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的早期学术生涯及其史学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的培育，受到特定的时代政治(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到冷战)与30~50年代英国左派学术文化变迁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末，随着战后反法西斯同盟的结束和冷战开始，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两极对立日益加剧的政治格局影响着汤普森的理论立场与研究路径。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从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运动到冷战(Cold War)时代背景中的汤普森。这一时期先是反法西斯同盟人民阵线的确立，而后是左派政治上普遍出现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 [ 7 ]、文化上的“红色科学运动” [ 8 ]，都初步破除了英国共产党文化上对苏联官方依赖。这一时期汤普森积极活跃于人民阵线，有利于汤普森史学观念中自由主义元素发展。第二，是受到40年代英共历史学家小组和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的影响，汤普森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传统 [ 9 ]。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对于英国激进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民历史”经验的发掘和“自下而上”底层史理念的坚持，给了汤普森史学研究聚焦文化、群众立场和“自下而上”的理念培育。

而冷战到新左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使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最终形成 [ 10 ] [ 11 ]。苏共二十大引发的左派政治气候改变、苏伊士运河风波、匈牙利事件与第一波核裁军运动的兴起、“冷战”加剧、“丰裕社会”来临以及工党右倾，1956年汤普森，萨维尔创立《新理性者》(The New Resoner)杂志和安德森等人创立《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标志着英国新左派运动拉开序幕。此间汤普森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最终形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这种人道主义历史观代表着“向人的回归”。在汤普森看来，“从来就没有任何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存在，它们只是一个隐喻，它们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真正存在的——‘人’而存在。” [ 12 ] 在这里，汤普森初步拒绝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从而为其独立且全面考察文化意识形态等问题奠定基础。

受20世纪政治自由主义影响，汤普森思想中有一种对19世纪英国传统文化中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崇拜，突出表现在父兄自由主义家学渊源与汤普森早期对浪漫主义思想家威廉·莫里斯与威廉·布莱克的思想的研究吸收的进程中，因而，在汤普森史学研究中也注重研究主观因素作用 [ 13 ]。莫里斯为汤普森的“文化主义”范式的形成注入了工业道德美学的批判理念 [ 14 ]，而布莱克的宗教唯信仰论则深深启发了汤普森对工业化时期英国社会宗教——卫理公会的研究 [ 15 ]。另外，在其经典劳工史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中，他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底层视野的历史研究视角与其早期实践经历密切相关。比如其创作之源就得益于汤普森16年的工人教育经历。他说，“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本书中提到的那些问题，有许多就曾和他们讨论过。” [ 16 ] 这种实践经历为《形成》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养料。

在新左派运动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繁荣。实际上，汤普森同那个时代立场各异的文化研究理论家如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理论观点相互交锋相互促进。汤普森指出霍加特和威廉斯文化批判由于太过注重文化独立性的向度而缺乏了历史维度 [ 17 ] [ 18 ]。汤普森通过对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批判，创立了自己看待文化的另一种认识论模式。正如我们在《形成》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汤普森着力将作为文化表达方式的阶级“经验”及其意识形成，作为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重要文化媒介。文化研究与其史学“文化主义”密切相关。

《形成》创作前20年的英国劳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党工会史、工党领导人物传记、社会主义教条史、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史这四个方面，这些不是从普通群众角度出发研究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的史学取向。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汤普森沿袭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奠基人莫里斯·多布的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以“自下而上的”角度还原普通工人群众生产生活经历，揭示工业革命后他们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在共同的生活经历中达到利益认同从而形成了一段工人阶级成长史。多布反对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认为“社会……是由其主要因素的冲突与互动构成的，它进而又塑造了运动和变化的主体力量” [ 19 ] 汤普森以“关系-过程”论的模式来研究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劳工“自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史，这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了战后英国社会史的“文化转向”一大重要表现 [ 20 ]。

首先，汤普森认为阶级的形成是经验的结果。这里，汤普森明确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阶级观念，摒弃“基础——上层建筑”机械的反映论模式。“有些人说：‘它’，即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精确测定，例如有多少人对生产资料是出于某种关系之中等等。一旦这种假定确立起来，阶级觉悟也就推导出来了：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 [ 21 ]。“经验”一词是汤普森《形成》全书的中心，并且是其最受批判最具理论性的观念、是其研究工人阶级历史的方法，也是其叙述这段历史的手段，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经验的发掘与收获，解释和表达是本书最大的亮点。汤普森还原了工人阶级主体性地位，将他们塑造成阶级形成活动的有意识的塑造者。

其次、汤普森试图尽可能地将“经验”这种模糊不定的词汇扩展到它的最宽泛的意义。汤普森《形成》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提出“阶级经验”这个见之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意识的调节项，并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自下而上”的研究普通工人情感、经历与价值观的变化。经验使得历史学家在处理阶级形成这一复杂的问题时有了最宽阔的参照范围。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国家、社会、政治不同意义上的阶级经历也必然不同，爱尔兰移民、英格兰南北不同工业区、工人群众中的男女老幼他们的经历也必然不同。尊重阶级经验的多样性，才使“工人阶级意识”的叙述成为可能。“自下而上”就是要“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 [ 22 ] 经验主义的研究手段，要求依照所观察到的现象为分析依据，这一点使汤普森与后来的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注重理论研究，从推理中得出历史结论的结构主义有相当大的差异。“自下而上”要求史学家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底层民众：农民、工匠、工人阶级、无产者、罪犯等处于社会生态链条最末端的人们，重构由普通群众创造的历史。

第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取决于阶级意识的形成。马克思区分了“自在”与“自为”的阶级意识。马克思之后，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意识”的思想，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要在实践中变为真实的过程” [ 23 ]，在50年代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加剧，西欧各国战后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情势下，汤普森扬弃了斯大林“基础–上层建筑”反映论模式下汤普森继承了卢卡奇主客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理论。汤普森从1780~1832年间的工业化引发的新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变迁所导致的民众心理变化为主线探索了工人阶级意识的渊源、客观条件、工人运动以及阶级意识最终形成的历程，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作为一个主客统一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汤普森将阶级意识描述为以文化的方式处理生产关系的这些经验的方式：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意识是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制度上的形式 [ 24 ]。从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18世纪英国大众文化史中“阶级意识”的发展。

20世纪初意大利共产党的著名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对比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深刻反思了欧洲革命失败的缘由，创立了“文化霸权”理论。该理论强调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力内化于人民心中，使人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统治，安于现状。并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行为规范与教条。人民对待统治者的霸权是及顺从又怨恨的矛盾心态。一般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对英国新左派史家群体影响显著。从1974年开始，葛兰西就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被充分认可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他的著作的英译本也源源不断的出版 [ 25 ]。威廉斯认为：“葛兰西的观点与英国新左派的观点存在很多一致性”。 [ 26 ] 汤普森在《形成》中就详细探讨了当时的工人运动思想家例如科贝特、欧文、亨利亨特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领导权作用，他透过汉普登俱乐部、自由之友协会、宪法协会等当时许多工人阶级学术文化与政治团体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的“思想领导”的叙述来展现当时工人阶级内部交织庞杂的态度与立场 [ 27 ]。

在《英格兰的特性》及其后的评论文章中，汤普森对葛兰西的霸权思想进行了新阐释。在《英格兰的特性》中，他批判了安德森将受霸权统治的英国工人阶级理解为“共同的阶级”，这种工人阶级在安德森的笔下变成了拥有“不可移动的、共同的阶级意识和几乎没有任何拥有霸权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 28 ] 也就是说，永远只有统治阶级拥有霸权意识，而被统治阶级只有共同的服从意识。“囊括一切的统治加在被统治着身上(或加于除知识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之上)直至人们经历的极限，并且在人们出生后就植入服从的观念。” [ 29 ] 他批判安德森没有看到下层阶级也可以表现出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有限的霸权。他虽然承认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可以更新我们对国家专政意义的理解，并且找到了工人阶级获取霸权的手段 [ 30 ]，但他摒弃了但他摒弃了葛兰西理论中有机知识分子的决定性的观点。他认为“霸权”不是葛兰西所宣称的一种顺从与一致，至少在18世纪的英国，霸权并不意味着平民会接受任何贵族家长制所指称他们的语词和贵族认可的关于平民的自我肖像。当贵族与资产阶级侵犯平民共有的权利时，平民们以集体的行动来维护共有的习惯。如粮食骚动、争夺伦敦西南里奇蒙猎苑穿行权斗争、扩大《济贫法》适用范围的斗争等等都可以看作平民有意识的反抗统治阶级霸权意识的体现。汤普森吸纳了葛兰西霸权思想中的“斗争秩序”，在18世纪的英国，汤普森认为有一种日渐增长的平民文化和关于另一种社会秩序的构想，它与贵族文化相距很远，有些时候它甚至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特征，有些时候又顺应它，但从来没有超越它的边界。18世纪霸权秩序的维持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是伴随着17世纪不断的动乱与变迁之后而保持的相对平衡。

在《贵族社会，平民文化》中，汤普森讨论了持续不断的“贵族与平民”社会秩序与关系的变迁。18世纪，他认为是一个“旧的控制着劳动群众全部生活的家长制正在消退”的时代。这样，在社会生产关系领域就出现了质的变化，“半自由形式劳动力正在削减，包括佃农数量的减少，劳务服务的最终灭绝和自由、移动的工资劳动力的增长。”这些都意味着劳动力比以往都享有着更多的自由。贵族阶层离生产劳动和直接的剥削关系越来越远。他们从商业、税收和榨取平民劳动力在庄园上劳动的剩余价值来享受他们贵族特权。在经历17世纪动乱与不平后，整个18世纪尽管偶尔出现“传统家长制危机”的时刻，但总体来说，一切相对平稳。“穷人的不服从是一种困难；它不是威胁。政治与建筑的风格，贵族和他们装饰艺术的修辞似乎都宣告着一种稳定，自信，一种成功应对威胁其任何霸权的习惯。” [ 31 ] 正是在这种劳动人民与贵族生活的巨大分野中，平民文化得以产生。由此，汤普森开创的“平民–贵族”解释模式和社会史中的“文化主义”范式对70年代新社会史的繁荣与向文化史的过渡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这种研究范式首先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最终决定性。汤普森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分析评价18世纪大众文化的。无论是探究工业化时期民众时间观念的变化还是“道德经济学”的形成，都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扩张的分析，而其《辉格党与狩猎者》反映的正是法律史是某种生产关系经时代变迁的产物。汤普森“始终未忽视生产方式体系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决定性影响。” [ 32 ] 其次，这种分析范式要求坚持“自下而上”和“人民历史”观念，坚持对普通民众经验整体的再发现与再塑造。在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回到人，发展人始终是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宗旨。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和其他新左派理论家不同，汤普森继承了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中“自下而上”和“人民历史”的理念，坚持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历史。他的著作的中心总是历史上最普通的男男女女。他注重发掘普通人的经历，把他们的技术发明、政治抗议或是文化观念看作是历史学主要内容，把普通人看作历史主体，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重建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实践。“应当非常清楚，其证据已然终结的、惰性的文本绝不是‘听不见的’，相反，它有让人震耳欲聋的生命活力，只要我们去倾听，就会听到那声音由过去喧嚣而来，力图确证自身的意义，跃跃欲试地将要将自身的自我认识揭示为认识。” [ 33 ] 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汤普森对这种经验整体的再发现与再塑造，揭示了作为整体历史过程的文化的总体性的意义。第三，这种研究范式必然要求坚持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阶级斗争的分析法不仅在经济问题领域适用，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上同样适用，并且他认为应在具体的历史的语境下客观分析民众社会抗议及其历史意义，不能用成熟时期的阶级意识来以今非古。汤普森的“文化主义”新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形成，对60~70年代英国新社会史学、新左派、文化研究与20世纪后半期新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60年代初，第一波新左派运动衰落，政治上工党修正主义盛行，以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攻击第一代左派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拿不出面对当下问题的社会主义有效策略。提倡的唯一方法，是借鉴欧陆马克思主义来改变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贫困”。从此，汤普森和安德森为代表两代新左派就展开了关于围绕社会主义理论、民族性和英国革命等问题展开了系列长达16年(1964~1980)的理论论战 [ 34 ] [ 35 ]。

一是关于对光荣革命及“英格兰特性”批判。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史家认为，英国有强大的经验主义与民粹主义历史传统，光荣革命实质上是贵族革命。即“改变了英格兰的社会(权力)结构而不是上层建筑”。 [ 36 ] 汤普森则认为安德森等人主要依赖法国大革命的模式来解释英国革命的结果。汤普森认为英国革命的积极影响时产生了一种“巧妙地使社会势力均衡的建制”。汤普森坚信，英国的革命意识存在于长期以来“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意识和清教主义的叛逆传统之中 [ 37 ]。二是“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论争。70年代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风靡欧陆年代。在社会史领域，安德森开始反对“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视角，主张“自上而下”视角应有重要地位，并引入欧洲的视角看待英国近代史 [ 38 ]。R.约翰逊则以调和人自居，极力主张二者对话，认为史学应结合理论与叙述，在不同抽象层面上运动 [ 39 ]。1974年，汤普森对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阿尔都塞哲学本质及理论与历史关系、史家原则等问题继续发表见解。 [ 40 ] 他有力的证明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在本质上是反历史主义叙述。

作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运动的重要领导，在政治领域他就宣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更强调核武器的威胁。而其史学研究“文化主义”是人民阵线的产物。冷战来临后，新左派政治与史学研究实践息息相关。汤普森“文化主义”范式的重要体现之一即是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指导下重视“自下而上”、“阶级经验”与“人民历史”的书写。在英国新左派理论与学术史上，它对工人阶级主体能动性的历史考察重建了18世纪后期开始的英国雅各宾大众激进主义文化的历史叙述，这种重视“经验”与平民“文化”的历史将“文化置于政治的中心地位” [ 41 ]，反映了战后英国新左派政治与学术群体内部一种重视经验、文化、情感与人类意志的作用及主体的道德自觉和人民的抵抗的浪漫主义传统的倾向 [ 42 ]，“汤普森在他的研究中使理论和具体的历史现实和当代现实相结合，从而使他的关于理论，现实及其进程的相互影响的观点深化了。” [ 43 ] 例如，作为“文化主义”范式的核心的“人民历史”观念，本质上要回到人、发展人，是对当时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种种暴行表现的愤慨。并以此确立他温和的非暴力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坚定的改革压力”以及民众价值观上主动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又如，“《形成》在文化条件下理解普通人民群众斗争，为共产主义编史学注入了新左派基调……”。 [ 44 ] 《形成》中许多问题都与汤普森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人阶级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包含新左派对于文化的讨论、威廉斯的著作，还有关于工人阶级富裕问题的解释、“无阶级”辩论等等的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现实问题。他的社会史著作揭示了下层阶级的政治意识与阶级斗争，这对于强调在学术的政治功用上人类动力的作用有极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理论指导下，第一代新左派与工人群众和最早的大学生积极分子紧密结合，他们在英国各地建立新左派俱乐部，讨论时事并支持核裁军运动。正如一位史家所言，在汤普森的指导下，“他们试图将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与严酷的政治斗争有机结合并促进他们协调发展。” [ 45 ] 汤普森作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运动公共知识分子，其“文化主义”范式与当时实践层面的英国新左派政治激进主义运动相呼应 [ 46 ]，从而推动了英国新左派运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