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且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分析。

首先，我国老龄人口绝对规模大且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如图1所示，2000~2020年的21年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老年人口绝对规模大，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截至2020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绝对数量已经达到了1906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50%，2020年新增老年人口1339万人。根据统计年鉴数据，从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到2020年底的21年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净增10243万人。

从2000年~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96%，接近7%，预示着我国从2000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其后，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2001年~200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了0.59%；2006年~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了0.94%；2011年~201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了1.35%；2016~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了2.7%。

图1. 65岁及以上人口绝对数量和占年末总人口比重

其次，我国人口高龄化趋势显著。通常来说，我们将80岁及以上的老人定位为高龄老年人口，这部分老年群体是老年人群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截至2020年底，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超过358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占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56% [ 4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中预测，到20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亿，高龄人口占60岁及以上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2.3% [ 5 ]。由此可见，我国老龄化和高龄化几乎保持着同步发展的势头，高龄化趋势显著，而高龄老人恰恰是社会和家庭最需要关照的人群。

最后，我国老龄化发展不均衡，包含城乡差异和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东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西部地区。如表1所示，根据2020年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为13.5%。我们以老龄化衡量标准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和全国老龄化平均水平13.5%为界限，划分不同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划分结果如表2。根据结果，我们可知，上海、天津、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安徽、重庆、四川等城市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城市大多位于中东部地区。除了重庆和四川，西部大多数城市老龄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5.75%，表明其尚未步入老龄化进程。不同地区间老龄化水平的差异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布局也应据此来调整。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相较于城市，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更高。根据2021年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2020年，城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为15.85%，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为23.81%。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我国养老产业的战略布局应当充分考虑这一实际情况。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快，养老产业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我国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养老产业发展，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也呈现不断增长趋势。

表1. 2020年全国各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数和占总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表2.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不同比重的省市分布表(2020年)

数据来源：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整体来看，我国养老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发展势头良好。根据《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2.9万个，养老床位合计达到821.0万张，比2019年增长5.9%。其中：全国共有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3.8万个，比2019年增长11.0%，床位488.2万张，比2019年增长11.3%；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29.1万个，共有床位332.8万张。同时，全国共支出老年福利经费385.7亿元，养老服务经费131.3亿元 [ 6 ]。

然而，我国养老产业供需结构不平衡。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严峻，每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存在着个体差异，其自理能力和养老需求有所不同，由此产生了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养老需求。然而当前养老资源和服务供给不足，养老行业整体水平偏低，且存在着刚性群体照护供给不足的问题。养老产业发展出现了两极化：一方面因消费能力限制，绝大多数人无法进入高端养老地产项目门槛；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专业水平偏低，无法满足中档消费群体需求。针对供需结构失衡的问题，面对老龄人口对健康需求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社会资本的参与，提供丰富的养老产品和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满足灵活多样的养老需求。

同时，我国养老产业地区发展不均衡。养老产业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养老产业发展不均衡问题。相较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养老产业发展水平也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养老产业还存在着城乡发展上的不平衡。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以及消费观念的限制，养老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发展速度较慢。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政府出台系列政策支持和规范养老产业的发展。自2006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以来，关于发展养老产业的政策密集出台，推动养老产业蓬勃发展。2015年，我国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推动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 [ 7 ]。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多项关于养老产业发展的利好之策，其中包括：加大民营养老机构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养老产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养老产业的金融支持、推动养老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发展养老服务、提高养老医疗服务水平、培育养老人才等 [ 8 ]。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以及寿命延长带来的预防动机行为能够提高我国的储蓄率水平 [ 9 ] [ 10 ]。从长远来看，现阶段的储蓄增加会引致未来养老市场消费需求的增加，扩大养老产业消费规模。另一方面，根据老龄需求效应，老龄人口的增加能够直接引发新的老龄需求，以此扩大市场规模。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前的储蓄率水平，引致新型养老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改变消费结构和水平，最终为养老产业发展带来广阔的市场前景。

长期以来，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中，居家养老是主要养老模式。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和养老观念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同时，我国家庭平均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为养老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人口老龄化使我国发生由人口红利期向人口负担期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就业、产业结构 [ 11 ]。从劳动力供给上，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消费结构上，老年人口的增加会改变我国消费需求结构和消费偏好，与老年人相关的养老行业会得到发展，引发产业结构升级。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就业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养老产业具有投入成本高、回收周期长等特点，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引导，保障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首先，制定养老产业发展的专门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措施，促进政策的落地和实施，为养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次，应当建立起养老产业发展的运行规范制度，包括养老产业的准入制度、运行制度、规划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来保障养老产业的持续、健康、高效发展 [ 12 ]。最后，应当加大对养老产业的税收、贷款等优惠力度和财政、金融政策等的支持力度，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持中小型企业发展养老产业，为养老产业提供坚实保障。

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养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 [ 13 ]。老年人重积累、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难以在短期改变 [ 14 ]。家庭养老依然是我国当前最广泛认可的养老模式，人们对新型养老观念的接受尚需时日。因此，应当加强社会宣传，引导人们转变传统的养老观念和消费观念，接纳新型养老模式。首先，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宣传和普及新型养老观念，使老年群体与时俱进，树立新型养老消费观，享受更加多姿多彩的老年生活。其次，加强对养老产业的宣传，引导人们充分认识和了解养老产业，激发老年群体对养老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引导其选择合适的养老模式，走出家庭，拥抱社会。

当前阶段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补贴，且存在着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对养老产业资源的调动和整合，使其在配置上达到最优化。从国家层面上，应当整合中央和地方的养老服务资源，加大对中西部以及农村地区养老资源的配置，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同时充分发挥社区养老优势，加大养老产业投入，积极鼓励和引进社会力量。从企业层面上，企业要积极参与到养老产业的发展中，立足老年群体实际，提供优质养老产品和服务。

习总书记曾强调：“要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推进养老服务业制度、标准、设施、人才队伍建设” [ 15 ]。当前，老龄人口和养老需求的持续增加对养老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养老从业人员队伍依然存在着数量不足、专业化水平偏低、学历偏低及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当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养老产业人才队伍整体水平。一是适当提高养老从业人员整体的待遇水平，形成行业吸引力，吸引更多人才进入。二是制定职业准入标准，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认定，规范服务人员市场，加强继续教育 [ 16 ]，增加养老知识储备。三是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校设置相关专业和课程，重视养老产业研究，为养老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提高养老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