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现实需求包含两个部分，一方面，将暴力或“软暴力”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纳入犯罪圈进行规制，其主要原因在于该种行为在根本上侵犯了公众的利益，破坏了社会秩序，社会层出不穷的非法催收非法债务的案件引起民众强烈不满，而设置该罪名则实现了刑法的任务，即通过惩罚犯罪以达到保护公众合法权益，达到平息民愤，稳定民心的理性效果，从而形成立法与民意的双向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在该罪被纳入刑法规制圈之前，使用暴力或“软暴力”进行催收债务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无论催收对象为合法或非法债务，达到犯罪标准的多以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进行论处，要么是该种行为得不到相应程度的规制，或罪责过轻或处罚过重，要么是对于此种行为定罪不统一，没有实现罚当其罪即罪责性相适应，而设立该罪名则完善了法律规制，填补了法律空白，使得司法实践能够统一，积极响应了社会呼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刑法也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刑法，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人民的社会生存需要获得现实与精神上的“镇定剂”，设置该罪名并非违背自由与人权的宪法宗旨，而是为公民发展自由与人权提供一个更为安全稳定的基础，并非是将刑法作为一个单纯的社会调控手段。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法律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我国当前的刑罚体系结构厉而不严，以至于类似非法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规制，而将其认定为具有行为类同性的重罪，这显然不合法理 ‎[ 3 ] 。为完善刑法结构进行新罪名的设立是符合立法原则，即依法、科学、民主的立法原则的，这其中科学立法是现今立法活动需主要关注的。将非法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纳入犯罪规制圈，尊重和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与发展客观规律，使刑法能够准确地适应改革发展稳定安全需要 ‎[ 4 ] 。同时也是由于出现了以上两方面的社会需求，刑事立法坚持问题导向原则，同时注意到该罪的性质，法律条文呈现上下联通与前后罪名能良好衔接，提高了刑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增强了刑法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再从私力救济的角度讲，非法催收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首先行为人不具备正当的请求权基础，其催收的对象是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其次该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到了社会公共利益和被催收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的是其不合法的利益，不具备私力救济启动的正当性，应当被纳入到刑法的规制圈中来。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该罪名的设置属于“过度的刑罚化”，但根据该条法律的规定，虽该罪保护的客体为较为抽象化的社会秩序，但为防止该罪形成口袋化式的无序扩张，构成该罪名的行为只能是法条上明确规定的三种行为方式，这体现了其并非是过度的积极预防性刑事立法，其努力地保持着刑法的谦抑性。同时，有学者从催收非法债务行为具有高侵害性、催收非法债务行为入刑有助于克服前置法的疲软，以及催收非法债务行为入刑是刑法结构现代化变革的必然趋势三个方面充分论证了对于催收非法债务行为刑法介入的合理性 ‎[ 5 ] 。

暴力或“软暴力”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现实情况中多采取尤其为“软暴力”类的侵犯被催收人的权益，但又未达到犯罪门槛的具有持续性的行为，被害人长期遭受此种持续性的侵害，却又得不到有效的公力救济，身心的双重侵扰使得被害人以及其家庭亲属痛苦不堪，有的则选择奋起反抗，进而引发严重的刑事犯罪，而有的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此解脱，但实则带来的是更为长久且深刻的影响，令亲属及社会甚为痛心，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在该罪名设置之前，刑法中并没有精准针对此类行为的罪名对其进行打击，存在立法上的空白，进行暴力或“软暴力”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人多以行为未达犯罪标准不会产生刑事责任而肆无忌惮地进行非法催收，“巧妙地”钻取了法律灰色规制的空子，但如若适用刑法进行规制又以重罚处轻罪违背了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面对这样的规制困境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刑法就应当顺应时代变化，积极地从压制型转变为预防型，既规制了既存犯罪行为又更好地防止后续有关犯罪的发生。当今的刑事立法正处于理性化的时代，设置该罪名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是立法变革的必然，也更好地构建了刑罚体系。综上，暴力或“软暴力”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有进行规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新罪之保护法益的证成需要正确处理先法性法益与刑法性法益的推导与被推导关系，对先法性法益需要从法益保护的真实性、必要性、价值性与规范性四个维度予以证成 ‎[ 12 ] 。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双重法益，即社会秩序和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社会秩序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价值，它包括结构秩序和行为秩序两个方面，刑法通过对行为秩序的控制来达到对结构的保护 ‎[ 13 ] 。即需行为严重侵犯社会秩序，且侵犯公民人身或财产利益，若只侵犯了公民个人法益而不具备扰乱社会秩序的危害性时则不构成该罪而以相应其他罪名论处。二者作为该罪保护的双重维度，司法者判断是否成立该罪名时应当以该罪所保护法益为指导，对法条中各构成要件进行合理合法的诠释，再结合相应规范诠释以确定是否适用该罪名，以此与前置法律进行有效衔接进而合理划定规制范围，防止了对该罪名的不当扩张司法适用，不致使立法根本目的落空，亦保障了公民对行为的预测可能性。如前所述，若只是将社会秩序作为该罪的保护法益，有适用口袋化倾向，那么就必须以一个具体的保护法益对其进行限制，以求司法适用者更加准确地把握该罪的适用，这在法理上也更具有合理性。从规范的角度考察，将该罪保护法益确定为双重法益更加准确地反映该罪的体系位置和构成要件，对该罪的构成要件准确认定有益。公民的财产权利不应作为该罪的保护法益，该罪规定的行为类型的对象与人身权利相关，与公民财产关系并无关系，且本罪属于情节犯，该罪明确规定要求达到情节严重即可能构成犯罪，并不要求实际的取得财物。公民的生活安宁并非该罪全部行为类型所侵犯的权利，将其作为该罪的保护法益并不能将所有的情况囊括到，所以亦不属于该罪的保护法益。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司法适用，应坚持公共秩序破坏和个人法益侵犯相统一，要求催收行为具有公然性和严重法益侵害性 ‎[ 14 ] 。笔者亦赞同该观点，在认定时应当多方考察综合判定。

有学者认为犯罪竞合根源于竞合型犯罪化的衍生效应，求诸于理论构建而处理犯罪竞合问题只是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回溯至立法层面减少或避免将刑法已经禁止的行为重复犯罪化才是最佳对策 ‎[ 15 ] 。但笔者认为就基于现有法条基础进行实质适用，处理罪名竞合关系效率较有成效。非法拘禁罪与催收非法债务罪二者笔者认为应当是想象竞合关系。所谓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首先在客观方面，在催收非法债务罪设立之前，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论处，同时，索取的债务不以是否受法律保护为条件。在催收非法债务罪设立之后，则以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方式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成立催收非法债务罪，而不成立索债型非法拘禁罪。这里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其程度应当是社会危害性相对于扣押拘禁型限制人身自由方式的社会危害性更小，否则同时成立非法拘禁罪和催收非法债务罪。其次，二者的保护法益不同，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为社会秩序，而非法拘禁罪的保护法益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尽管行为人在以暴力或者“软暴力”进行催收债务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侵犯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若未危害社会稳定秩序但达到犯罪标准则可按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进行规制。但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基于是否为高利放贷产生的合法本息存在不同的罪数情况，如果行为人采取非法拘禁方式催收基于高利放贷产生的合法本息，达到成立非法拘禁罪标准的，属于包括一罪，从一重罪论处 ‎[ 6 ] 。同样的，有学者提出要坚持围绕“通过非法手段催讨非法债务”场域进行不同情形的特殊考虑，对该催收非法债务罪进行实质解释适用 ‎[ 8 ] 。还有学者以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为基准，同时以36%的实际年利率作为区分非法债务为绝对违法债务与相对债务的基准，在不同场域下分别产生不同处理结果 ‎[ 16 ] 。

“两高两部”于2018年、2019年相继颁行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均成为《意见》)，均明确规定，为强索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采用“软暴力”手段，构成寻衅滋事罪。而最新修正案正是以设立新罪的方式对《意见》中关于“软暴力”催收非法债务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的规定予以明确否认和纠错 ‎[ 17 ] 。催收非法债务罪和寻衅滋事罪均规定于“扰乱社会秩序罪”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陈兴良教授在其文章中表示无事生非型寻衅滋事罪是主要的，而借故生非型寻衅滋事罪只是个别的，具有补充性，并且应当对入罪条件加以严格限制 ‎[ 18 ] 。还有学者认为寻讯滋事罪保护法益应当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 ‎[ 19 ] ，以上观点都有助于司法适用者将寻讯滋事罪与催收非法债务罪在适用上进行区分。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前，并未区分催收的是合法债务还是非法债务，司法实践都是将寻衅滋事与非法催收债务的行为同等定性的。寻衅滋事罪与催收非法债务罪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主观目的不同，催收非法债务罪以催收非法债务为目的，实施犯罪的主观意图明确，而寻衅滋事行为人实施犯罪没有明确的主观目的，行为人通常出于卖弄淫威、逗乐开心、争强逞能、寻求刺激等变态心理；其次是二者的入罪标准不同，二者虽均要求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寻衅滋事罪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是高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不能将未达寻衅滋事罪入罪标准的非法催收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这不符合罪责性相适应原则，这也是本次刑法修正案将催收非法债务罪这一轻罪入刑的原因之一。而对于非法催收合法债务，以致达到犯罪标准的行为，可以寻衅滋事罪及其他犯罪进行论处。二者的刑罚亦不同，寻衅滋事罪是重罪其有期刑罚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轻罪的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有期刑罚为三年以下，亦体现了刑法对二罪的不同打击力度。法条竞合的处理原则除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还包括重法优于轻法，寻衅滋事罪的刑罚重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刑罚。且催收非法债务罪在未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下，符合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构成要件时，仅成立催收非法债务罪。若达到成立寻衅滋事罪程度时，则构成寻衅滋事罪，不再以催收非法债务罪论处。因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寻衅滋事罪与催收非法债务罪二者属于法条竞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