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家卡普兰在1954年首次提出了心理危机的概念。卡普兰认为：当一个人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困境时，他先前的危机处理方式和惯常的支持系统无法应对眼前的处境，就会产生暂时的心理困扰，这种暂时性的心理失衡状态就是心理危机 [ 6 ] [ 7 ] 。本研究的心理危机是指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心理危机，即自然灾害发生时，其恶劣影响及灾难性后果充斥着个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超出了个体的应对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地控制和有效地缓解，会导致个体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出现功能失调以及社会功能的混乱，严重的会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造成长期终生的困扰，早期的心理干预对灾民预防PTSD是极其重要的 [ 8 ] [ 9 ] 。

针对PTSD，卡普兰提出了“心理干预”的概念，旨在帮助人们度过精神危机 [ 10 ] 。心理危机干预又简称为心理干预或危机干预，从狭义上讲是指为防止处于心理危机中的个体精神崩溃，给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和心理支持，通过调动他们自身的潜能来使他们重新建立或恢复到危机前的心理平衡状态，获得新的技能，以预防心理危机的发生 [ 11 ] 。简单来说即通过一定的心理学的手段或者技术对心理有危机的个体进行干预，使其恢复正常的心理平衡状态。有研究表明，约70%的当事人可以在没有专业人员帮助的情况下自己愈合其心理创伤；另外30%的当事人或多或少会由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在日后表现出如焦虑、抑郁、躯体形式障碍、进食障碍、睡眠障碍、酒依赖和药物依赖等 [ 12 ] 。所以，在出现心理危机状态后进行心理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其作用有：1) 稳定情绪。也就是尽力阻止灾后悲痛情绪的进一步扩大和蔓延。2) 缓解急性应激症状。主要针对出现灾后应激问题的个人和群体进行心理方面的支持与治疗。3) 重建个体的各项心理和社会功能以及恢复对生活的适应，这也是灾害后心理危机干预最终的目标。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中国对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专业人士开始了心理危机的研究和干预服务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山地震后，“精神废墟”的概念被首次提出来。我国开始零星的在一些矿难、火灾等灾难性事件中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尝试工作 [ 13 ] 。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的灾后心理创伤干预，应该是第一次正式幵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这次发生在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宾馆的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当时，北京大学精神卫生所派人参加了心理援助工作，对伤亡者家属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心理干预，初步取得了在我国开展灾后心理干预工作的宝贵经验。到了21世纪初期，我国心理危机干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3年“非典”期间，我国心理学界对“非典”患者、密切接触者、家属以及一线医护人员，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心理干预工作，开始大范围的进行灾害事件的心理救助。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心理危机干预在这次灾情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发动下，有至少50支以上的心理专家队伍赶赴灾区，对受灾群众和相关群体开展心理援助。

心理专家赶赴灾区对灾民进行心理干预的同时，也进行大量研究工作。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的预防研究、地震灾后重建研究、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技术研究、灾后心理救援研究、普通民众对灾害的认知与响应等方面。面对突发灾害，政府及相关专业人员应及时进行适当心理危机干预 [ 14 ] ，帮助处于危机中的个体、家庭、群体化解危机，告知其如何应用较好的方法处理应激事件，并采取支持性治疗帮助个体度过危机，以降低急性、剧烈的心理危机和创伤的风险和减少危机或创伤情景的直接严重的后果，促进个体从危机和创伤事件中恢复或康复 [ 15 ] [ 16 ] 。灾后不仅要重建基础设施，也应该做好人们的心灵的重建工作。对幸存者和救援人员等亲历地震的人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干预和治疗是当前心理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 17 ] 。针对地震造成的心理伤害的内容和形成特点，我们应该重视心理伤害的救援工作，因此我们要建立好震前准备、震后救援的急救体系 [ 18 ] 。杨慧等人 [ 19 ] 对震灾伤员救治医务人员再次应对大地震的心理应激反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同一震灾伤员救治医务人员在参与玉树与汶川地震救治1周后其恐怖心理显著降低，救治经历能够增强医务人员再次面对大地震的心理应对能力，对震灾伤员提供更有效的救援。国内学者从危机干预人员素质、危机干预时间、危机干预机制3个方面指出，5·12汶川地震后心理危机干预中存在专业危机干预人员严重匮乏、持续心理救援难以保障和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徐春迪等人 [ 20 ] 研究普通公众对汶川8.0级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测评，结果表明：1) 在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方面，公众的综合水平与能力还很不理想；2) 普通公众掌握的地震知识准确性和理解深度还有待加强。苏桂武等人 [ 21 ] 对汶川地震灾区民众认知与响应的研究表明：1) 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认知和响应地震灾害的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2) 女性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水平与能力明显不如男性；3) 不同民众的地震灾害知识水平和防震减灾技能掌握程度显著影响着其震时及震后的响应行为和态度，且以后者的影响更为突出。国内关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范围狭窄，主要局限于对自然灾害发生后心理干预的探讨，而且对相关问题缺少必要的理论的探讨。在有学术研究成果中，着重实务的多，侧重理论的少 [ 22 ] ，因此基于社会民众层面的灾害认知与态度的学术理论来讨论心理危机干预的问题，目前在国内尚不多见，构建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实际应用体系，还要开展大量具体研究工作。

现阶段大多数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是关于专家对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及问题的认知与分析，而本研究首次从社会民众层面来探讨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与态度的理论问题。由于不同层次的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态度和认知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反应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对于制定科学的应急干预对策，不仅要重视专家的专业观点，也要重视普通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看法。因此，本研究选择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来了解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与态度，通过文献资料法和访谈法结合我国目前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现状，自编了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的《中国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与态度测量量表》，以数据量化的方式，了解当今中国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和态度现状。前人研究表明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层次的民众其灾害认知能力存在差异，那么不同性别、不同学历、不同居住地、不同省份的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是否也存在差异？同时本研究开拓新思路，通过调查山东和四川地区来探究经历危机次数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和态度的影响，即与经历过自然灾害的地区民众相比，未经历过自然灾害的地区的人们对于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和态度有何差异？认知是态度的基础，认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态度，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又会怎样影响其态度？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民众的性别、学历、地区、经历危机次数等因素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认识和态度的影响，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如何影响其态度，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的民众那里获得丰富的、直接的信息资料，获得真实有价值的反馈，从而增强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客观认识，提供可行的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案，帮助政府与国家相关部门完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提升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质量。

采取整群取样的方法，主要选取了山东(556名)和四川(639名)两个地区的在校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共计1195名被试进行集体问卷施测。其中55%是大学生，社会人士包括中学生(17名)，农民(66名)，工人(74名)，军人(169名)，机关或事业单位人员(97名)，商业服务从业人员(49名)，专业技术人员(27名)。

本研究采用中国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量表，共15个项目，包括理论性认知、专业性认知、对象性认知三个维度。每个项目从1 (非常不符合)~5 (非常符合)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了解越多。总量表及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7、0.813、0.741、0.619。

本研究采用中国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态度量表，共17个项目，包括建设性态度、必要性态度、乐观性态度三个维度。每个项目从1 (非常不同意)~5 (非常同意)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态度越乐观。总量表及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5、0.806、0.790、0.766。

问卷调查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以统一指导语指导被试作答问卷，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对中国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认知与态度得分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对不同学历、居住地、省份、危机经历次数被试的得分进行差异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

对本研究问卷中提到的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6项建议的赞同情况进行比例统计结果发现，这六项建议的赞同情况均超过了一半的比例，说明大多数民众认为我国现有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在这六个方面仍需要加强，未来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加大宣传工作(77.20%)”、“选拔专业的、合格的心理干预工作者(77.60%)”的比例都很高，都达到77%以上，说明这两项工作尤其需要加强，而在“国家在法律层面上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进行监督”这项建议赞成比例(58.10%)相对偏少。

通过调查发现，中国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平均得分为3.34，处于我们问卷中设定的5点等级评分中“不确定”与“有些符合”之间，偏向不确定的方向，离有些符合还有一定的差距。认知量表所包含的理论性认知、专业性认知、对象性认知分量表的得分分别为2.97、3.87、3.52，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得分都在4分(有些符合)以下，其中理论性认知得分不到3分(不确定)，从整体来看民众对于危机干预的认知得分普遍偏低尤其是理论性认知方面，这说明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了解程度较低，加强心理危机干预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势在必行。

本研究发现，我国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情况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苏桂武等人对汶川地震灾区的研究表明，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认知和响应地震灾害的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 [ 21 ] ，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越高，对心理危机干预的了解越多并且对心理危机干预有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同时随着职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情况也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居住在城市的民众的认知情况要显著高于居住在农村的民众。与山东省被试相比，本研究取样的四川省被试的生活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四川省的民众对于一些新型知识的了解较少，因此山东省民众的认知情况(尤其是理论性认知和对象性认知)显著高于四川省。另外，对于非四川省的民众来说，是否经历过危机对认知情况没有影响，主要由于非四川省的民众并未经历过巨大自然灾害，即使经历过也对他们没有产生很大的心理影响，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心理危机干预，因此是否经历过危机对他们的认知情况没有影响。但是，对于四川省的民众来说，经历危机次数对理论性认知得分有显著影响，曾经经历过自然灾害的被试比没有经历过的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心理危机干预，如灾害发生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前往一线对灾民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当地大众媒体对于心理救援的知识宣传与教育，邢娟娟在公共事件应急心理干预机制的构建研究中也指出“媒体是大家了解事实真相的最为重要的形式和手段”，在突发事件中采取媒体宣传、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是事件中的各类人群希望获得的心理援助方式，这些使得经历过灾害的民众对于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知识了解得更多 [ 23 ] 。

通过调查发现，中国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态度平均得分为3.86，处于我们问卷中设定的5点等级评分中“不确定”与“有些同意”之间，偏向有些同意的积极正向方向。态度量表所包含必要性态度、建设性态度、乐观性态度分量表的得分分别为4.13、4.1、4.88，这三个分量表的得分体现中国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态度得分都在4分(有些同意)以上，其中乐观性态度达到了4.88，这表明一方面民众认为心理危机干预是很有必要的，但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民众对于心理危机干预在我国的未来发展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相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会发展成为一套具备系统性和完善性的机制。

本研究发现，我国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态度情况在不同人群中也存在差异。态度是由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成分这三个成分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民众对于心理危机干预的态度也是由其认知成分、情感成分、行为成分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由于不同人群对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内心体验以及采取的行为反应可能不同，因此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态度情况在不同人群中也存在差异。

本研究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越高，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态度得分越高，并且初中或以下的被试与其他水平的被试在必要性态度与建设性态度上的存在差异，初中或以下的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低，对于心理危机干预知识的了解较少，这种认知方面的缺失可能导致对心理危机干预态度上的模糊，因此文化水平低的民众，态度得分也较低。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建设性态度与乐观性态度上，居住在城市的民众的态度得分要显著高于居住在农村的民众，非四川省民众的态度得分显著高于四川省，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的民众有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接触更多的文化知识，拥有开拓的视野，这些促使他们对于未来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建设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另外，对于非四川省的民众来说，是否经历过危机对态度得分没有影响，主要由于非四川省的民众并未经历过巨大自然灾害，没有亲身感受到灾害对于身体和心理上的各种伤害，更没有亲身接触过心理危机干预，没有意识到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性，因此是否经历过危机对他们的态度没有造成影响。但是，对于四川省的被试来说，经历危机次数对必要性态度有显著影响，经历次数为0次的被试与其它经历次数的被试之间在必要性态度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曾经经历过灾害的民众亲身感受到灾害给他们带来严重的个体、家庭和集体的心理创伤，灾后最常见的心理创伤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灾难后个体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或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噩梦惊醒、警惕情绪不断增加、感情钝化、对创伤经历的选择性遗忘和失去对未来的信心。而心理干预在灾害过后的救援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能有效缓解灾民出现的焦虑、抑郁等症状和绝望、无助等心态，使他们尽早认识、接受现实；通过对遇难者家属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干预，能让他们逐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端正态度，形成良好的社会意识形态 [ 24 ] 。亲历灾害的民众深刻认识到心理危机干预重要性与必要性，因此经历过危机的民众比没有经历过的更加强调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必要性。

本研究问卷提到的六项建议是结合文献分析法和访谈法得到的，因此这六项措施本身具备一定的实施必要性，根据文献和实证调查针对目前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不足的方面[ 25 ] ，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刚刚起步，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并不完善，缺乏心理理论与实践的支持。为此，相关心理学专业人员加大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力度，努力构建适合我国的危机干预模式，制定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方案，使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更加系统、完善。

2) 现在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专业人员素质不高，专业队伍建设滞后。因此建立一支强大专业队伍势在必行，加大对专业人员的培训与实践，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与实践能力。

3) 政府及社会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重视力度不够。在日常生活中，政府应加大对相关心理知识的宣传与教育，让民众积极了解心理危机干预的知识，认识到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性，提高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

4) 心理学从业人员比较混乱，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灾后心理工作者鱼龙混杂，需要科学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相关的行业，国家从法律层面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进行严格监督。

5) 重视不同人群的差异，对于不同的群体应采取合理的、有针对性的心理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方式。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事件以及不同程度经历者对知识获取途径和传播材料的形式的偏好不同，我们在组织开展灾后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援助活动中，应有针对性地、分阶段地选择内容和形式。

除了上面所说的建议之外，本研究问卷中的建议开放题部分，民众提供了很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譬如：心理危机干预知识从小抓起，在小学开始进行相关的知识教育；心理干预工作要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心理工作者走进基层，让人们在平日里有机会接触到心理专家，帮助他们解决心理问题；经常进行地震等灾害的危机演练，切实提高民众应对灾害的能力；建立一套系统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应急预案，以备在发生突发灾害时及时采取相应工作；鼓励更多的人们志愿参与到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政府及社会可以通过开展讲座，发放宣传单，充分运用电视、网络等媒体等进行丰富多样的心理知识的传播与教育，让心理健康知识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