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是24种积极人格力量之一，包括特质感恩与状态感恩两种形式，表现为一种愉悦而感激的单质情绪或情感。其次，感恩的引发包括人际感恩的引发与一般状态感恩的引发，其引发方法有情节剧本任务，人际互动任务，回忆列举任务等。此外，感恩的功能包括自利与利他两种功能，认知焦点转换假设解释了从自利到利他的功能联系。最后，感恩的测量可以分为特质感恩的测量与状态感恩的测量。

感恩，认知焦点转换假设，感恩测量

Hongyu Liang

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Oct. 10^th, 2022; accepted: Nov. 15^th, 2022; published: Nov. 22^nd, 2022

Gratitude including trait gratitude and state gratitude, is one of the 24 positive personality strengths, which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simple emotion or affection. The triggering methods of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and general state gratitude include scenario task,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ask, and recall task, etc. In addition, the function of gratitude is beneficial to oneself and others, and the shift of cognitive focus hypothesis explains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from oneself to others. Finally, the measurement of gratitud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measurement of trait gratitude and the measurement of state gratitude.

Keywords:Gratitude, The Shift of Cognitive Focus Hypothesis, The Measurement of Gr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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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gratitude)的研究进程正是心理学自身历史的写照：它也有一段漫长的过去，但也只有一段短暂的历史。

“gratitude”一词具有两个拉丁文词根，一个是“gratia”意思为帮助，另一个“gratus”意思为愉快(Emmons, 2004)。在西方，感恩最早见于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涅卡(Seneca)的《论利益》(On Benefits)一书中(Harpham, 2004)；在我国，感恩作为孝道文化的精髓，其思想由来已久，《论语》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就是鲜明的例子。感恩作为一个组合词的出现则最早见于《三国志·吴志·骆统传》中的“令其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1979)。

尽管，感恩思想的根早已牢牢地扎入大众的生活之中，但在学界，关于感恩的研究却遭遇了冷热交替的煎熬。科学研究感恩最早可能源自于20世纪初，而当时的研究主题是论证感恩的情绪效价是否积极(Emmons, 2004)。此后，感恩进入了研究冷遇期。直至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的崛起，感恩才作为积极心理学24种人格力量之一，重新走回研究舞台(梁宏宇等，2015a)。在目前的心理学研究中，关于感恩的概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由上可知，感恩可以分为特质感恩与状态感恩。从感恩的引发上看，特质感恩是存在于个体自身的一类较稳定的特质情感，故而，特质感恩并非像状态情绪一样可以直接引发获得，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感恩干预，通过不断积累状态感恩情绪才能获得提升(Froh et al., 2014)。但是，个体的状态感恩则可以在一定情境下被激发。所以，此处主要讨论的是状态感恩的引发。

以狭义的状态感恩——人际感恩为例，人际感恩的引发需要认知评估的过程，而根据以往研究可以发现，人际感恩引发所需要评估的内容包括两类因素，一类是经济行为因素(施助成本、恩惠价值、施助动机)，另一类因素是关系层面因素(响应性)。研究发现，一般而言，施助成本与恩惠价值越高，个体越容易产生人际感恩情绪(Tesser, Gatewood, & Driver, 1968)；但一旦进行恩惠比较时，个体会对恩惠的评估施以价值以外的权重，比如顺序原则与全局原则(Wood, Brown, & Maltby, 2011)，从而使得人际感恩的产生与施助成本、恩惠价值之间的变化关系不再符合正比例变化。施助动机指的是施助者对他人帮助的目的。研究表明，自发的，善意的的动机最能诱发人际感恩的产生，而以利益驱使为目的的帮助，往往会适得其反(Tsang, 2006b; Weinstein, DeHaan, & Ryan, 2010)。近来，响应性逐渐被证明是影响人际感恩产生的又一重要因素。所谓响应性，是指关系双方中，一方对另一方的需要，目标，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关注与支持(Reis, 2014)。有研究认为，当恩惠属于施恩者对受惠者的响应性体现，而这种响应性又被受惠者所感知的时候，人际感恩就会自然产生(Algoe, 2012)。

除人际感恩外，有研究者发现，对于一般状态感恩的引发，个体还可能需要评估施恩者的行为是否据有关怀性，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是否属于他人负责性等因素。当个体觉得施恩者的行为是为了关怀自己，并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且导致了自身心情的积极变化时，状态感恩情绪就会被激发(丁如一等，2014)。此外，状态感恩的产生过程还可能会受到一些调节因素的作用，比如，关系特点、性别、文化等因素的调节作用(Algoe et al., 2010; Kashdan, Mishra, Breen, & Froh, 2009; Shen, Wan, & Wyer, 2011)。

研究者在探讨引发状态感恩的各类条件时，往往会用到一定的实验范式或任务。常见的状态感恩引发任务有：情节剧本任务、人际互动任务与回忆列举任务。

在人际感恩的研究中，前两种任务是用的最频繁的。情节剧本任务是让被试读一段恩惠情景故事，通过被试的自我代入从而引发被试的感恩情绪。Tesser等人(1968)利用情节剧本任务讨论了状态感恩的引发条件，他们会让被试阅读一些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往往是基于一定框架基础上被修改后的。比如，其中一个故事的基本框架为，某个人的婶婶赠予他一幅画，研究者会让被试阅读该故事在动机差异下的不同版本内容，比如婶婶赠予的动机是纯善意的，或者是为了彰显自己在家族中的声望等。通过被试在不同故事下对感恩的自我评价变化，来考察不同因素对感恩引发的作用。人际互动任务是创设一定的恩惠互动情景，可以是真人之间的互动，可以是电脑模拟下的互动，其目的仍然是通过恩惠情景的展现来探讨被试人际感恩的引发条件。与情节剧本任务不同的是，人际互动任务不仅在心理现实性方面要更好，而且其评价指标除自我报告的指标外，还可以结合被试的行为变化指标，进而提高结果的可靠性。典型的人际互动任务如Bartlett与DeSteno (2006)使用的解决意外任务。该任务主要内容为，让被试在电脑上完成一定的任务时，突然其电脑白屏，而此时坐在旁边的另一名假被试会帮助被试修理电脑，但耽误了自己的任务。当被试用修好的电脑完成任务时，主试者会让被试报告情绪，并提供一个假被试的求援信息，利用被试对此的反应来二次判断被试的感恩情绪。尽管真人互动任务的心理现实性强，但其操作上较为繁琐，可能会混入额外变量。因此，研究者有时也会用电脑模拟互动任务来探讨人际感恩的引发，比如Leung (2011)利用电脑设计了公共物品游戏，让被试认为对方(电脑)正在跟他进行一场物品的分配活动，通过操纵电脑在资源投入度上的变化，来考察对被试人际感恩引发的影响。

由于状态感恩不仅仅是人际感恩，也有可能是对其他事物的感恩。因此，要引发广义的状态感恩，则上述的任务均有所局限。换言之，由于广义的状态感恩对象较为广泛，因此，限定某一对象或类型的话可能无法较好地探讨状态感恩的情绪功能特点。所以，当前对于状态感恩研究的主流方法还是回忆列举法(e.g., Cheng, Tsui, & Lam, 2015; Emmons et al., 2003; Ng, Tong, Sim, Teo, Loy, & Giesbrecht, 2017)。这种方法在操作上是让被试自由回忆近期经历的可以感恩的人、事、物，被试需要对事件的回忆尽量保证细节，且回忆完成后，可以选择将事件较详细的书写出来。通过沉浸体验与文字诱导，让被试对脑海中感恩的事件加以精加工，从而使被试获得自然状态下较为真实的状态感恩体验。该方法的有两个鲜明的优点：第一，不限定对象，可以让被试在自己熟悉的情境中产生感恩，从而避免了被试感恩情绪体验侧重点的个体差异(Simão & Seibt, 2014)；第二，回忆列举任务由于其操作简单，故而不会出现由于多种视听觉刺激的呈现而引入额外变量干扰的情况(梁宏宇等，2015a)。更为重要的是，回忆列举法诱发状态感恩的过程，实质是恩惠列举的过程。如前，恩惠列举是目前感恩干预领域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干预方法，利用恩惠列举的方式引发个体的状态感恩，对个体情绪健康的促进具有明显的效果(详见Watkins, 2014)。

从积极心理学重新掀起感恩的研究热潮至今，感恩的研究已走过二十多年。在这期间，研究者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感恩有何种功能。总结以往感恩的功能研究可以发现，以往关于感恩的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自利功能和利他功能。

感恩的自利功能主要指感恩对个人心理与生理健康的促进。感恩与幸福感的关系是研究者探讨最多的主题之一。研究表明，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具有较为稳定的(r = 0.41~0.68)相关关系(Watkins, 2014)。Wood，Joseph，Maltby (2008, 2009)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感恩对幸福感的预测在排除大五人格的影响后仍然能达到8% (主观幸福感)，2%至6% (心理幸福感)，均属于有效的递增效果。此外，在人际幸福感的研究中也发现，关系双方每日表达感恩有助于提升其关系满意度(Algoe et al., 2010)。感恩对心理健康作用不仅表现为促进因子，也表现为保护因子。研究表明，感恩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等消极心理具有拮抗作用(Liang et al., 2020；郑裕鸿，范方，喻承甫，罗廷琛，2011)。此外，感恩对个体的生理健康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Emmons等人(2003)的干预研究发现，感恩组的被试躯体症状较少，且睡眠质量更好。类似的，Wood等人(2009)发现，感恩强的个体其睡眠质量越高，其中的关键在于感恩能让个体获得更多的积极认知。

对于感恩的自利功能，Fredrickson (2004)所提出的感恩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Gratitude)能够很好的对其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感恩能够拓宽个体的思维——行动倾向。具体而言，感恩可以帮助个体构建包括情绪资源、认知资源等多重内部资源。因此，个体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精神福祉，而且在面对未知的挑战时也能较有准备的进行应对。更为重要的是，感恩对资源的拓展建构反过来还会促进感恩的提升，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递进的积极循环。所以这也是感恩对个体福祉的促进作用可持续的原因所在。

感恩的利他作用表现为感恩的个体总是表现出更多的适应性行为，比如亲社会行为倾向，更少的攻击行为，更多的关系维持行为等。Ma等人(2017)的元分析研究显示，感恩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相关为0.374，与共情、自豪与希望等亲社会情绪相比，感恩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最强。Dewall，Lambert，Pond，Kashdan，与Fincham (2012)利用横断、追踪、实验等方法发现，感恩强的个体，其攻击性往往较低。Kubacka，Finkenauer，Rusbult和Keijsers (2011)则探讨了感恩对关系维持行为的影响，该研究发现，一方做出维持关系的行为首先会激发另一方的感恩，然后另一方在感恩的影响下会做出同样的行为，从而循环往复，关系得以不断加强。

McCullough，Kilpatrick，Emmons与Larson等人(2001)年提出了经典的感恩道德情感理论(Moral Affect Theory of Gratitude)，他们认为感恩是一种道德情感，具有道德温度计、道德强化与道德动机三种功能。该理论对感恩的利他功能进行了较好的诠释。当感恩被真正激发后，施受双方的行为均会受到感恩的“道德”力量而开始变化。对于受惠者来说，感恩的体验会激发其做出亲社会行为，而行为的对象可以是施恩者，也可以是第三方。对施助者来说，感恩的接受会强化其做出更多助人的行为。所以，感恩不仅能改变受惠者的行为，也能够强化施助者的行为，体现了一种二元功能。

既然，感恩具有自利与利他的功能，那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感恩为何会具有这样的功能，感恩的自利与利他的功能之间有没有联系。

近来，McCullough，Kimeldorf与Cohen (2010)在道德情感理论的基础上，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重新分析了感恩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本质，认为感恩在功能上的本质是为了适应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即感恩是以推动互惠利他，甚至向上互惠(upstream reciprocity)而进化而来的一种积极情绪。

如果感恩的最终目的是利他，那么自利与利他的关系如何？对于此，Watkins (2014)提出了感恩的“认知焦点转换”功能，感恩能够让个体的思维行动倾向从自我为中心(self-focus)模式向他人为中心(other-focus)模式进行转换。Watkins (2014)借用Canevello与Crocker (2011)的理论来解释这两种模式，自我为中心等价于自我系统(egosystem)，而他人为中心则等价于全局系统(ecosystem)。按照Canevello与Crocker (2011)理论，当个体处于自我系统时，往往会陷入自我要求优先满足的思维窄域，而当个体处于全局系统时，会将他人的利益考虑在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自己的欲求，力求一种共赢。以此为基础，感恩的认知焦点转换功能具体指：感恩的激发会让个体更多的采用以他人为中心的一种全局型认知模式，借此感恩会拓展建构个体自身的资源，提高思维行动模式的范围，在自我欲求与他人需求中取得平衡，力图实现一种全局型共赢的结果。该观点对感恩的双重功能做出了解读，指出感恩的自利功能是包含了利他的目的。所以，感恩拓展构建个体的心理资源，并非是仅仅自利，而是以利他动机为前提，通过这种资源拓展建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让个体克服优先满足自己欲望的冲动，最终让个体获得更为自利与利他的福祉。

感恩的测量可以分为特质感恩的测量与状态感恩的测量。

特质感恩主要是量表测量，常见的量表主要包括感恩六项问卷(Gratitude Questionnaire-six items, GQ-6)，感恩、愤恨、感激测验(Gratitude Resentment and Appreciation Test, GRAT)等。

GQ-6是由McCullough等人(2002)编制。该问卷包括6个项目，如：“我的生活里实在有太多值得让我感激”，其中项目3和6为反向计分题，采用7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对项目3和6反向计分后，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的感恩倾向越强。GQ-6在一系列原始研究中的信效度指标良好，Cronbach’α为0.76~0.84，结构效度为CFI = 0.90~0.95，SRMR = 0.05~0.1 (Gray, Emmons, & Morrison, 2001; McCullough et al., 2002)。GQ-6目前为止已被翻译成至少12种语言，在全球广泛适用(Emmons, McCullough, & Tsang, 2003)。值得注意的是，该量表大陆内青少年中文版由李董平等人翻译并修订(Li, Zhang, Li, Li, & Ye, 2012)，其Cronbach’α为0.83。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的信效度很好(e.g., Li et al., 2012; 叶宝娟，杨强，胡竹菁，2013；喻承甫，张卫，曾毅茵，叶婷，李月明，王姝君，2011)。

GRAT是由Watkins，Woodward，Stone和Kolts (2003)编制，共44个题目，例如，“我对自己受过的教育心怀感激”等。该量表分为对社会感激，对简单事物感激与充实感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的方式。

另外，我国心理学研究者也自主设计并编制了特质感恩的量表，如何安明，刘华山和惠秋平(2012)编制的青少年特质感恩量表等，该量表共计23个项目，共六个维度，包含对社会恩惠的感知和体验，对社会恩惠的表达和回报，对自然恩惠的感知和体验，对自然恩惠的表达和回报，对他人恩惠的感知和体验以及对他人恩惠的表达和回报。采用5点计分的方式。

状态感恩的评价目前最主要，也是最广泛使用的是McCullough等人(2002)编制的感恩形容词核查量表(Gratitude Adjectives Scale, GAS)。该量表由grateful (感恩)，thankful (感谢)和appreciative (感激)三个形容词构成。被试在产生感恩情绪后，利用上述形容词来评价情绪的强弱程度。该量表原始的Cronbach’α为0.87。该量表在国内也表现出广泛的适用性(何安明，惠秋平，刘华山，2014；惠秋平，何安明，刘华山，2015；杨伟刚，2016)。

感恩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主题，尽管以往中外学者探讨了感恩的概念界定，引发与功能表现等，但诸如感恩概念的中国化，感恩引发与功能的对应关系，人际感恩的实验范式开发等等问题还有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和汉族青少年感恩心理的认知评估体系研究”(2019NDC100)资助。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感恩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研究”(2021LHBS03004)资助。内蒙古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青少年感恩心理的培养及其功能研究”(2019YJRC016)资助。

梁宏宇. 何为感恩：概念、引发、功能理论及其测量What Is Gratitude: Concept, Causation, Functional Theory and Its Measurement[J]. 心理学进展, 2022, 12(11): 3865-387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1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