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性情绪是导致青少年出现自伤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情绪管理障碍是自伤者常见特征之一(Chapman et al., 2006)。学习、生活中的压力事件、人际关系等负性事件都会唤起青少年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在面对负性情绪时，对惩罚刺激敏感程度高、情绪调控能力差者更容易出现自伤行为(应梦婷等，2016)，这时因为他们在处于惩罚刺激的负性环境中往往无法有效缓解和合理宣泄负性情绪，为缓解负性情绪就会做出自伤行为。

自伤行为相比于其他应对方式(例如听音乐)对负性情绪调节的更具有及时性(鲁婷等，2019)，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缓解负性情绪，但这种缓解只是通过“疼痛感”将个体与负面情绪进行短暂分离，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负性情绪，更没有解决面对的负性事件。应该警惕的是，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在自伤后，常常伴随更大量负性情绪的出现，长此以往，个体就会陷入“自伤–暂时情绪缓解–负性情绪出现–再次自伤”的恶性循环中。

自伤行为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冲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2014)，冲动性高的青少年在行为上往往缺乏计划性，他们更易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将自伤想法转换为自伤行为，追求自伤行为带来的缓解负性情绪的及时体验，而忽略了自伤行为后续对身心健康带来的负性影响(钱淑红等，2020)。

高攻击性的青少年更易出现自伤行为，一方面，他们多有偏执敌对倾向，对事物的认知与评判不准确，在处理事情时更易出现冲动和危险行为，从而诱发自伤(傅燕艳等，2017)；另一方面，从本质上看攻击他人和自伤行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杨宇琦，2020)，如不被社会接受、是故意行为、危害身心健康(方小平，何华，2012)，高攻击性者习惯于用“武力”解决问题，在负性情绪长期堆积、得不到合理宣泄时，除了会攻击他人之外，也可能会将注意力会转向自身，通过伤害自己来宣泄负性情绪。

青少年童年期的不良生活经历会对其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严重者容易诱发自伤行为。忽视和虐待是童年期常见的不良生活事件(陈雁如等，2019)，其中忽视主要表现为遭受情感忽视、交流忽视、语言虐待及身体虐待(张怡然，2019)。遭受童年期虐待和忽视的青少年，由于缺乏亲密抚养人的关爱，在其在成长的关键期没有获得充足的适应能力和资源，社会化进程会减慢，会导致缺乏自信、情绪混乱(陈静等，2014；林丽华等，2020)，很难形成健全人格，当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会选择负性方式(如自伤行为)来解决问题(林丽华等，2020)，不善于表达和处理负性情绪导致负性情绪积压时也会诱发自伤行为；相比没有童年期创伤经历的青少年，创伤经历会增加其自伤风险，从而出现更多自伤行(汪小燕等，2020)。

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是指对青少年健康、完好状态乃至成年期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的行为(朱雯等，2016)，主要包括自杀、自伤、手机成瘾、吸烟、饮酒、赌博、不良饮食习惯等(王孟成等，2012)，具有聚集出现的特点(万玲玲，黄友华，2015)，当个体有一种或几种危险行为时，就更容易出现其他类型危险行为。研究指出，青少年的手机依赖、自杀行为和自伤行为发生正性相关。

手机依赖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饮酒(刘凤云等，2014)、亲子冲突(邓兆杰等，2015)等问题行为，这些会诱发更多焦虑、沮丧、抑郁等负性情绪(汪婷，许颖，2011；陶舒曼等，2014)；沉迷手机会使青少年较少参加集体活动、缺少现实人际交流，这会导致人际关系不佳，这些因素都可能会诱发自伤行为(汤建军等，2016)。

自杀行为与自伤行为有高相关性，研究指出，每一个自杀致死者平均会出现8~25次的自伤行为(杨冬梅等，2013)，自伤人群在一年内的自杀风险高于非自伤人群。长时间看，自伤行为复发率为3% (Hawton et al., 2003)，反复的自伤会使青少年对与自杀相关的痛苦和恐惧产生麻木感，这是诱发自杀行为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钟怡等，2020)。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危险行为高发与健康素养低密切相关。健康素养指个体获得、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或服务，并利用这些信息做出适当健康决策的能力(Kendir & Kartal, 2016)。研究表明，低健康素养的青少年比高健康素养者发生危险行为的可能性高2.05倍(李丹琳等，2019)，他们不知道如何善待和爱惜自己的身体、缺乏应对生活负性事件的方法，在遇到负性事件和情绪时就容易出现自伤行为。

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动机之一是进行自我惩罚(Klonsky, 2007)。自我惩罚是一种情绪调节方式，它能缓解个体的负性情绪(朱睿达等，2014)；实施自我伤害是青少年自我惩罚的方式，在自我伤害的过程中达到惩罚目的，缓解负性情绪，起到情绪调节的作用(朱睿达等，2014)。当青少年对自己具有强烈的内疚感和羞耻感时，例如“我觉得自己很差”、“我不喜欢我自己”、“对自己很生气”、“对自己身材不满意”等(王玉龙等，2019；应佳丽等，2021)，他们会采取自伤行为来惩罚“不完善、不满意”的自己，在自伤中缓解自己的内疚感和羞耻感(王玉龙等，2019)。

身体残疾或缺陷会影响自伤行为。国外有很多学者认为，自伤行为的产生伴随着器质性病变，是机体内部的某种病变造成的，如，特殊儿童会表现出自伤行为(孙立双，韦小满，2008)。首先，青少年自伤行为与智力水平显著负相关，有研究发现，低智商组自闭症儿童更易出现自伤行为(Militerni et al., 2002)；2.6%的发展性障碍青少年至少有一种自伤行为，他们大部分都是重度智力落后(Bodfish et al., 2000)。其次，有视觉、听觉障碍青少年相对正常青少年有更高自伤行为发生率(Schroeder et al., 2010；邵义萍，郭爱鸽，2016)，这是因为他们的情绪表达理解和环境适应的能力都较弱，容易产生不安全感(邵义萍，娄星明，2018)，出现更多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从而诱发自伤行为。

父母的抚养方式是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积极的抚养方式减少子女自伤行为的发生率，而消极的抚养方式则(例如严厉惩罚)容易诱发并增加自伤行为发生率(Victor et al., 2019；邝立平等，2017)。

不良家庭氛围无法给青少年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会使青少年对亲密抚养人产生不信任和失望感，从而处于负性情绪中，为缓解负性情绪而出现自伤行为。

社会排斥是一种普遍而消极的社会现象，是指个体由于被某一社会团队或他人所拒绝，造成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过程，其表现形式有被排挤、孤立和忽视等(杜建政，夏冰丽，2008)。社会排斥并不直接导致青少年出现自伤行为；遭受社会排斥会使青少年缺失归属感，在人际交往中进入“退避”阶段，出现“排斥参与集体活动、厌世”等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会增加青少年孤立感和被排斥的可能，产生孤独、无望、无助、无价值等负面情绪(彭苏浩等，2019)，进而诱发自伤行为(陈小龙等，2019)。青少年遭受的社会排斥越明显，心理痛苦感受越明显，出现自伤行为的频次就会越高(张嘉旗等，2017)。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本身的敌对倾向，也是造成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之一。敌对倾向高的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更易出现人际矛盾和冲突，感受到更多社会压力(Vella et al., 2012)，这会使其更容易出现自伤行为(徐志伟，2011)。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上网途径日益便捷，各种“负性信息”也通过网络在青少年中快速传播，造成不可忽视的负性影响。《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指出(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2020)，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排名前四的上网活动为玩游戏(61.0%)、聊天(58.0%)、看短视频(46.2%)、搜索信息(44.9%)；在游戏、新闻、网页中充斥着大量“校园霸凌、自我伤害、自杀”的暴力信息及视频，这些会给青少年错误的行为示范；特别是身心不健康的青少年更易受到其负性影响，模仿施暴、自伤等不良行为，并将自伤作为应对问题的方式(Durkee et al., 2011)，增加自伤行为发生率。

同时，受这些“暴力”信息的影响，青少年校园霸凌及网络霸凌事件发生率逐渐增长，长期受到霸凌的青少年会产生负面自我认知、自我价值感低、人际关系不良等问题(陈红等，2020；唐寒梅等，2018)，他们往往在群体中地位较低，性格相对内向，情绪调控能力不佳，在其不能合理宣泄负性情绪时，更易出现自伤行为(陈红等，2020)。

自伤行为在青少年团体中呈现出聚集性的特点(陈飞等，2017)，身边有自伤行为的同伴会增加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率(Heilbron & Prinstein, 2008)。青少年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对是非缺少清晰的判断能力，因此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当身边同伴出现自伤行为时，青少年容易受到同伴示范的影响，在遇到问题时会模仿同伴采用自伤行为作为应对方式(Nock,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