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探讨当代大学生性别角色、父母教养方式的现状及其相关性,为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采用贝姆的性别角色调查表 (BSRI)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 (EMBU) ,从西南大学抽取 60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1) 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在大学生性别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2) 子女在对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 ( F1 ) 、父亲的惩罚与严厉 ( F2 ) 、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 ( M1 ) 、母亲的惩罚与严厉 ( M4 ) 四个因子的感受性上有显著差异。 3) 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 ( F1 ) (M1) ,父母的过分干涉 (F3)(M2) ,母亲的拒绝、否认 (M3) ,母亲的惩罚、严厉 (M4) 、母亲偏爱被试 ( M5 ) 对子女的性别角色的类型的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 ( F1 ) (M1) 在影响上极为显著。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theory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family rearing styles to sexu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600 students come from SouthwestUniversity (300 boys and 300 girls) were tested with EMBU and BSR I.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sexual variable plays significant effect under the sexual role types. 2) Boys’ score on warm and understanding of father (F1), penalty and severity of father (F2), and penalty and severity of mother (M4) are higher than girls’ score, girls’ score on warm and under- standing of mother (M1) is higher than boys’ score. 3) The factor of parents’ warm and understanding (F1) (M1), parents’ overinterfering (F3) (M2), mother’s denial (M3), mother’s penalty and severity (M4) and mother’s favoritism (M5)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gender roles.
近年来,心理学家越来越关注性别角色。目前,国内外对于大学生的性别角色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还较少。彭丹2011年的研究集中探讨大学生性别角色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而张林、邓小平2008年的研究则探讨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身体自我认知对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本研究探讨当代大学生性别角色和父母教养方式的总体现状以及相关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性别特质的影响,对家长对待孩子提供有效的参考,从而改善对待子女的方式。
社会生活对不同性别的人有一套模式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当个体的行为符合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标准时,社会就予以赞扬,否则就会受到谴责。个体从仅具有生物差异的男女婴儿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男性和女性角色,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即经历了性别角色分化(彭丹,2011)。
性别角色是由一定的文化所认定的适合于男性和女性的行为系统,同时还包括那些被看作是构成男性和女性的基本的态度和情感(张林,邓小平,2008)。
历史上,性别角色类型研究经历了两个范式,不同时期的研究所遵循的基本观点不同。
1) 男性化–女性化模式
早在1936年,学者就提出了一组相对立的人格特征词:男性化和女性化,用以描绘社会中男性与女性所拥有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性,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第一个测量性别角色的男性化–女性化量表。性别角色的早期研究基于两种假设:第一,假定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位于单一维度的两极上,二者被认为是对立的,即个体越趋于某一端,反之就会更少趋于另一端;第二,假定拥有男性化特质的男性和拥有女性化特质的女性心理最健康,而过多表现出对立性别特质的个体便被认为存在心理问题。这种模式把女性局限在女性化角色上,把男性局限在男性化角色上,无疑限制了个体的发展(毕旭军,李永超,2006)。
2) 双性化模式
1964年,罗西(Rossi)首次提出双性化概念,认为个体可以同时拥有传统男性以及女性应该具有的人格特质。此后一些研究结果也发现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心理健康水平(卢勤,苏彦捷,2004)。1974年,Bem根据这个概念,以社会赞许性为基础,制定出了贝姆性别角色量表,即BSRI (Bem’s sex role inventory),它包括男性分量表、女性分量表和中性干扰量表,结果男性分量表与女性分量表得分的相关很低,支持了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是两个不同维度而非一个维度的两极的假设。她用中位数分类法将被试分为四个性别角色类型:双性化类型、男性化类型,女性化类型,未分化类型。之后,我国研究者卢勤、苏彦捷对BRSI的条目进行考察和修订,最后制成包括14项男性化词条和12项女性化词条的新Bem量表简本(彭丹,2011)。
心理学家倾向于将“双性化”看作男女人格中正性特征的高水平整合。此外,新提出的性别角色模式——心理双性化,为人们研究性别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人们自由健康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张书义,1999)。
石绍华和郑钢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又称育儿风格。一般父母的育儿价值观、育儿态度、育儿行为等等的总和形成了育儿风格,育儿风格造成了特定的家庭情绪气氛,儿童就是在这个情绪气氛中成长的(张林,邓小平,200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一些研究者开始从类型学的思路出发,将父母教养方式类型化、模式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的Baumrind,她在1967年首次提出Parenting style的概念,并对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个性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她认为,儿童的个性形成要受到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并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权威型、专制型和溺爱型三种。
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基于血缘的亲子关系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产生着最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在个人的性别角色社会化中,父母通过直接教导、示范和强化等方式,将性别角色态度传递给子女,可以推测,子女性别角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父母教育方式的影响。本研究将对性别角色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进行探索。
随机选取西南大学大学生共计600名,其中男女大学生各300名作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547份,有效回收率为87.9%。其中男生195份,占41%;女生286份,占59%。
贝姆的性别角色调查表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性别角色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包括男性分量表、女性分量表和中性干扰量表,每个分量表有20个词条,共60个词条。采用7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7分,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体的某一气质特征越明显。量表以被试在男性气质量表的得分(M)和女性气质量表得分(F)的中位数为切分点,将被试分成四种性别角色类型:高M低F为男性化类型,低M高F为女性化类型,高M高F为双性化类型,低M低F为未分化类型。
以本研究的数据为依据,总体的男性化气质得分中位数为4.78,女性化气质得分中位数为5.08,被试划分为四种角色类型的依据见表1。
家庭教养方式的测量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修订版》。该量表是瑞典Perris编制,我国岳冬梅等人翻译、修订的中文版,主要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修订后的问卷共66个条目,分为父亲与母亲两个分量表,其中父亲教养方式有6个因子,分别为: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母亲教养方式有5个因子,分别为:情感温暖、理解,过度干涉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为偏爱。该量表采用四级评分制,平均α系数为0.75,分半信度平均数为0.76,重测平均系数为0.78。
采用集中、匿名团体施测方式进行资料收集。主
表1. 四种性别角色划分的依据
试向被试团体发放量表并发出指导语,被试团体按照指导语在量表上如实回答。
采用SPSS16.0软件包处理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对四种性别角色类型在性别维度上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男性化与女性化在性别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生在男性化类型上的人数显著高于女生(p < 0.05),女生在女性化类型上人数显著高于男性(p < 0.01)。
本研究对教养方式中11个因子在子女性别维度上进行了T检验,结果显示: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F1)、父亲的惩罚与严厉(F2)、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M1)、母亲的惩罚与严厉(M4)四个因子在子女性别维度上都达到显著水平(p < 0.01),且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是成负向的。即与女孩相比,男孩更能感受到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F1)、父亲的惩罚与严厉(F2)、母亲的惩罚与严厉(M4),而女孩在感受母亲情感温暖(M1)上是高于男孩的。父母教养方式其他因子在子女性别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为了了解父母教养方式与性别角色的关系,对男
表2. 男、女性化气质与父、母亲教养方式的关系
性化气质、女性化气质得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得分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父亲教养方式中因子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1(p < 0.05)、父亲过度干涉F3(p < 0.05)与男性气质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他因子与男性气质未达到显著相关;父亲情感温暖、理解与女性气质存在显著正相关。
母亲教养方式的因子中,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1 (p < 0.05)、母亲惩罚、严厉M2(p < 0.05)与男性气质存在显著正相关;在女性气质上,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1(p < 0.05)与之存在显著正相关,母亲惩罚、严厉M4(p < 0.05),母亲拒绝、否认M3(p < 0.05)与之存在显著负相关。
结果显示,男生在男性化类型上的人数显著高于女生,女生在女性化类型上人数显著高于男性,这与赵文进等人研究一致,并且与生活常识相吻合,说明传统观念对性别角色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影响(钱铭怡,2000)。
典型性别类型的比例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而非典型性别类型的比例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这与,说明传统的性别观念在当代大学生的意识中已经逐渐淡化(杨雄,1996)。从相关的研究来看,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人们对性别角色的限制已越来越少,同时,社会的发展对个体的全面发展也提出了要求,有研究表明社会赞许的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已成为当今男女都力求获得的特征。因此,双性化和未分化的比例不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会大大高于性别的典型化比例。
结果显示:男孩在感受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F1)、父亲的惩罚与严厉(F2)、母亲的惩罚与严厉(M4)上都显著高于女孩,而女孩在感受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1)上是高于男孩的,其他因子在子女性别上的维度没有显著差异。
男、女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感受存在差异,与各自不同性格特点有关。首先,一般而言,男生较女生好动、调皮、更具反抗性,更容易发生违反家庭规定的行为,引起父母的负性反应,因此对其惩罚严厉、干涉保护就多;而女生则较为内向、文静较听从父母意见,因此得到父母的负性反应的可能也相应减少。其次,受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孩是家庭关注的焦点和未来的希望,所以父母对男孩的管教更为严厉,希望他们能出人头地,女儿则是较多的教导成为一个贤惠、温柔的女孩,因此女儿对于母亲对自己的反应肯定是更为重视,在“母亲情感温暖理解”维度上女孩的感受要比男孩感受强烈。另外,由结果也可推测男生比女生对消极因素的教养方式更敏感、体验更深刻。董奇等人1991年研究发现,男生对父母离异的适应要差于女生,即男生对消极情绪的调试能力要差于女生,他们更容易对消极的教养方式做出反应(石绍华,郑钢,2002)。
在本研究结果中,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父亲的过分干涉、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母亲的过分干涉、母亲的拒绝、否认,母亲的惩罚、严厉对子女的性别角色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钱铭怡、夏国华的研究结果是有差异的(赵文进,2007)。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解释:社会的进步,母亲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的提高,以及母亲自身的知识的提高等等都可能促使母亲在子女的教养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更多的发展空间。
从影响子女的男性化气质类型来看,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对子女的影响显著,尤其是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本研究中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对男性化气质影响大于父亲情感温暖理解,可以解释为母亲在照看家庭,教育子女方面投入的精力通常较多,对子女影响更大等原因造成。本研究中认为父母对子女的过分干涉也是影响男性化气质类型的重要因子,可以解释为一方面当子女在得到父母的关爱、理解时,他能获得巨大的自信,感受到强烈的父母认同感;另一方面,过分干涉必定会引起反抗,尤其青春期的孩子更渴望独立,这时候父母的干涉保护会成为他争锋相对、不断抗争的原因,子女心中潜意识中的男性化人格会被唤醒,表现出更多的男性化人格。
从影响子女女性化气质类型来看,母亲情感温暖、理解对女性化气质具有最大的正相关,而母亲的惩罚、严厉具有最大的负相关。据于传统的家庭观念,女儿通常应贤惠、温柔,当女儿感受到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时,她们会受到鼓励向女性化方向发展,更为性情柔软。反之,当母亲对其惩罚、严厉时,会造成女儿的对自己的不自信,从而造成对子女的女性化气质的负面影响。
当父母给予的情感温暖、理解越多,同时感受到的母亲的拒绝、否认,及其惩罚、严厉越少的话,子女会在女性化气质上表现更突出,当然,他也不再需要去与父母的负面反应抗争,所以男性化人格也就不凸显了。有研究显示:父母采用情感温暖理解的方式对待子女,有利于子女形成外向、情绪稳定等人格特征(董奇,1991)。父母更多的认同、接纳,而不是拒绝和否定会让子女更温和,情绪更稳定,较少具有男性化气质的“反抗精神”。
从总体上来看,父亲情感温暖、理解对于子女的性别角色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与前人研究(钱铭怡,夏国华,1996)相一致。对于男孩子而言,父亲为其提供了一种男性的基本行为模式,使得他们往往把父亲看作是自己未来发展的模型而去模仿父亲,父亲的很多行为品质和习惯都会在儿子的身上体现出来;而对于女孩,父亲身上的男性品质会成为她在今后生活中的参照,青春期的女孩往往把父亲看作是异性伴侣,甚至是未来丈夫的模式。从女孩的情感发展来看,她们对父亲的依赖性和爱戴心理往往更强,从父爱中获得安全感和特有的保护性心理(王娜,2006)。
另外,与西方研究相比,本研究中没有出现父亲惩罚严厉这个因子对子女性别角色的极显著影响,这也许与研究文化背景不同有关。本研究是基于中国文化,中国父亲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信奉“棍棒下出孝子、才子”“打是亲,骂是爱”,父亲要对孩子严厉,否则“子之错,父之过”。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这种教养方式会使个体产生很多的不良行为,影响子女发展。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对严厉惩罚的教养方式已经习惯甚至认同,相反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爱的体现。因而,这种教养方式未必给中国孩子造成一种不安全的环境,更不一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或者说,这种负面影响不如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表现得突出。
本研究发现,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在大学生性别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子女在对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F1)、父亲的惩罚与严厉(F2)、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M1)、母亲的惩罚与严厉(M4)四个因子的感受性上有显著差异。最后,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F1)(M1),父母过分干涉(F3)(M2),母亲的拒绝、否认(M3),母亲的惩罚、严厉(M4)、母亲偏爱被试(M5)对子女性别角色类型的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F1)(M1)具有最主要影响。
毕旭军, 李永超(2006). 初中生行为问题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山东精神医学, 2期, 108-110.
董奇(1991). 离异家庭儿童良好适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3期, 12-18.
卢勤, 苏彦捷(2002). 对Bem性别角色量表的考察与修订. 中国心理卫生, 8期, 550.
卢勤, 苏彦捷(2004). 性别角色与基本人格维度的相关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期, 642-651.
彭丹(2011). 大学生性别角色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传奇. 传记文学选刊: 理论研究, 1期, 147-149.
钱铭怡, 夏国华(1996). 青少年人格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 2期, 58-59.
钱铭怡, 肖广兰(1998). 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 心理科学, 6期, 553-555.
钱铭怡, 张光健, 罗珊等(2000). 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的编制. 心理学报, 1期, 99-104.
石绍华, 郑钢(2002). 育儿风格.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石艳玲(2005). 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及相关因素研究综述.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5期, 97-100.
王娜(2006).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人格影响作用的研究.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9期, 87-88.
杨雄(1996). 关于性别心理差异研究的几个问题.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期, 46-51.
张林, 邓小平(2008).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身体自我认知对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3期, 53-57.
张书义(1999). 性别角色行为获得的影响因素探析.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期, 40-42.
赵文进(2007). 大学生双性化人格、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论文, 兰州.
Crusec, J. E., & Lytton, H. (1988). Socialization and family, in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Berlin: Springer-Ver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