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整群抽样法对广东省某大学的在校学生进行施测，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并剔除不完整及信效度较低的问卷，共得到有效数据465份，平均年龄19.93 ± 1.32岁。男生218人(占46.9%)，女生247人(占53.1%)。C类人格障碍倾向者有216人，C类人格障碍倾向筛出率为46.5%；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者共有132人，OBC的筛出率为28.4%；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者共有78人，DEP筛出率为16.8%；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者共有126人，AVD筛出率为27.1%。各型人格障碍筛出者纳入对应的倾向组，其余纳入非倾向组(即对照组)。

在取得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调查问卷包括：

收集数据结果输入SPSS11.0统计软件包，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处理。

表1显示，完美主义变量及其各个维度(条理性、担心错误、父母期望、个人标准和行动疑虑)以及外显自尊、条件自尊和不稳定自尊变量在C类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1)，其中两组之间完美主义量表总分及其“担心错误”、“个人标准”维度得分的差异呈现高效应(d ≥ 0.8)，在完美主义的“行动疑虑”维度得分及条件自尊得分的差异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

表1. 完美主义及各类自尊在C类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比较

备注：① ^**表示p < 0.01，^*表示p < 0.05。② 检验效果大小用Cohen’s d值表示。J. Cohen (1992)认为，d = 0.2视为低效果，d = 0.5视为中等程度的效果大小，d = 0.8视为是高效果，d值越大，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的效果就会越明显。

表1显示，完美主义变量及其各个维度(条理性、担心错误、父母期望、个人标准和行动疑虑)以及条件自尊变量在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1)，其中两组之间完美主义量表总分及其“担心错误”、“个人标准”维度得分差异呈现高效应(d ≥ 0.8)，在“条理性”维度得分的差异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外显自尊和不稳定自尊在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和无倾向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1显示，除了完美主义的“条理性”维度，完美主义变量及其它维度(担心错误、父母期望、个人标准和行动疑虑)以及外显自尊、条件自尊和不稳定自尊变量均在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其中两组之间完美主义的“担心错误”维度得分的差异呈现高效应(d ≥ 0.8)，在完美主义量表总分以及“行动疑虑”维度和外显自尊得分的差异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

表1显示，除了完美主义的“条理性”维度，完美主义及其它维度(担心错误、父母期望、个人标准和行动疑虑)以及外显自尊、条件自尊和不稳定自尊变量在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之间均呈现显著差异(p < 0.01)，其中两组之间完美主义量表总分和“担心错误”维度得分的差异呈现高效应(d ≥ 0.8)，在完美主义的“个人标准”、“行动疑虑”维度以及外显自尊、条件自尊和不稳定自尊的得分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

C类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在完美主义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5)，且两组之间完美主义量表总分的差异呈现高效应(d ≥ 0.8)，说明C类人格障碍普遍具有完美主义的特征，这与刘璨等人的研究结果有一致性(刘璨，訾非，2008)。同时，C类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在完美主义各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5)，且两组之间完美主义量表总分及其“担心错误”、“个人标准”维度得分的差异呈现高效

表2. 完美主义、条件自尊对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表3. 完美主义、外显自尊、条件自尊及不稳定自尊对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表4. 完美主义、外显自尊、条件自尊及不稳定自尊对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应(d ≥ 0.8)，在“行动疑虑”维度得分的差异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表明对犯错误的过度担忧、较高的个人标准以及对行动的过分疑虑是C类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共同特征，其中以对犯错误的过度担忧最为突出。前人研究中将“个人标准”和“条理性”归为适应性完美主义的维度，将“担心错误”、“行动疑虑”、“父母期望”划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维度(张斌，谢静涛，蔡太生，2013)，而本研究中呈现了C类人格障碍倾向组“个人标准”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得分，体现设定过高的个人标准的非适应性。当个体难以达成过高的个人目标时则易于导致不良的自我认知和负性情绪，产生非适应性的结果。由此可见，在既定的适应性完美主义维度上也可能因为表现过度而产生非适应性的病理结果。

C类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在外显自尊、条件自尊以及不稳定自尊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且两组之间条件自尊量表的差异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这也说明C类人格障碍者的自尊往往是低外显且条件化和不稳定的，自尊条件化是C类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突出特征，这与金莹，卢宁的研究结论一致(金莹，卢宁，2013b)。

在C类人格障碍各类分型中，只有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在完美主义的所有维度(担心错误、条理性、个人标准、行动疑虑、父母期望)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1)，表明强迫型人格障碍者具有多维度的、系统的完美主义特质，完美主义确实可作为强迫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之一。Dimaggio等人2015年的对人格障碍样本和普通样本的比较研究发现，临床组只在“担心错误”、“个人标准”、“行动疑虑”、“个人标准”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正常组，在“条理性”的维度上两组不存在显著差异(Dimaggio et al., 2015)。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完美主义中的“条理性”维度在与DEP和AVD倾向组和对照组分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只在OBC倾向组和对照组分组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1)，这说明过度的“条理性”，沉湎于追求细节、规则和次序等是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诊断的特异性表现，而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和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则不存在显著的“条理性”特征。可见，虽然在前人的研究中“条理性”被划分为适应性完美主义维度(张斌，谢静涛，蔡太生，2013)，但过度的“条理性”仍会导致病态的强迫。

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之间完美主义量表总分及其“担心错误”、“个人标准”维度得分的差异呈现高效应(d ≥ 0.8)，“条理性”维度得分的差异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也显示“个人标准”对OBC的解释率为23.0%，合并“担心错误”、“条理性”、“行动疑虑”共同对OBC的解释率为31.6%，表明对自我的较高的要求和标准、对犯错的过分担忧、做事过分讲究条理且行动过分迟疑是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突出特征，其中以对极高的自我要求和标准最为核心。

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只在条件自尊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且差异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在外显自尊及不稳定自尊上均未呈现显著差异。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自尊往往过于条件化，但并没有显著的自尊不稳定及外显自尊过低的特点。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行动动力可能主要来源于自身对自己的高要求和高标准，这些“个人标准”可能又源于对父母或外界的期望和要求等的内化，而强迫型人格障碍者的高个人标准，是以条件化自尊为基础的。

基于此，在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中，对于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心理干预，可以从引导其调试适当的个人标准以及促使其去条件化着手。

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之间完美主义的“担心错误”维度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且差异呈现高效应(d ≥ 0.8)，完美主义量表总分以及“行动疑虑”维度得分和外显自尊得分也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且其差异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但在“条理性”维度上未呈现显著差异。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也显示，“担心错误”单个维度可以预测DEP倾向12.6%的变异，与“行为疑虑”维度和外显自尊可共同预测DEP倾向17.7%的变异，此表明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对自身犯错的过度担忧是其最为突出的完美主义特点，此对依赖型人格障碍者凡事依靠他人为自己抉择，甚至不合理地屈从他人主张的人格特质有了更深层次的剖析。依赖型人格障碍者同时伴随行动迟疑的行为表现，这可能是因为其过分需要被照顾，且害怕自己一旦出错就会失去他人的支持或陪伴，从而表现为他人过度的顺从以及行动疑虑，而强迫型人格障碍者则可能因为害怕达不到自己的高标准而过度担忧和疑虑。

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在外显自尊、条件自尊及不稳定自尊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但两组之间只外显自尊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在条件自尊和不稳定自尊上未达到中等程度效应(d < 0.05)，这表明依赖型人格障碍者往往自我价值感偏低，情感体验负面，而自尊条件化和不稳定特征不明显，此体现了与强迫型人格障碍者明显的自尊条件化特征的区别所在。

基于此，在针对依赖型人格障碍大学生的心理干预中，不仅应观察到其对他人过度依赖及行为退缩的特点，还应关注其寻求他人认同的渴求、担心犯错等内在心理因素，与此同时，有必要从增强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自我价值的建构及提高积极情绪体验的角度给予引导。

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之间完美主义量表总分和“担心错误”维度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且其差异呈现高效应(d ≥ 0.8)，并且完美主义的“个人标准”、“行动疑虑”维度得分也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且差异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仅在“条理性”维度上未呈现显著差异。另外，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行动疑虑”维度可以预测AVD倾向20.9%的变异，与“担心错误”、外显自尊及条件自尊可以共同预测AVD倾向32.9%的变异，表明行为过度迟疑、退缩是回避型人格障碍大学生最突出的特点。此与回避型人格障碍者既渴求他人或群体赞许和接纳，又极度担忧自己不会被接纳，极度害怕他人的否定评价或拒绝的人格特质具有一致性。由于回避型人格障碍者往往认定自身的人际吸引力比周围人都差，不受欢迎和接纳，由此往往给自己定下更高而难以达成的标准，从而无休止地产生过度担忧、行动迟疑、退缩回避。

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组与对照组在外显自尊、条件自尊及不稳定自尊上均呈现显著差异(p < 0.01)，且两组之间外显自尊、条件自尊和不稳定自尊得分均呈现中等程度效应(0.5 ≤ d ≤ 0.8)。此表明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对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的情感体验往往偏向负面，且自尊过度条件化并起伏不定，也许此即为回避型人格障碍者持续存在无能感和过分自我否定的内在因素。相关理论和最近的一项元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抑郁和自尊之见存在着强健的关联(Sowislo & Orth, 2013)，而本研究中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群体和回避型人格障碍群体在外显自尊上显著低于控制组群体，而在强迫型人格障碍特质上则不存在这种差异，这可能提示相比于强迫型的特征，具有依赖型和回避型人格特征的群体也许更容易引起抑郁。

相比于强迫型及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最为突出的完美主义特征分别是极高的“个人标准”和过度“担心错误”，而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最为突出的完美主义特征则是过度的“行为迟疑”。相对于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显著的自尊条件化特征及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显著的低外显自尊的特征，回避型人格障碍大学生同时具有显著的低外显自尊、自尊过度条件化且具有不稳定特征，在心理干预中，需关注其自尊异质性结构更为复杂，对自我价值和能力的建构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