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弥勒信仰作为一项重要的传播内容而传入中国。这在今新疆境内发现的公元2世纪的弥勒造像和石窟残卷等里可以体现。 [ 1 ] 而弥勒信仰在译出的佛教经典中的体现也是其进入中土的最初形态。东汉末年，小乘佛典翻译家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大乘方等要慧经》中提及弥勒的名号：“佛告弥勒，菩萨有八法具足。” [ 2 ] 之后的大乘译经家支娄迦谶也曾翻译过包含弥勒思想的经典，其中简要介绍了弥勒菩萨在兜率天的情况：“若复有菩萨从兜术天上来生是间，或从弥勒菩萨闻是深经中慧，今来生是间，持是功德，今逮得深般若波罗蜜。” [ 3 ] 此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所译出的所谓“弥勒六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佛说弥勒下生经》《佛说弥勒来时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经》《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佛说弥勒大成佛经》)中，弥勒信仰与兜率天思想有较完整的介绍，简言之如下：

弥勒出身于中印度上层婆罗门家庭，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 4 ] 释迦牟尼预言弥勒将来会往生兜率天。兜率天是欲界的第四天，是超越现世痛苦的彼岸，是极尽庄严华美的佛国净土。弥勒往生该处后，在其中宣讲佛法，普度众生。经过兜率天五十六亿年后，弥勒将下生阎浮提(即众生所居住的现实世界)，而彼时的现实世界会成为一片富足安乐、宁静祥和平等的盛世。 [ 5 ] 此即弥勒上生信仰，主要在正统佛教僧侣中流行。如对弥勒净土思想极力弘扬的道安法师以及道愿、昙戒等人，皆发愿上生兜率天。据《高僧传·道安传》云：“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据《高僧传·昙戒传》云：“(昙戒)后笃疾，常诵弥勒佛名不辍口。弟子智生侍疾，问何不愿生安养。戒曰：‘吾与和上等八人同愿生兜率，和尚及道愿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愿耳。’” [ 6 ]

与发愿通过努力上生兜率天净土的信仰倾向相比，盼望弥勒下生拯救现世，从而实现人间净土的信仰倾向构成了另一种弥勒信仰。据《佛说弥勒下生经》所云，弥勒下生阎浮提后，阎浮提仍不是佛国净土，众生仍不能摆脱苦与恶。因此弥勒在龙华菩提树下成佛，并且进行三次法会，向众生宣讲佛法，从而救度众生。 [ 7 ] 此即“龙华三会”的基本内容与弥勒下生信仰，这在当时的社会中下层更为流行。

此外，弥勒造像在这一时期亦十分流行，其数目可与释迦、观世音造像相比，且远甚于阿弥陀佛的造像。 [ 8 ]

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弥勒净土信仰很快风行社会，成为各阶层接受与传扬的思想。净土思想所揭示的彼岸世界，成为乱世中人们精神的避难所。对于苦难的现世的逃避，加剧了对于来世的追求，从而形成一股强烈的信仰主义的力量。而这种信仰主义的表现形式，彼时的弥勒上生信仰与弥勒下生信仰、兜率天净土与人间净土的分野，体现出该时期社会上层与中下层对流行的弥勒信仰的选择偏向，超越现世与拯救现世的分歧开始体现，由此构成在思想信仰方面，中国宗教史中正统宗教与民间宗教在相同思想资源下的不同发展思路。民间信仰发展史中贯彻始终的救世论的弥勒信仰形式在此初具雏形。

在弥勒信仰在中下层民众的发展过程中，其中的救世观念逐渐被民间接受和改造，并成为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中的旗帜口号与指导思想。在假托弥勒下生名义而发起的民间暴动发生之前，东晋时期已有出现伪托释迦显世的沙门造反事件。而于延昌四年(515年)发生的佛教异端大乘教暴动，则是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为口号(新佛指从兜率天宫下降的弥勒)，或是依据有关弥勒降生的疑伪经《弥勒成佛伏魔经》而由中国最早一支以佛教名义创成的民间教派 [ 9 ] 发起的一次暴动。该暴动由北魏法庆沙门组织，以杀人越多则佛果越大为宗旨，起事不久即遭镇压。 [ 10 ] 而此次反叛事件的失败，却预示着同类的借弥勒下生号召起义的事件的增加。如北魏正光五年(524年)发生的平阳山胡之乱。 [ 11 ] 反叛者皆以白色为外形标志，这与后世以弥勒为口号的多数起事相同。 [ 12 ] (这或与弥勒教和摩尼教在民间宗教中发生混合有关)

至隋大业六年(610年)的建国门之乱，其参与者也配以白色衣冠。但与此前提及的两次叛乱不同的是，此次叛乱是较明确地以弥勒出世为口号的民变：“……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 [ 13 ] 据《隋书》记载，此后的613年里又发生两件借称弥勒出世而发起的叛乱。 [ 14 ] 在这两起叛乱中，参与群众的数量数以万计，弥勒色彩更加浓重。至唐代，又有多起借助弥勒下生救世观念而在底层社会兴起的运动，如唐开元初年(713年)贝州人王怀古以“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为口号发起的动乱 [ 15 ] ；到了宋代庆历七年(1047年)，在这座城市里又一次发生以弥勒出世为口号的造反运动：“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 [ 16 ] 。

从北魏到唐末五代再到宋代，以弥勒信仰为基础、以弥勒降世为口号而发起的民众动乱，映射出对救主降临和现世救赎的强烈渴望，并因此催生出其人间代言人和系列社会运动。这一渴望根源于社会内部结构，并借助弥勒信仰的形态表现出来，成为社会中下层与社会上层及社会结构发生冲突，即民众阶层与士大夫阶层发生冲突的思想表现与行动指南。这一结构性冲突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形式的存续而持续存在，因此，弥勒信仰在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中始终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土壤与空间，它将民间对于救赎的渴望以超越的形式呈现出来，弥勒信仰因此成为民间信仰中救世论的重要部分，弥勒作为救世主而带来现世救赎的作用更为凸显。

同时，弥勒造像朝着更加世俗化的趋势发展。弥勒逐渐由端庄威严的巨大坐像，转变为“身矮而腹皤”、“形裁猥琐”的布袋僧形象。弥勒信仰的民间化与世俗化，是这一形象转变的根本原因。 [ 17 ]

除有记载的借助弥勒下生的名义发起的民众造反运动外，以弥勒信仰为宗旨而形成的结社组织也值得关注。这些组织或以异端宗教为形式而形成教派组织。它们承袭自南北朝隋唐的民间互助的邑社传统，至宋元则演变成具有一定组织纲领和统一性的香会。具有联络散漫人群的香会组织同具有极大吸引力、凝聚力和历史传统的弥勒下生信仰相结合，为造反运动持续不断地酝酿与发生提供土壤与武器。元代及以后的民众反政府运动中，白莲教的名声与影响最大。而元代白莲教的变异与明代白莲教派起义的弥勒救世观念，则是弥勒信仰与民众造反运动愈加紧密结合的体现。以下将以弥勒信仰与元及以后的白莲教的结合为例进行讨论。

元代白莲教运动在后期吸收了弥勒信仰并导致白莲教的转变。南宋时期，茅子元以弥陀净土信仰为基础，大量吸收天台宗的教义，创立名为白莲教的净业团社。作为民间教派，该时期的白莲教可以理解为世俗化的弥陀净土宗。至元代，白莲教的组织发展壮大，在下层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并发生多起叛乱。在1322年元朝颁布“禁白莲佛事”的条令 [ 18 ] 后，出现多起与弥勒信仰相关的白莲教起义事件，最著名的如韩山童自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的反元起义 [ 19 ] ，反映出此时的白莲教已逐渐吸收弥勒下生观念(或许还有摩尼教的元素)。这或与白莲教由上层宗教社团逐步分化出具有反政府倾向的秘密教团的趋势相关。此时的白莲教借用弥勒下生的救世观念，赋予反抗运动以神圣合法性，使被蒙元统治者禁止的秘密社团转化为反抗现政权的神圣组织。 [ 20 ] 美好而遥远的弥陀净土信仰与强烈的弥勒救世信仰结合起来，构成民间反政府运动的理论依据和基础，也自此使弥勒救世信仰与民间运动紧密结合，是民间信仰变得与民众运动和民间教派密不可分的典型表现。

明代的白莲教教派大多已不具备其固有传统并奉行其创教宗旨，而几乎信仰弥勒救世观念，这成为政府眼中异端邪教的代名词与民众反政府运动的号召。 [ 21 ] 明初，香会、红巾军、白莲教团多次揭竿起事，常以弥勒出世为号召。如发生于永乐十八年(1402年)的唐赛儿率众起于山东东部之事。明末，罗教与白莲教混合而成的大成教再次发起暴动，揭开农民起义的序幕。 [ 22 ]

此后的民间运动和弥勒信仰，联系愈加紧密，虽屡遭统治阶层禁断，但仍绵延不绝，造成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动荡。

在弥勒下生救世信仰在中国民间教派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出“三阳劫变”思想。从历史现有材料来看，该思想甫一出现，旋即成为民间教派信仰的主要观念，而各民间教派也以此为共通的思想体系，并由此建立起一套包括弥勒下生信仰在内的结构分明的教义思想体系。

在各民间教派流行中流行的“三阳劫变”说大同小异，其共通的部分主要在于，在人类历史的青阳劫时代、红阳劫时代、白阳劫时代三个阶段，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执掌。燃灯佛与释迦佛分别于该两劫下凡救世，各度化两亿人。最后一劫是世界最大灾难来临之时，弥勒佛将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救度九十二亿人。而弥勒佛是由无生老母派遣下凡以救度众生的。

北魏时期，三阳劫变思想的中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就已有所体现：大乘教暴动中法庆提出的口号“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新佛即指弥勒佛。这暗示了对历史的不同分期与不同佛对各自历史阶段的影响。唐代王怀古的口号“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与北宋王则的口号“释迦牟尼衰谢，弥勒佛当持世”中，释迦佛与弥勒佛处于时间中的现在与未来的相对位置。此即将历史分期与相应佛具体化。至少在唐末五代时期，定光佛即已成为民间的一位救世主。而至北宋时期，对于定光佛的信仰逐渐流行：据朱辨《曲洧旧闻》卷一记载：“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有一僧，虽狂佯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切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得定光佛出世始得。” [ 23 ] 定光佛即燃灯佛，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分别对应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过去、现在、未来及其相应三佛已齐全。而这与佛教本有的三世三千佛说和三劫说相契合。

青阳、红阳、白阳三劫之说则承自道教思想观念与佛教的交融。道教劫变观念受到佛教劫变观念的影响，并结合已有的青阳、红阳、白阳的思想资源 [ 24 ] ，形成“三佛应劫”救世思想体系。

如此已形成了由佛、道两教的思想资源而成的“三佛应劫”救世观念，它或可以像其它正统宗教部分内容的融合产物一样，成为流行于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理念，或成为民间结社的一个重要观念，或称为底层运动的一种信仰口号。但是该思想作为民间教派中一项可加以利用的资源，在其基础上发展出的“无生老母”这一关键的信仰核心，代表着中国民间教派迈入一个新发展阶段，而完成这一创造性工作的代表性民间教派罗教，则是中国民间信仰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明代中叶，罗梦鸿于北直隶密云卫创建罗教。罗教的经典“五部六册”集中体现了罗教的教义思想，其实际是融合或杂糅儒释道三教的一套新的宗教教义，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平民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阐明。而“无生老母”信仰的萌芽、诞生与发展的形态，在罗教经典中得到体现。罗梦鸿提出世界本源“真空”与极乐世界“家乡”的概念，以及至上神“无极圣祖”，即世界的造物主与宇宙的主宰者。而罗教四祖孙真空在其所撰的《真空扫心宝卷》中明确提出“无生老母”的概念。至七祖明空，无生老母的形象则丰富成为一位具有慈祥老婆婆的形象的创世与造人的女神。

融合“三佛应劫”救世观念与无生老母主神信仰，则形成民间教派中具有共通性共通的“三阳劫变”观念。明万历年间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对“三阳劫变”思想有较完整的表述。在明末清初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于明万历二十二年创立的弘阳教《混元弘阳叹世真经》、罗教八祖明空所撰《大藏了义卷》、晚明新兴民间教派黄天教《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于清初创立的八卦教《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中也有类似表述。

明中叶以来，诸多民间教派所持的“三阳劫变”思想，其中两大核心观念在于弥勒下生信仰与无生老母主神信仰。弥勒作为未来的救世主，降临现实世界而救度那些在过去与现在尚未得救的人，是受到创世神与至上神无生老母的派遣。在这一思想结构中，弥勒下生信仰的核心——救主降临与救赎信仰未变，而其来源与动机得到了完整的解释，即无生老母作为最高神的权能与意志。从弥勒下生救世信仰到三阳劫变与无生老母信仰，这是宗教学意义上的一次完整建构：弥勒从降临现世的救主变为主神意志下的次神，从自兜率天下降之佛变为执掌未来之佛；而弥勒信仰也从单纯的拯救论到救赎与创世结合的观念完善，从纯粹的救主信仰主义向完整的救赎与创世相结合的教理框架的逻辑演进，从政治口号向宗教义理的功能转变。

弥勒信仰在民间教派中的这一转变，侧面体现出民间信仰的系统化与体系化，完整且具有内在逻辑的教义体系开始在各民间教派中出现与发展，独属于民间宗教的宇宙观和创世说、历史观和拯救论最终形成。

自弥勒信仰于魏晋时期传入以来，从该信仰最初在社会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分化即初见端倪。相对于上层人士更倾向于实现自我超越并超越现世外寻求拯救的上生信仰而言，中下层民众更倾向有超自然存在实现现世拯救的下生信仰。因弥勒的救世主作用寄托着民众的现实心愿，故弥勒下生信仰成为流行于民间信仰的普遍观念。这实则是底层百姓面对现实压迫而聊以慰藉精神的幻想渴望。

弥勒救世信仰在民间的弘扬根源于民众强烈的受压迫、受剥削的背景与对理想世界的渴望。当该两者之间张力过大时，以该信仰为理念而发起的改造现实的民众运动便自然发生了。从东晋时期的大乘教暴动到元明时期白莲教派起义，各种“弥勒降世”的口号层出不穷、形态各异，但始终以弥勒下生救世为核心理念，激发参与者的斗志与凝聚力，提供运动的神圣合法性，为下层民众运动注入精神动力和提供思想指导，使民间运动得以持续不断；当两者之间张力不算太大时，以该信仰为理念而发起的诸多民间结社组织诞生。其成员共享一套信仰体系，结成一个互助团体或一个烧香集会，在团体中体验新生活。无论是激烈的反叛运动，还是温和的互助结社，这都是一种寻求信仰在现实中实现的努力。

“三佛应劫”救世结构与“三阳劫变”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弥勒下生信仰在民间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已从传统的以弥勒下生救世为口号发起的民众运动转变为以历史中的救主降临为核心而构筑起的宗教世界观：“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与“释迦牟尼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口号中，其思想由现在与未来结构构成，具有强烈的对革新运动的暗示和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体现出强烈的救世主义与救赎情结。这是弥勒信仰与民众运动结合日趋紧密的表现。而新的观念完善了该思想的时间维度，使之构成完整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间链条与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的救主降临次序，使弥勒下生信仰从信仰主义向教理体系的方向发展。加之无生老母的主神信仰，在初具救赎论与历史观、创世论与宇宙论形态的民间宗教中，弥勒成为其中的次神，而弥勒信仰成为其成形的教理结构的一部分。这实则是民间信仰的完备化与系统化的体现。

弥勒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史中的表现与发展变化，体现出弥勒信仰本身与中国民间教派的各自特点以及相互作用，同时也为观察中国民间教派的发展历程和变化提供一个侧面写照，值得继续总结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