问题”两个字，实际上仍然是现代主义实体思维的结果。认为只要有“解决(solution)”就一定有“问题(problem)”，实际上这种思维正是后现代思潮批评的语言建构。换句话说，之所以这么思考，正是因为落入了语言的窠臼。

话语权(power of discourse )业已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日常词汇。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本意是“话语本身具有创造语言使用者的力量”，或者说“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现在至少在中文语境中，“话语权”被理解为“说话的权力”，因此有“失去了话语权”、“剥夺了某人的话语权”等说法。可以说与这个词的本义大相径庭——福柯本来想说的是：人在说话的时候可能会被所说的话左右。可是福柯无法阻挡绝大多数人的理解，所以这个词的“译名转意”，本身就是“译名的话语权困境”最好的例证。

另外，译名的话语权困境还表现在译名先后的影响上。在心理学翻译领域，同文多译的情况并不少见。译名规范中存在约定俗成的现象，先译往往被继承，特别是人名的翻译。申荷永在《我与我的老师高觉敷》与《论心理学术语翻译的标准化》中都提到了这一现象(申荷永，1996)并指出了译著附录人名对照表的重要性。可有时候为了表示不同，或者不熟悉已有的成果，译者又会有意无意地改变译名，无形中为心理学译名增加了很多混乱。

又如“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很多人听到这个译名，立刻认为自己是“懂”叙事疗法的。因为“叙事就是讲故事”，顾名思义，叙事疗法就是通过讲故事来做心理治疗！然后就会引申，大概这个疗法最/只适合儿童和青少年。学过叙事疗法的人都会知道，这与“事实”虽然不是天壤之别，至少有风马之嫌。面对这样的困境，译者又能如何呢？

对于心理学翻译领域的发展而言，形成一个译名规范化的机制非常重要。

所谓表义性原则，是指译名本身应尽量包含其所表达的概念内涵。有人主张译名只是概念转译，其内涵应当通过界定来完成。这种理解似是而非。概念表述不是代数，概念本身应具备自明性，不应完全靠界定来赋义。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如果译名不具实义，会大大增加理解与记忆的难度。而且从翻译实践上看，译名要避免表义也是不可能的。

普通心理学的“随意注意”(voluntary attention or attention with effort)和“不随意注意”(spontaneous attention)两个概念，分别表示“需要付出意志努力”和“不需要付出意志努力”的注意行为。学习心理学的人多半要花一点心思才能分清。因为“随意”一词，在汉语中的通用意义是“不认真、不努力”，与两个译名中的意思刚好相反。这两个概念如果分别翻译成“主动注意”和“被/自动注意”，就不存在混淆的问题。

中文表“象”的功能优于表“义”。因此有人说中文是最适合写诗的。可是心理学的翻译，不同于写诗，不能以意境的美伤及科学的真。表义的原则对于心理学译名的选择非常重要。

所谓简洁性原则，是指译名应尽量简短直白。往往原语言表达的含义很难找到刚好对等的中文词汇。在这中情况下，译者往往需要借助补充修饰词，以至译文拖沓冗长。这种情况除了在译名选择的过程中存在之外，在行文中也存在。因为语法差别，西语中一个简单的句子可能表达多重含义，要充分翻译成中文，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拆分成多重意思，用短句子来分别翻译。在译名选择中，如果不注意简洁性原则，有可能因为本来不表义的结构虚词导致语义歪曲。

翻译的对等性原则是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Eugene A. Nida, November 11, 1914-August 25, 2011)提出来的。他认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65)。“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67)。

所谓译名对等性原则，是指译名应在语义、风格和文体上与原文相近。翻译要忠于原文。不忠于原文的翻译，无论多么流畅，多么优美，都是不可取的。译名的对等性是忠于原文的表现。

譬如格力高·C·李科特(Gregory C. Richter)说：“弗洛伊德的德文往往简单直白，从而能够用日常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意义。∙∙∙∙∙∙弗洛伊德所说的das Ich ∙∙∙∙∙∙ 对应的英文应当是the I”(Freud, 2011：38)。 [恩尼·琼斯(Ernest Jones)]反对用英文the I来翻译，改用ego。结果使得本来很容易理解的很多理论需要大费口舌。回到汉译上来，如果Id、ego和superego(Über-Ich)分别用“伊底”、“我”、“压/辖我”来翻译，区分起来似乎要容易得多。只是习惯了本我、自我、超我的翻译，再做改动反而显得怪异，不如顺古。

所谓造词法，顾名思义即根据翻译任务的需要对目标语言的词汇进行再加工，创造出新的表述方式的译名翻译方法。这是译名翻译方法中创造性最强的一种。同时也是最常见的一种。中文的造词方法与西语不同，不能通过添加或者减少词缀来完成，只能通过字词的排列来进行。这个过程中反映了译者语言的丰富性、灵活性以及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好的造词，可以达到传神的效果。不好的造词，则让人感到生硬怪诞。

要熟练运用造词法，译者首先需要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文字修养。阅读范围不能限于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一种语言，好书要读，低俗的书也要读。否则不可能真正把握一种语言的广度和深度。翻译就无法达到自如的境界。例如高觉敷先生凝缩“伊于胡底”对“伊底”的翻译就是典型的造词法。后人认为是单纯的音译，那是因为不了解诗经。

另外，译者不能过于拘泥文字。根据原文的含义，需要敢于突破传统的表述。譬如在高觉敷先生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有如下一段话：“有人问马主人马怎么样了，马主人说：‘啊！它可‘惨过’(stad)——可再过一个月。’∙∙∙∙∙∙那人再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这是一件惨事(a sad business)，把sad(惨)和take(过)揉合到一起就成了‘惨过’(stad)”(高觉敷，1984：25)。此处“stad”一词在词典里面是找不到的。因为它是口误的结果。而且即便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口误词汇在词典中确实有，拿来翻译这个语境中的表达，也远远不如高觉敷先生创造的这个“惨过”这个词传神。如果译者拘泥于文字规范，如何可能得出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译文。

所谓假借法是指在译名翻译过程中借用成译。假借的对象可以同书前译，同领域他书、不同领域相关概念，甚至不同语言相关概念等等。这种方法的创造性不强，但会大大提高翻译的效率和可接受程度。一则成译已经有一定的读者群，可以借助同书其他版本或者他书相关概念快速理解译作含义。再者假借可以大大节省脑力。

只是这种方法有很多局限。首先译者至少得熟悉相关领域的翻译成果。这一点应该是基本要求。其次，译者要对现有译名有自己的思考与评判，否则会以诶传诶。时下使用假借法的译者十分普遍，因此大量明显不确的译名，被越传越响，对试图修正的译者而言成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之势。

王国维是一代翻译大家。论及译名的难题时，他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慨叹“译西语之汉文”的匮乏。主张沿用日文译语，“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他说，“余虽不敢谓用日本已定之语必贤于创造，然其精密，则固创造者之所以不能逮(王国维，1997：40)。”因此中国心理学常用术语中，有不少是日用汉字的假借。

筛选法需要同行参与。翻译工作需要同行交流。译者在承担某项翻译任务时，可以就某个译名提出几种选择与同行交流，参考别人的意见进行筛选。可选译名的来源可以参考假借法，同时加入自己的修正与创造。有时候筛选对象可以由同行补充。

使用这个方法时可以有学习相关语种的专家参与，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因为心理学译名选择的精准尽管与英语水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这里又涉及语境的问题。翻译工作忽略语境是不成的。

仍以“焦点解决”(Solution Focused)的翻译为例。在《焦点解决模式：理论和应用》中，作者将solutionfocused approach译为“焦点解决模式”，就是比较了国内有关学者的翻译，筛选后确定的(黄丽，骆宏，2010：1)。从筛选的角度来看，无论根据英语语法还是该理论的内涵，“聚焦解决模式”要比“焦点解决模式”的译法更为恰当。

所谓转意法是指通过赋予常用词汇专门的界定形成专业术语的译名。这种方法适合原语言概念与某常用词语义接近，但具有细微差别时。比如，心理学所谓的“感觉”(sensation)与我们日常语言中所谓的“感觉得到”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心理学上所谓的感觉要更细微，指机体对个别属性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使用同词转意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丰富目标语言的表达能力，并形成专家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