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社团是个舶来品，它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产物。在中国真正引起人们开始注意红十字会活动的时间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红十字会随军赴中国辽东战场进行战地救治伤兵。他们不仅救助本国士兵，而且还救治受伤的中国士兵及居民。他们的活动使中国人对红十字会的国际主义救助有了深刻的认识。

1904年春，日俄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日俄双方都派出了本国红十字救护队参与对伤兵的救治活动。为了救护战区的中国同胞，1904年3月10日，中、英、美、德、法五国人士数十人会集于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商讨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29日，由吕海寰、盛宣怀、杨士琦、庞元济、沈敦和等知名人士联合签署了《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向全国各省发出，请求各界支持该会开展救护工作。通电发出后，立即得到了各省督抚大员的积极响应。当时在天津、奉天两处，清政府命令官方出面设立救济机构并驰往战地救护。截至12月，红十字会在交战区赈济当地难民达到2500人。红十字会除了在灾区发放赈济粮、赈济款，棉衣棉裤进行冬赈以外，还在灾区实施了春赈，他们将耕牛、种籽等散放给广大战区的人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至日俄战争结束时，“各地先后被救济的难民总数达到了467,000多人，其中受赈20多万” [ 1 ]。红十字会全体同仁奔赴战区救护伤兵难民的活动，宣传了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红十字会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赞扬。

随着人们对红十字会认识的加深，天津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较早地发出了组建红十字会的呼声。作为当时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大公报》刊文指出，成立红十字会“为最文明之举动，亦为紧要之事体” [ 2 ]。该报还认为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是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中国如果不加入世界红十字会就是自摈于文明国之外，会为各国所歧视。此文把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当成融入世界文明，关乎国家声誉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天津，红十字会的组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后，为救济难民而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曾在天津设立了临时办事处，扩大了红十字善会在天津的影响。1910年，天津海军学堂毕业生秦丽南，被清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防疫工作，因其成绩显著，被推荐为大清红十字会会员，因此他也成为天津最早的红十字会会员。关于红十字的所有宣传以及类似于红十字会的组织在战争救护中的实践及其影响，为天津红十字会地成立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的爆发，将天津红十字会的成立提上了议事日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派出重兵南下镇压，革命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天津有识之士联合天津各界发起红十字会同谋前线进行救济的倡议，并很快向天津各界发出了成立红十字会的公启。14日下午，天津各界同仁在河北第一蒙养院开红十字会发起会，到会者达三百多人，大家公举白雅雨为临时会长，胡伯寅、刘子良、曾栋臣、仲子凤等为临时干事员，他们分别承担向各界进行募集善款的任务。25下午，白雅雨、赵善卿等在法租界新学书院宫保堂召开了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大会。中外男女人士有一千多人到会，这充分体现出近代以来关于成立红十字会的宣传已在人们心目当中有了一定的影响，也充分的反映出中外人士对红十字会成立地期待与关注。在成立大会上，徐华清被推举为正会长，孙实甫、女医局局长金韵梅被举为副会长，并选定了干事部、庶务部、会计部、书记部各干事。此外，还有男女热心志士自认看护者多人。红十字会正式成立了。

天津红十字会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性慈善组织，它包含了中外众多热心慈善的知名人士。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后，21日召开第二次职员会。会上孙实甫副会长通过演说，向大家介绍了红十字会的性质，会议还选举出中、外董事长宁星普、赫牧师及中、西董事李子香、孙子文、严范孙、张伯苓、赵聘卿、赫嘉立、魏德谟、雷鸣远等。这次会议，确定该会的名称为天津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成立后，很快就获得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批准，并借用吴楚公所为红十字会事务所办公地点。天津红十字会的成立在天津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从天津红十字会在以后慈善救济活动中的表现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红十字会成立后进行了积极的募捐并积极组织医疗队赴战争最前线对南北交战双方受伤士兵及平民进行救治。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二次革命中，天津红十字会也赴战场进行积极施救。关于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时期天津红十字会的救助活动，已经写过文章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1922年4月底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天津红十字会为出发战地救护进行了积极地劝募救助资金活动，与各大慈善家共同向各巡阅使、各督军广泛发出公函进行劝募。

红十字会在募款的同时还派出了红十字会医队赴静海、马厂、唐官屯、青县、唐山、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救助伤兵难民。期间，天津红十字会还积极协助静海、青县两县人民办理妇孺救济会，救济灾难中的妇女。红十字会关心战区的伤兵，继续派遣队员前往各地救护，轻者就地施治，重者抬送会中，审查其伤痕，测量其病症或施手术或敷药品。该会自五月一日组织临时医院以来，截至二十三日医治伤兵难民，计直奉伤兵共一百四十余名，受伤难民十余名，贫民有病住诊者五十余名，共合二百余人，大半医愈，其余均在诊治中 [ 3 ]。红分会医队治疗热心，院中医士救治奔走诊视，忙碌不停。刘襄孙、刘道平、李公忱等自晨至夕，刻无暇，昼夜间仍察视伤兵数次 [ 4 ]。刘襄孙、李公忱等因天气炎热，所在住院伤兵及兵民，除细心治疗外，还极为注意院内的清洁与卫生，他们每日亲到各病室，督率夫役泼洒卫生药水消减毒菌，以防疫疠而助健康 [ 5 ]。红十字会医院治愈伤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该会拯救伤兵入院时，他们无不痛苦呻吟，面无人色，经诊治后，轻伤者即已就痊回籍，即伤重者也已大有起色，精神即觉愉快，面貌宜少愁容，该院中约有二三十人，记者至该病院中慰问，见有阅报者，有看圣书者，有聚集阔谈唱诗歌者，种种娱乐状况，于前不啻有霄壤之判” [ 6 ]。红十字会临时医院，对所医治住院伤兵，均随愈随即行遣送回籍。

天津红十字会对所有战地兵士，未能掩埋者，均代为掩埋。对在天津红十字会医院中伤死亡士兵，即标木栈，掩埋石碑埋于义地，并通知其家属具领。为帮助受难人民渡过难关，天津红十字会还在灾区散放钱物。

直皖、直奉两次战争，天津红十字会出发救济，由于院长、医官、医士等热心毅力，加上社会慈善人士的慷慨捐助，二次治愈兵民，不下数千人。

1924年9，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为了募集医队出发款项，天津红十字会函达总统、国务院各部总长、各省军民长官、各军队首领及红十字总会募捐，共襄善举。同时，天津红十字会组织两队出发山海关、喜峰口，并设临时医院于滦州，进行救护伤兵。天津红十字会还借妥教育会地址为临时医院，进行收容伤兵伤民并布置妥当，举定了正副院长，对送来的伤兵，换药治疗 [ 7 ]。

战争期间，由前线运来伤兵特别多，天津各伤兵收容所都住满。10月15日到16日，天津红十字会医院收容伤兵八百多人。该院能供给伤兵医药饮食，日达五六百元。

1925年11月，奉军与国民军接战，天津战事激烈，所有战地各村村民，有力者纷纷来津避难，因地狭人稠，皆露宿风餐，其贫寒之户不能离家者，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惊恐万状，行动不能自由，以致不能得食，避匿荒野，惨不忍闻，天津各慈善团体积极组织妇孺救济会救济受灾妇孺，设收容所，救济伤兵及其他难民。

战争爆发后，天津红十字会即组织临时救济二队连日出发救护。11月16日出发东北乡一带，带回难民约有五百人，除沿途投亲外，尚有二百七十余名，由红会移交第一台及各处收容所寄养。同日，红会携带馒首四百斤及药疗器械等又出发北路北仓、张家沟、汉沟一带带回妇孺难民八百余名移交八善堂联合会第一台收容所。18日出发孟庄、新侯庄一带，带回妇孺约三百余人均交第一台收容所。晚又由战地用大车载来灾民妇孺数十名，送往大舞台戏园安插。临时医院杨禹闻等还组织救济队，出发杨柳青一带对灾民进行救助 [ 8 ]。

22日，红会救护队，由队长李国麟，队员王树芝、温洁明等带领服役，携有馒头数百斤，于21日早出发东北乡接收难民 [ 9 ]。23日，天津红十字会救济第一队由杨柳青白塔寺等处救出灾民二百余人，到津后即送收容所安置，其受伤者送往该会医院治疗。奉军溃败后，红十字会救护队长刘道平，率领医士看护，并夫役十数名，携带药囊担架床多件，赴河北大胡同估衣街、天后宫一带沿途就地救护伤民伤兵。

1926年，津浦路天津以南发生战事后，该会第一救济队正司令陶席三率领救护、医药、运输、掩埋四队共计队长队员六十余人前往救护。为适应战时需要，他们又组三队，出发灾区拯救，第一队驻于武清梅厂一带，队员张绍周、吴廷佐带夫役二十余名，并携带馒头等物赴太平庄、高玉院、新庄等村散放，拯救难民。因难民过多，该会王绩臣、刘道平、刘襄孙等人又组成二三两队分别出发。第二队队员王树芝等带领夫役十余名，并携带食物多种赴蔡村、马庄、韩庄等村散放；第三队队员王焕亭、牛凤楼带领夫役十余名并携带药品材料及馒头等赴南上村、砖厂等村散放 [ 10 ]。27日，李国麟赴河西务设立十处收容所，收容难民六百余名，并大车来津购大宗玉面运回收容所，供难民食用。该会还在宝坻县七区内设立收容所，武清城内成立收容所 [ 11 ]。慈善社团做到了尸体处理与灾民防疫并举，对灾民实施免费治疗。天津红十字分会在杨村梅厂设立临时第一救护队治疗所，成绩颇佳，前后共医伤兵村民二百余名。甚轻者则留所疗养，重者则派员转送该会医院，以资治疗 [ 12 ]。天津红十字会临时医院开办以来，医治伤兵伤民约计五百余名。

1928年2月，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徐州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进行北伐。阎锡山在津浦路与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接仗，奉系军队败退。6月3日，张作霖退出了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彻底覆灭。

战争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因津浦路沧州一带人民受战事影响，无衣无食者较多，异常困苦。该会派员“带赈粮二百吨，使用该会专车，派有专员，前往灾区散放，以济穷黎” [ 13 ]。鉴于四乡难民扶老携幼，流离失所，红十字会设立了难民留养所三十余处。收容妇孺六千余口。6月16日，红十字会又组织救济队三队出发杨柳青镇、淀北二十四村，分头解救被难妇女七百余口，又往南北仓等村接来妇孺一百余口，分别送往河北昆纬路留养所、东宣讲所留养所及华林茶园留养所。12、13两日组织救济第五队出发城厢四马路各处救出伤难民十余名，抬往该会治疗 [ 14 ]。6月21日，红十字会又从淀北一带接来难民八十余车，19日，又派办事员三名，带大车十八辆，赴该处接运。

据7月19日报道，“天津红十字会因津南静海、大城、沧县、青县、交河、献县、盐山一带灾情奇重，亟待赈济，红十字会购粮四百石连同北平战地政务委员会所拨赈款两万元及红粮四千石，由海路前往各县村庄实施赈济。分运静海八百石、大城四百石、沧县、青县、交河、献县、盐山各县共三千二百石” [ 15 ]。9月底10月初，天津红十字会收容伤兵三十余名，借江苏会馆收容医治，后续收二百余名伤兵，逐日分别治疗，并对重者实施手术。

1933年华北地区发生战争，5月23日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及红十字会、红卍字会等闻讯后即派员饬往该处视察协商救济办法并散放玉米面及救急药水等。24日慈善会、红卍字会、社会局等代表再度前往视察，决议拨玉米一万斤，芦席千余张，委托红十字会，查明待放。难民的疾病、生产由红卍字会残废院诊治。红十字会员赵聘卿和雍剑秋又商议借得附近张世臣地四十余亩，搭盖席棚让难民居住，并对贫困难民一一发给玉面。并委托红卍字会、红十字会派员长川驻在该处，会同当地人士随时照料 [ 16 ]。据29日的报道，逃津难民达三万多，分别麋集于东局子、唐家口二处，每日难民饮食均系各慈善团体分配担任办理救济工作。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红卍字会、红十字会地方协会、崇善东社等各慈善团体搭建难民窝铺六百座。慈善会28日分函本市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市商会、华商公会请竭力募捐救款以应亟需。红卍字会、红十字会29日派遣红十字会救护队、红卍字会汽车队及救济队分别出发滦东、平北一带实行救护难民。他们将难民运抵来津分别安插到各收容所。红十字会第三救护队李筱廷、王焕廷等赴武清县梅厂、陈庄子各处接来被难妇孺五百余名，除送往该会大王庄第四、五两收容所安插外，其余送归东局子收容所。天津红十字会对分娩之妇人专门设立难民保产处以资救护。

5月30日慈善会员赵聘卿、王晓岩、李少田、张浙洲及社会局张正文等同赴东局子督促搭席棚及锅灶，并指挥照料难民饮食。市公安局应慈善会之请，派遣消防队员多名前往东局子视察，以保护难民安全。

华北发生战事后，天津市政府组织了河北省天津市各界合办救济华北战区灾民委员会，以救济华北战区为宗旨，会址设于河北省政府内，会员由河北省天津市各界人士组成。他们得到北平救济委员会五十万元，分发河北各省被灾区，并拟请本市各善团如红卍字会、红十字会等机关函商会同派专员前往战区散放，并到各县进行查放。

日本占领天津后，成立了日伪统治政府。日伪政府统治天津期间对天津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但是为了维持天津社会的稳定，他们沿袭了天津慈善传统。这个时期，慈善社团组织活动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的慈善组织在日本占领天津后解散，有的领导者、组织者退出了日伪政府组织的慈善救济活动，有的逃离了这个殖民统治的城市而远走他乡。成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天津红十字会作为天津最大的慈善组织自“七七事变”天津市沦陷后，因物资损失巨大，更“因在沦陷区域，故无法活动” [ 17 ]。

京畿水灾与善后救济。1917年，全国遭受水灾的省份达到了12个，而且大部分地区灾情极为严重，其中受灾最重的是直隶地区。在天津，“英、法、德、日各租界平日为商埠繁盛之场，至今一片汪洋，四望无际，令人见之触目伤心。其殷商富户营业损失不知几千百万” [ 18 ]。老西开一带，水势滔滔，一片汪洋，高埠水深五六尺，洼下深约丈余，房屋坍塌，水齐门楣，惨苦万状。灾民攀援拥挤于土堤之上。中天仙燕市高家大门四座坟、营门外卞家坟地、掩骨会等处人民房屋均被水围，冲塌房间颇多，灾民无居无食，只身避难于坟墓之巅顶。这次大水淹没村庄不计其数，造成了哀鸿遍野，众口嗷嗷的巨灾。这次水灾“从七月起至第二年四月，天津被淹达十个月之久” [ 19 ]。纵观此次水灾，造成财产之损失，破坏性之大，在直隶地区少有，正如舆论媒体所言，此次水灾为“五十年所未有” [ 20 ]。

水灾发生后，天津红十字会立即召开会议，商议救济办法。首先，天津红十字会及时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报告天津水灾寻求救助，红十字总会会长沈敦和在红十字会拨洋千元。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派出了查放员蔡吉逢携救灾物资到天津进行赈济救灾。在天津红十字会号召下，湖南红十字分会、常德分会、湖南督军、天津同乐会正乐育化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津红十字分会书画慈善会等团体以捐钱捐物等不同形式向红十字会助赈。

其次，天津红十字会联合各机关开会筹办赈济。8月7日，天津红十字会并派出会员协同各职员携带救灾物资到天津各被灾之处赶放急赈，并协同巡警用小船救出被困灾民，男子送到救养院，女子送往北马路女子家庭传习所后院住宿。红十字会为收容灾民还在英租界孙仲英宅及西南隅溥仁医院设立了两处事务分所，又在宜兴埠设立临时妇孺留养院一处连同女子工艺传习所留养了大量的灾民。仅仅10月7日一天，“红十字会急备救生船七十余支，并馒首食物等分赴各灾区，极力拯救。全活被水包围不能逃奔之灾民总计一万三千余人” [ 21 ]。天津各慈善社团不仅在津埠查灾救灾赈灾而且还前往天津本埠之外受灾严重的地区赈济难民。天津红十字会派出了吴班侯赴静海县属东南大小泊村散放面粉对灾民进行救济。杨敬轩、赵世昌、吴克勤等协同政界携带巨款并洋、面若干，11日早协同乘坐小轮赴东光县一带查放赈抚。会计刘兰轩及赈员赵宜之、叶汉卿协同上海红十字会办赈员蔡吉逢办理文安各赈，携带棉衣饼干粮款药物赴文安查放。赵善卿请路局备车五辆，装上海红十字总会运来面粉两千六百袋，派查放员杨敬轩运往直属沧县散放。卞月庭以文安、徐水两县灾情较重，派查放员杨慧南押运红粮两千石，棉衣一千件，药品两箱往文安县交上海红十字总会蔡吉逢散放灾区，并请警厅警士二名携带枪弹随船押运，以资保护而免疏虞。12月23日，天津红十字分会会员随同上海红十字总会会员蔡吉逢携带棉衣三千套并款资若干赴徐水县赈恤灾黎 [ 22 ]。上海济生社佘桂生与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孙仲英携带衣粮于1月4日车赴正定县一带调查灾区施放赈济。

1919年夏秋之交，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旱情。“天津，天久不雨，河涸田坼。武清，由春至七月旱” [ 23 ]。“京兆地区和直隶省在内的畿辅之地，几乎全境皆旱，大片庄稼仅收一分至三分，有的尽皆枯死” [ 24 ]。各地难民纷纷避逃来津，出关者已经有数万人。后因关外禁止输送，以致难民流离于津埠，安身无地，度日无资，其数不可胜计。直隶附近的灾民前往天津至9月15日止共有二十万人之多，其中转往奉天、营口、大连以及各处者约有十八万之多，存在天津方面有二万人 [ 25 ]。

为了宣传灾情及募款，天津红十字会协同西洋红十字会、耶稣教、妇女青年会、商务总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津各报刊机关、天津各界联合会等约三十余团体，计万余人的游行大会 [ 26 ]。义赈会大游行，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宣传力度，引起了中外人士更多的共鸣与关怀。游行后到该会送款者络绎不绝。

红十字会作为重要的慈善社团除了在天津本地积极组织救济难民外，还到其他受灾县区，如邯郸、沙河、晋县、临城等地将各灾区情形详细调查，并将调查表呈报上海红十字总会以俟查放赈济提供参考。

红十字会医院自开办以来，成绩卓著。据统计一周之内治疗患者之额数，男子一百三十三人，妇人一百零四人，男孩七十七人，女孩三十一人，共三百四十五人 [ 27 ]。

本时段天津红十字会除了对国内救灾外还积极参加了对日本大地震的救助活动。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8.3级大地震。这次大地震共死伤数十万人，灾情极为惨重。得知日本地震的消息，天津红十字会，5日上午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议决致电驻京日本芳泽公使，请特电日政府慰问日本人民；致函日本驻津领事馆慰问日本商民；致函日本东京赤十字总会社慰问；定于六日在会所开全体职员大会，议商救济办法；致函天津总商会、教育会、各慈善团体、各机关一致对日本奇灾拨救；赶印捐启，本会会员筹款；急购白米运赴横滨、东京灾区；公推孙子文、朱祝颐二人即日赴北京与红十字总会接洽；电复北京红十字总会报告该会商定办法；医组救护队出发事，俟得需要确息，再商酌办法 [ 28 ]。由庚日莊得之、医校长牛惠霖率领的天津红十字会医队由上海出发日本灾区救助，该会由男女医士五名，会计一名，男女看护生十二名，队役四名组成，携带药品器具九十余件。到神户后，该会医院多备兵车救济难民中之患病者 [ 29 ]。

日本关中大地震的消息后传到中国后，天津红十字会主要负责人赵幼梅“立即召集天津红十字会各董事，举行紧急会议，议决对日本人民予以救济” [ 30 ]。部分人对救济日本采取反对态度，天津红十字会向群众列举了1917年京畿大水灾期间，日本红十字会和国内的慈善团体向津埠捐款救灾的事迹，让群众知道人道主义是不分国界、救灾恤邻，人人有责的道理。“当时，天津红十字会干事长马千里兼任校长、邓颖超任教的达仁学校，为学生出了《抵制日货和救济日本灾民两事的感言》的作文和演讲题；引导学生区分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的界限，提高了学生的认识水平，从而使该校很快地完成了每人赶制一件赈衣的任务”。天津红十字会与各界联合会配合，制作棉衣一千套，送往日本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了天津并加强了对社会救济的监管，慈善社团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了改组，政府对社团的政令性指导也进一步加强。中国红十字会遵照行政院通过的《复原期管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办法》，在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重要分支机构的天津红十字会奉总会命令也进行了改组。1946年5月，中国红十字总会北平办事处成立，6月间，颁布了各种法规，北平办事处主任舒敏杰到天津主持恢复天津红十字会的工作。天津市社会局根据社会部颁布的民间团体组织章程，也在派员筹措红十字会改组事宜。在经过与天津市社会局的几次交涉后，天津红十字会开始按照自己的法规进行改组。

1946年10月20日，天津红十字会在河北三官庙大街一一四号原址内召开会员大会并选理事 [ 31 ]。出席大会的会员有71人，邓庆澜主持红会的重新改选工作，为将红十字会的工作扩大与发展，分会以后推进会务均依照“博爱人类，造福社会”八字为目标进行。大会公推舒敏杰为当然理事，刘道平、邓庆澜、孟子清、陈锡三、刘韻波、范雅林、李海寰、王冠华、王翰臣、王西铭等十五人为理事 [ 17 ]。在当晚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选举舒敏杰、邓庆澜、刘国庆、范士斌、刘恩治为常务理事，公推邓庆澜兼任会长，刘国庆、范士斌为副会长，舒敏杰兼总干事，刘恩治兼副总干事。为了利于工作的进行，天津红十字会又聘请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为名誉会长、副市长张子奇、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副署长顾德明、社会知名人士雍涛、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为副会长。

新恢复的红十字会从1947年1月开始了征集会员和捐募款物的活动。为了宣传红会配合征集会员的活动，“红十字会大量印刷了《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征集会员筹募基金细则》和其他宣传品并发起了征集会员的竞赛活动” [ 32 ]。当时规定会员具有以下权利：享受医疗机构的健康检查、卫生指导、预防注射、优先住院和免费治疗、参加红会诸如旅行、观看电影、参加相关的生产技能训练等各项活动。同时红会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缴纳会费、参加红十字会服务社会的工作。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期间，天津的各行业都受到了摧残，人民日益贫穷，加上国民党在1946年又发动了内战，为了支付战争经费，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人民无心也无力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

该时期，虽然红十字会成立后募捐得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它还是积极发扬了慈善救济的职能，具体表现为：

1) 开展了防疫工作。1947年夏天，红十字会为天津市各监狱的囚犯及慈善堂所拨发了除虫粉液，积极开展了消灭臭虫、消灭蚊蝇等预防传染病的工作。为了广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天津红十字会“于4月16日筹办救济训练班，招考志愿学员二十名，并请外科医师二人，授以各种技能。第二期训练于6月1日开始。该会又为适应环境需要，于5月1日起组织巡逻医队、医疗救护队三队，先后出发距津西北三十公里之杨村附近前线救护双方受伤士兵计一百六十三人。他们还深入到本市第五、九、十一各区贫民区域、窝铺、难民收容所、及地方法院监狱、天津看守所等处，为贫民、难民、囚犯等用DDT免费消毒并诊治患者，受惠人数三千三百八十五人” [ 33 ]。6月份在天津市开展的夏季预防霍乱中，“红十字会还与天津市卫生局合作参加天津市夏令防疫工作，经商定由该会巡逻医疗救护队担任本市第八、九、十一区，三区各学校防疫注射，10日该队李子荣等七名医务人员，携带疫苗及应用消毒药品前往本市西车站崇仁、万慈两小学校注射” [ 34 ]。本市第二区三经路东北逃津难民休息站以及附近道旁所住难胞不下千余人，或麋集帐篷内，或露宿街头，疫疠堪虞。黄卍字会为预防传染保持健康起见函请红十字会派员到站消毒以重整洁，红十字会(为难民休息站消毒)慨允，并于十六日下午派巡逻医疗救护队多人带大量消毒注射药品普遍消毒及接种注射 [ 35 ]。巡回医疗队还深入部分学校、工厂及难民收容所给17,000人注射了霍乱疫苗。

2) 开办红十字会诊疗所。红十字会原来开办的平民医院在日伪统治时期内停止了工作，人走楼空。国民党接管天津，红十字会恢复后为了津埠人民看病的方便，他们积极着手恢复诊所，“该会又将坐落本市九区三官庙大街十号会房前半部房屋收拾完竣，聘请医师三人、药剂师两人、医护员四人，于6月1日成立。诊疗所内设内科、外科、耳、鼻、眼、喉咙各科开诊为市民服务” [ 33 ]。红十字会诊所医疗价格极其低廉。红会还开展了对贫困人民的免费诊治。

3) 发放救济物资。1948年10月初，联合国天津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委托天津红十字会诊疗所办理儿童奶站。红十字会对津埠九区的贫苦儿童进行了调查，38天共发放奶粉909磅，并陆续发放到1949年1月。“在发放奶粉的基础上，天津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会又委托红十字会诊疗所办理儿童膳食站。经调查，待赈的贫困儿童共有400名。自1948年11月21日至1949年1月2日，每天上下午各供应200人到诊疗所喝粥一餐。后因燃煤供应中断，遂按每日定量将实物发放给贫苦儿童享用。1948年底，诊所又承担了被国民党军队占住的两所学校儿童膳食站的1000余名贫困儿童的膳食发放工作” [ 36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天津军管会派人到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接洽，让其暂时保留原有机构，并在红十字会诊疗所内设立第九伤兵收容所，临时收容国民党伤兵人员。军管会在医药及医护人员方面还给诊所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自1月18日至2月5日，经收容所医治后遣送回原籍的161人，送训的204人，转院的45人，逃跑的35人，死亡的17人，总计462人” [ 37 ]。红十字会还继续承担了儿童救济物资的发放工作。1月20日，根据联合国天津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的指示，红十字会诊疗所将奶站、膳食站、粥厂所剩的奶粉755磅及豆、菜等物资分别发放给原受救济的贫困儿童。1949年初，因天津发现了天花，红十字会响应政府号召，承担了八、九两区各机关团体及市民的种痘任务，从3月14日到4月10日先后接种了13,89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