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地亘(1903年5月1日~1982年7月26日)原名濑口贡，日本九州大分县三浦村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以日本反战作家的身份在中国展开活动。鹿地亘毕业于东京大学，1932年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兴起的背景下，自愿加入了日本共产党。鹿地亘于1936年辗转来到中国，在革命的土地上开始了他的反战人生。抗日战争期间，鹿地亘作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总部领导人在反战活动中发光发热，他到过贵州镇远和平村(战时第二战俘收容所)做视察与反战教育工作，对于改造日本战俘工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还通过反战作家这一身份，积极投身于反战文学作品创作中，以反战活动为题材创作了许多可圈可点的作品，《和平村记》就是他根据自己在镇远和平村进行战俘反战教育工作的宝贵经历写成的反战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了当时国内革命人士的关注和人民大众的广泛阅读。此外，鹿地亘也做了许多中国文艺作品的翻译工作，促进了日本及日本学术界对鲁迅的认识，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经典文献、中国革命文学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回到日本的鹿地亘围绕着战时自己的活动经历写下了多部著作，并积极地通过中日友好协会为促进中日友好交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战时期的鹿地亘不仅是在华日本反战同盟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日本反战作家，迄今为止这一双重身份吸引众多国内外学者对他展开了研究。

中国方面，2015年，刘振生 [ 1 ] 等则在黄俊英 [ 2 ] 等人的研究之上通过具体文本研究，进一步肯定鹿地亘的反战文学作品的重要价值。2018年，学者张小玲 [ 3 ] 在关于国内的日本反战文学研究中，提到了鹿地亘的反战文学及言行对于鼓舞中国人民反侵略势气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在宽阔的东亚文化视野之下，思考日本反战文学价值问题的重要性。仓重拓 [ 4 ] 分析了竹内好与鹿地亘对鲁迅《我要骗人》中“浅间山”的不同解读，由此指出鹿地亘在文学工作上对鲁迅在日本产生较大影响的特别作用。由此不难看出，鹿地亘的反战活动轨迹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其反战文学作品在鼓舞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中都是值得赞扬的佳作，但是无论是活动轨迹上还是文学领域上，相比其他在华活动地点及反战作品，《和平村记》并未受到太多瞩目，关于鹿地亘在贵州和平村的反战活动经历至今仍只是作为活动轨迹中的小一部分被匆匆略过。

日本方面，1989年，日本学者丸山胜 [ 5 ] 从鹿地亘的相关资料着手分析了抗日时期中国文学的特点并关注到鹿地亘和鲁迅的关系，2000年，魏奕雄 [ 6 ] 指出郭沫若对鹿地亘在华工作的绝对影响力，而以孙金科、杨定法 [ 7 ] 为主的学者在2006年概述了作家鲁迅和鹿地亘的交往过程，论证了鲁迅对鹿地亘各方面特别是文学创作上的影响；中国先进文人在与鹿地亘交往的过程中给予他的帮助及影响可以说是学者们普遍关注到的对象。但是鹿地亘在大陆的反战活动轨迹也备受关注，2007年，鹿地亘之女坂田晓子 [ 8 ] 在《关于父亲鹿地亘的回忆》中整理了鹿地亘在中国活动时的故事，以独特的第三人称视角记述了鹿地亘的在华感想。井上桂子 [ 9 ] 于2008年在其专著《鹿地亘的反战思想与反战活动》中通过更为严谨且详细的调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鹿地亘的反战思想和反战活动进行了叙述和分析，并考察其对中日两国关系产生的影响，对于深入系统地研究鹿地亘的反战思想和反战活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鹿地亘作为反战作家都具有一定的关注度，一者关注他的反战功绩，另者在乎其文学作品中可见的与中国抗战文学的交集。作为日本反战作家和反战领导人，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与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可谓尽心尽力，因此考察鹿地亘的大陆行迹中在和平村展开的反战活动对于更完整地展现反战文学《和平村记》的价值、反映中国抗战文学的面貌具有积极意义。

鹿地亘深知侵略战争带给世界人民的只有无尽的苦难，他逐渐将自己的反战活动深入西南，并且在文艺活动上也把重心转移到了反战文学的创作上来；因此本节重在梳理鹿地亘在中国西南期间的行迹变化，进而讨论镇远和平村在其活动道路上的角色特征。笔者根据已搜集查阅的相关资料整理了鹿地亘在中国西南的活动轨迹(表1)。

表1. 鹿地亘的中国西南活动轨迹

参考表1可以看出，1938年9月鹿地亘受第三厅委托到常德日军俘虏营视察作反战教育工作(序号1)，10月鹿地亘从武汉撤往桂林途中到常德和镇远和平村第二俘虏收容所，会见了在收容中的日军战俘，并在镇远和平村同他们生活了近半月之后前往长沙，在常德战俘收容所和镇远和平村战俘收容所进行的战俘反战教育为他之后的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他也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写成了他在华第一部反战文学作品《和平村记》；1940年7月20日在重庆举行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总部”正式成立大会，选举鹿地亘为会长(序号10)；1941年8月，因皖南事变，鹿地亘的反战同盟遭国民政府否定，被遣往送往贵州镇远第二收容所重新训练(序号13)；1943年12月，鹿地亘前往贵州镇远和平村，与同盟会成员商讨今后的工作方向，将工作重心放在反战资料的整理研究上，成立了鹿地亘反战研究室(序号14)。

鹿地亘在西南地区时的主要活动范围围绕在广西桂林、重庆、贵州镇远等地，而贵州镇远和平村不仅是鹿地亘反战工作的奠基之地及其《和平村记》创作素材来源之地，同时也是在华反战同盟在遭受挫折之后开展反战工作的主要阵地，作为一所战俘收容所它与鹿地亘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是对鹿地亘个人活动阵地分析中让人瞩目的一环，因此考察贵州镇远和平村第二战俘收容所对鹿地亘的影响尤为重要。

战时鹿地亘常出入活动的和平村日军战俘收容所原是晚清时期镇远总兵署的中衡衙门，1938年12月，随着战局变化由湖南常德盐关迁至贵州镇远阳镇和平街，如图2。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10 ]。2018年，笔者曾前往镇远和平村旧址进行过实地考察，和平村占地面积为5148平方米，建筑样式总体呈长方形，由前后院组成，高围城墙，围墙四角均设有瞭望塔，前院两侧的平房里有米库、哨兵室等，而后院则有病房、厨房、医务室等；其他办公楼里有办公室、职员室、反战同盟训练班等，且配备了运动场(棒球场等)。

图2. 抗日战争时期的镇远和平村

在1938年12月~1944年11月这6年间，镇远和平村共关押日军俘虏约600余人 [ 10 ]。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决定，以便广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尽快结束抗日战争。从和平村收容所内齐全的设施设备上不难看出镇远和平村收容所对这一政策做出了积极响应。收容所坚持善待俘虏，因此受到感化的一大批战俘主动申请加入到反战活动中去，创办反战宣传的日文刊物、协助对尚未走出军国主义思想的战俘的教育改造工作、还走到抗战前线对日军做反战宣传。镇远和平村在教育上积极引导战俘、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对他们予以关心，使他们很快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错误与中国军民的真诚友好，为改造日本战俘、激发中国人民抗战热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9月，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前身还未创建，鹿地亘受第三厅领导人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委托，以战俘教育领导人的身份去到常德第二战俘收容所视察了解战俘情况并进行教育指导；同年10月，常德第二战俘收容所随战情发展迁移至贵州镇远和平村，鹿地亘也随之前往和平村第二战俘收容所并与战俘们朝夕相处半月之久。

第一，以真情实意感悟战俘。

尽管是以日军战俘教育引导人的身份来到和平村，但是初到之时鹿地亘并没有得到战俘们的友好相待还遭受了许多白眼。虽然中国政府对战俘们采取宽容的人道主义政策，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的人还是抱以忍辱负重的心态，要誓死效忠天皇，因此对鹿地亘这样“背叛天皇”的日本反战人士内心充满鄙夷与不满；而少数在此前与鹿地亘相识的日本人见到“高高在上”的他也努力与他保持距离，正如鹿地亘在文章中所说那样：“这讲台似乎将我与他们之间狠狠地隔出一道鸿沟” [ 11 ]，鹿地亘对这样的“鸿沟”感到万分不该，他认为真正能够将他和战俘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要使战俘们能够认识到侵华战争的错误性。展开教育工作存在不小难度，但是鹿地亘始终有很坚强的决心。他并不介意日军俘虏的言语侮辱和冷漠态度，而是始终以平等的态度，同他们一起生活，通过谈话、写信、公演、阅读俘虏作文来考察俘虏的感情及思想 [ 12 ]，说明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等耐心诚恳地教育他们。越来越多的日本俘虏感受到了鹿地亘和中国政府的真诚，开始有许多战俘主动地接近他，向他打听战争的情况、诉说心中的苦闷，也渐渐从军国主义的错误思想中醒悟过来。

第二，分划管理，积极推进反战教育工作。

在得到一定的反战教育工作开展的基础上，鹿地亘借机将收容所分为先将和平村和非和平村 [ 13 ]；参加和平村的村民因为具有一定反战觉悟，收容所看管人也更加尊重他们的意见，不对他们的日常活动作过多干涉；但非和平村村民仍然以俘虏身份继续被加以管制。越来越多的战俘在这种分化分管措施的前提下，主动要求加入和平村接受反战教育。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战俘们从侵略征服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中醒悟过来，进而表示志愿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前线工作中去。战俘营所作的工作为日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工作开展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牢固基础。

第三，组织带领战俘展开反战宣传活动。

1938年11月，鹿地亘离开后将在常德和镇远两个战俘收容所的考察经历写成报告文学《和平村记》，并且由此开始着手反战同盟相关工作计划安排。离开之后的他并没有与镇远和平村的战俘们断绝联系。1939年10月，鹿地亘带领在和平村的20余名已经具备“深刻反战思想”的战俘前往在广西桂林成立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西南支部)，开始了他们的反战工作；1940年7月20日，在郭沫若指导下，鹿地亘又与10多名和平村战俘在重庆正式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总部 [ 14 ]；1941年8月，因工作受阻，鹿地亘的反战同盟再次回到往贵州镇远第二收容所重新训练，他与妻子池田幸子组织动员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训练班(后改称为工作队)”，带领盟员们做反战研究、搜集整理反战资料、前后约有150人的同盟成员主动前往前线去进行反战宣传，并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军队的士气。

回顾鹿地亘在中国的10年，总体是工作与文学创作齐步进行；反战工作经历几乎是他文学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他创作了多本反战文学作品，也多次发表反战宣传文章及报告，进行了诗歌文学、戏剧文学等的创作、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有所涉及并取得了不小成绩；本节整理了从1930年鹿地亘初涉文坛到1982年逝世期间的主要文学作品(表2)，并从文学作品创作的角度来探讨《和平村记》的价值。

表2. 鹿地亘1930年~1982年主要文学作品

纵观鹿地亘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目光总是放在通过文学作品去宣传反战思想上。1930年~1982年这期间，在其主要的17部作品中，有10部都涉及到了反战题材，这也能够说明反战题材一直是鹿地亘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劳动日记与鞋子》(1930年)是鹿地亘在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界崭露头角的处女作，而《和平村记》却是他来到中国开展反战工作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反战文学作品，之后的创作热情也随着反战工作的推进而愈加如火如荼，《和平村记》对其反战文学创作上的影响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鹿地亘结束在常德和贵州镇远和平村的战俘视察工作之后，前往桂林展开工作。在战俘收容所做反战教育工作的宝贵经历促使鹿地亘在桂林完成了他在中国的第一部反战文学作品。副标题为：“俘虏收容所访问记”的报告文学¹作品《和平村记》，字数长达10余万字，在鹿地亘完成日文原版的创作之后，由当时鹿地亘的革命友人冯乃超翻译后连载在《救亡日报》²上，1947年正式由中央公论社出版。这是鹿地亘在华反战文学的处女作，文章总体内容是鹿地亘受第三厅委托到常德和镇远日军俘虏营视察和作反战教育生活的所感所想的记录。鹿地亘在作品中首先叙述了自己对收容所的第一印象，接着细写了在战俘中让他印象深刻的大伴为三、邱邦雄、折田捷夫3人还有和平村收容所为他举办欢迎会以及战俘们日常的劳动生活等，生动地反映出在和平村组织举办的各项活动时以及日军战俘们与看管人之间的融洽相处的景象；在侧面上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收容战俘们的精神面貌的同时也对自己给日俘们做教育谈话的工作作了深刻的经验总结。在同他们谈到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问题时他这样说道：

“这悲惨的战争能否转变为光辉的战争，是全凭我们的决心如何……眼前这里就有和平村，在悲惨的战争中我们创造了两个民族和平的生活，这是光辉，是胜利之兆；那么诸君要在这荒废岁月呢，还是参加胜利的创造，这要全凭诸君的意志和努力。” [ 11 ]

因此他在《和平村记》中呼吁有关当局重视对日俘的反战教育，强调要帮助战俘们摆脱思想牢笼的束缚，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面目，尖锐地指出侵略战争必败的命运。1939年4月11日，《救亡日报》以“ <和平村> 新讯”为题，评价《和平村记》已“引起全世界人士之注意”，因其独特的内容呈现在中国抗战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平村记》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其带领读者从日本反战领导人这一新颖的角度看到了战争的不同面貌，并且用充满真情实感的表达及时揭露了在抗战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孙金科在其1996年出版的《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一书中指出了鹿地亘发表《和平村记》真实反映日俘的情况，宣扬了国民政府给俘虏重新做人的机会，对于抗战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正如鹿地亘在《和平村记》中所说那样：

原文：“或るものは共同の敵と闘ふために中國の同志たちと手を握るため、國外に出ることも必要です。こねは日本人だけのことぢやない。東洋の両民族を不幸にし、東洋を征服して奴隷にしようとすろ野心家を、两國人民が力をあはせて押し倒し、平和と人民の幸福な関係を作らねばならん闘ひなのだ。” [ 12 ]

译文：“离开日本去同中国人民携起手来打败共同的敌人是必要之举。两国人们必须团结力量，打倒那些企图让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民族变得不幸、妄图奴隶东方国家的野心家们，从而建立民族和平友好的关系。”(笔者译)。

《和平村记》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鹿地亘的反战决心，在触发作者进行更多的反战文学创作的同时，也鼓舞了无数反战人士，1938年-1939年在《救亡日报》上连载期间，因其篇幅短小、内容精湛易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它的意义不仅对于鹿地亘个人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反战宣传文艺史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