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早期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该书讲述的是在20世纪法属殖民地印度土地上的一个底层普通白人家庭的故事：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苏珊与约瑟夫)在印度定居，因为没有贿赂殖民当局而买到了年年被海潮侵蚀的耕种土地。后来，他们费劲辛劳两次修筑的堤坝被潮汐摧毁，土地也随之被海水吞没，母亲最终在破产及身心衰老中郁郁而亡。本文主要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分析该书主要人物的混杂性体现，通过进一步论述主人公一家与被殖民人民存在的种族对立与歧视现象，探讨“第三空间”中实现身份构建的必要性及局限性。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混杂性，种族对立，身份建构

Baoping Xu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Apr. 1^st, 2022; accepted: Jun. 23^rd, 2022; published: Jun. 30^th, 2022

The Sea Wall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i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written by French writer Marguerite Duras in her early days. The book tells the story of an ordinary white family in 20th-century French colonial India: a mother and two children (Susan and Joseph) settled in China, and because they did not bribe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they eventually bought a farmland eroded by ocean tides every year. Later, the dykes they had worked so hard to build twice were destroyed by the tides, the land was unfortunately engulfed by pacific water, and the mother finally died of depression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aging.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hybrid expression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inadequac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third space” by discussing the racial antagonism and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 protagonist’s family and the colonized people.

Keywords:The Sea Wall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Hybridity, Racial Antagonism,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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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从小生活在被殖民的印度，作为第二代殖民地的底层白人，她既不像当地人民那样一直处于“被殖民者”地位，也不像上城区的白人那样拥有传统白人殖民者的优越地位。因而其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既有对殖民地人民及其文化的认可，另一方面却也渴望融入白人的世界。这种混杂性的文化身份使她在作品中自然而然以两种方式交替地表现殖民地生活，既有对殖民地人民不幸生活的同情及对殖民地制度的抨击，又有白人种族优越性的支持与认同。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中通过苏珊一家展示了这种混杂性的文化身份：如苏珊一家在殖民地定居的白人，相对于法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者来说，他们是被殖民者；而相对于岛上的黑人和黄种人而言，他们又代表着早期的殖民者。这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既得不到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认同，又不能真正得到当地人认可，因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由于殖民当局贪污腐败，母亲买到了盐碱地，为了修筑堤坝，她不得不默许苏珊与一个异邦富人的交往，但是其白人身份又使其厌恶异邦人，经常“就要发一次疯，大喊大叫，拼命地打她” [ 1 ]。她的兄弟也对于她这种和异邦人的交往表示了不屑与轻蔑，但是也因为这个被殖民的异邦人的富足而无法完全割舍这种物质的依赖。可以说，杜拉斯或苏珊都是被母亲遗弃的人。

霍米·巴巴是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一”的代表性学者，他在《被视为奇迹的符号》一文中界定了“混杂性”的含义：“混杂性是殖民权力、其不断变动的力量与稳定性之生产能力的符号；它是对借助否弃(即：那种确保了权威的‘纯粹’、原初身份的歧视性认同)而实现的统治过程进行策略性倒转的名称。”( [ 2 ], P47)简而言之，混杂性不同于纯粹的边缘文化或主流文化，它是这二者在碰撞交流中的一种相互影响、包含、杂糅的文化现象，立足于各自不纯，而借以摧毁西方话语下的绝对论和二元对立论，最终从内部瓦解殖民权威。在苏珊一家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大多数同时期作品中的单一而清晰的“自我”或“他者”(白人/黄种人或黑人、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形象，而是这两者看似对立却又自然而然的融合。苏珊一家的文化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论，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看，这种夹在白人与黄种人或黑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混杂”身份本质上是对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的一种反抗。“边缘人”在夹缝中生存，身份界定模糊不清的人也许比纯粹被压迫人民更难获得解脱，“边缘人”的身份并不意味着物质条件上或者身体层面的优越，他可以是底层的白人，也可以是富有的被殖民者。就以诺先生为例，尽管他在物质条件上毫无疑问比大多数白人富裕奢侈，但在精神层面却一直只是个被轻蔑的对立的“异邦人”，物质的富有使他与贫苦的被殖民者无法共情，但是他也因为种族身份无法得到当时所谓光鲜亮丽的上流的白人社会切实的认可，可以说这种“混杂”身份使其在精神和心理上承受的自卑与痛苦是更加复杂深刻的。

书中以20世纪法国殖民下的印度为叙事背景，那个时候的印度不仅处于一种经济、政治、军事的殖民控制之中，而且其文化、知识、语言层面也笼罩在后殖民的阴霾之下。千千万万当地劳动者在十万公顷的橡胶树地里流血流汗劳作，“胶乳在流，血也在淌。可是只有胶乳是值钱的。收集胶乳就能赚钱。血却白流了”( [ 2 ], P19)。底层当地百姓贫困不堪，不计其数的孩子因饥饿吃了未成熟的青芒果而得疟疾痛苦死去，但无奈的是，这样的悲剧却在不断重复。而与这种贫困、脏乱对比的却是白种人“闪光的汽车、橱窗，白的刺眼的西服”( [ 2 ], P19)，上城区白人的生活环境无疑是“魔力无比”的“殖民者的天堂”( [ 2 ], P19)。母亲的苦难与不幸只是被殖民的劳苦大众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但其实作为白人的母亲一家在当时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与待遇已经远远优渥于当地普通百姓。母亲对兄妹两人的法语拼写要求极其严格，会因错误而生气打骂，这其实体现的是作为白人的殖民者对其话语权利的高度控制。根据福柯的话语权理论，语言作为权力媒介，话语权利则是文化霸权的表现方式之一。第一代殖民者母亲对其语言纯洁性的维护，是种族对立时西方殖民者用以确认其优越身份的一种手段；而以兄妹二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殖民者，他们的语言已经在殖民环境影响下产生了话语的杂糅。从殖民的本质上来说，母亲与当地人民还是横跨着种族主义的鸿沟，所以当地奴仆可以理解母亲的困苦，但对比他自己的困苦，却“找不到同样的尺度”( [ 2 ], P19)。

除了白人母亲与当地被殖民者之间的这种种族对立，在苏珊与她的情人诺先生之间存在另一种典型的种族主义偏见。书中诺先生的形象全都出法国人苏珊的描述，在苏珊眼里，这位异族男人长得像个猴子，面孔不英俊，窄肩、短臂、个头在中等以下。“猴子”、“蠢货”、“混蛋”概括了诺先生等殖民地人民在白人眼中的滑稽、乏味、淫秽、毫无魅力可言的形象。这也正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的观点，西方人一贯是用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理解和描述族群身份的体现：“西方是理性的、和平的、自由的、逻辑的、忠于真理、没有杂念；后者(东方)则正好相反。” [ 2 ] 他们始终认为自己的族群优越于其他族群，异域人只是作为其附属的反面镜像而存在。表面看来，苏珊对诺先生的这种诬蔑性描述似乎是一个少女个人的傲慢与偏见，但苏珊对诺的看法植根于白人们对异邦人的历史观念和现实态度，其本质是法国及欧洲白种人对亚洲人看法的具体表现之一。

杜拉斯一贯善于用男女关系来隐喻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在书中，苏珊与诺先生的关系其实就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宗主国(苏珊)在殖民地(诺先生)寻求利益(财富)并且给殖民地带来了一些好处(陪伴与性爱)，殖民地虽然被迫向宗主国敞开怀抱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但是会依旧对宗主国抱有一丝幻想，自欺欺人地觉得宗主国的殖民者给自己的好处是出于对自己的情感，不仅仅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但是，如果和诺先生一样的殖民地人民不进行反抗，现实的结果只能是被宗主国榨干利用价值。苏珊是强国弱者，但是强于弱国强者的诺先生，苏珊最后拒绝诺先生时，他没有说话，“好像没有听清楚”，“冒汗”( [ 2 ], P151)了，迟钝地只会摘帽戴帽。在这段关系中，诺先生是被审视并被要求的一方，所以他自卑且寡言，不断地讨好苏珊。在这种“凝视”中，被凝视者俨然变为了被审视评判的对象，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是单向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所以作为附属的“他者”的诺先生失去了其话语权力。

在借助霍米·巴巴的混杂性后殖民理论深入分析主人公身份困境后，我们可以发现，纯粹地追求单一身份并非解决身份困境的良方，在混杂中进行身份建构才是小说想要传达给苏珊一家等白人流散人群的合理出路。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是为颠覆殖民霸权提出的一种策略。他认为，殖民与被殖民文化的相互混杂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模糊的“第三空间”。“这一混杂化了的第三空间，打破了原有两种文化的纯粹性，在种族、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疆界组合，殖民者的优势经由第三空间的交混，其优势地位将有可能被颠覆和取代。” [ 3 ] 在这种宗主国文化和殖民地文化之间的交织杂糅的“第三空间”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彼此交互混杂中构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

在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霍米·巴巴的“混杂”和“第三空间”理论无疑为遭遇身份建构以及文化归属难题的族群提供了一种解决文化身份的途径。正如赛义德所说：“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就东方说些什么，他最终还是个种族主义者。” [ 4 ] 混杂性的文化身份使杜拉斯及许多欧洲后殖民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在其作品中共有着一种双重性特征：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与种族主义的偏见，一方面他们对殖民制度是批判的，另一方面又无法规避其身上的种族主义偏见。直到晚年杜拉斯才基本克服了种族问题上的心理偏见，并在晚期作品《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对情人做出了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描述：从“来自异邦”的“猴子”、“混蛋”、“蠢货” [ 4 ] 转变成“瘦弱、风度翩翩、有着柔软的金色肌肤” [ 4 ]，及至“白皙，温文尔雅，让人迷恋的” [ 4 ] 中国人形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对于被殖民者的文化混杂性身份的探讨与运用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时代与文化局限性。“混杂”和“第三空间”似乎为后殖民时代的“诺先生”们提供了解决方案，但实际上，物质的富有使“诺先生”们与贫苦的被殖民者无法共情，而由于其种族身份也无法得到当时所谓上流的宗主国社会切实的认可，这种“混杂”身份使其在精神和心理上承受的自卑与痛苦是更为复杂深刻的。因而“诺先生”等殖民地人民仍然很难通过混杂本土传统与宗主国强加的身份这一策略来抵御隐形的后殖民，尤其在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困境使这个难题显得更加复杂。而在“第三空间”中的具有混杂性的文化身份建构也是“后殖民主义的身份构建理论所关注的殖民话题下” [ 5 ] 及现实文化中的有待探讨及完善其实践的论题。

本文系2020年湖南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和专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立项——从《道德经》的译介看老子形象在法国的变迁(项目编号CX20200374)；2020年中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自主探索类)——从《道德经》的译介看老子形象在法国的变迁(项目编号：1053320191449)项目下论文成果。

徐宝萍.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The Sea Wall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 Colonialism[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02): 266-269.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2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