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叶袁枚所著《子不语》中的《沙弥思老虎》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所写《十日谈》中的《菲利波与母鹅》，在内容、结构、思想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从袁枚的著作《袁枚日记》等材料中可以发现为数众多的异国元素，加之明清时期大量西方基督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交流，可以大胆推测《沙弥思老虎》故事极大可能源自《十日谈》，且是经过不断地流传、变异之后形成的更加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故事。这是中西异质文化碰撞交流、变异融合的结果。通过探究《沙弥思老虎》的源流问题，或可窥见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清时期的重要路径，有助于今日中国继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子不语》，《十日谈》，源流关系，中西交流

Yalin Li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 9^th, 2023; accepted: Jun. 5^th, 2023; published: Jun. 14^th, 2023

In the mid-Qing Dynasty, Yuan Mei’s The Little Monk Misses the Tiger in Zibuyu and Filippo and the Goose in Ten Days Talk written by Italian writer Boccaccio during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in terms of structure and thought. From Yuan Mei’s works Suiyuan Poems, Suiyuan Food List, Yuan Mei’s Diary and other materials found numerous exotic elements, coupled with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literat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is possible to boldly speculate that The Little Monk Misses the Tiger is derived from Ten Days Talk, and it is a story with more loc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med after continuous circulation and mutation.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llision, exchange, and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Keywords:Zibuyu, Ten Days Talk, Relationship between Origin and Curr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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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朝中期著名文学家袁枚所写的一部笔记小说《子不语》，专门记录鬼神怪异之事，其《续子不语》卷二有一则非常有趣的故事《沙弥思老虎》：

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三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一下山。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也，师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师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沙弥唯唯。晚间上山，师问：“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 [ 1 ]

这则小故事初读令人发笑，但却引人深思，禁锢人天生的本性是何等的可笑，人的天性是不可遏制的。值得关注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有一则与此高度相似的故事《菲利波与母鹅》。讲的是一个叫菲利波·巴尔杜奇的佛罗伦萨人，和妻子相亲相爱、互相体贴，但贤惠的妻子后来去世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两岁的亲身儿子。妻子的死让菲利波极度痛苦，从此他觉得失去伴侣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实在没有意思，便决定抛弃尘世，带上他的小儿子去修行侍奉天主。便带着儿子来到阿西拿伊奥山山上，靠布施、斋戒和祈祷度日。他对儿子非常留心，不提也不让儿子看见尘世，唯恐乱了他侍奉天主之心。父子俩在山上住了好多年，那孩子也从未离开过那间小房，除了他父亲，也没有见过任何人。时光荏苒。菲利波已是个老人，那孩子也十八岁了。

有一天，菲利波正要下山，那孩子问他到哪里去。他回答完了，他孩子就问他：“父亲，您年事已高，不便再受累了，何不把我带到佛罗伦萨，让我认识一下您的朋友和天主的信徒呢？我现在年轻力壮，比您耐得了苦累，以后您有什么需要，派我去佛罗伦萨，您留在这里休息不更好吗？”善良的老人想，现在这孩子已长大了，也习惯了侍奉天主，世俗的浮华恐怕也难以让他迷失本性了，于是便对自己说：“这孩子说得不错。”第二次下山，果然带了他同行。

在佛罗伦萨，那小伙子看到全城都是些宫殿、宅邸、教堂等等东西，因为他从未见过，不免十分惊奇，一个劲儿问他父亲那些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他父亲便给他解释，他听了十分高兴，便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就这样，儿子问，父亲答，一路走着。可事有凑巧，他们遇到一队依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姑娘，她们刚刚参加过婚礼回来。那小伙子一看见她们，就问父亲她们是什么。他父亲回答：“我的孩子，快低头眼睛看着地面，不要瞧着她们，她们不是好东西。”小伙子便问：“她们到底叫什么？”他父亲担心会引起小伙子的邪恶的肉欲，便没有告诉他她们的真正姓名，即女人，而是说：“她们叫母鹅。”小伙子平生哪里见过这样奇妙的东西！于是对他看到过的宫殿、牛呀、马呀、驴呀，都不再关心，而是脱口而出地说：“父亲，您让我带一只母鹅回去吧。” [ 2 ]

袁枚(1716~1798)是中国清朝中叶时期的文人，而薄伽丘(1313~1375)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代表，生活时代早于袁枚约四百年之久。这两则故事虽产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但有着相似的构思。首先，高度相似的故事内容和主题。两则故事都讲述了小孩从小在山上长大，不受世俗的影响，成年下山后对“女人”的喜爱，对其印象最为深刻，体现了作者反对束缚自然的人性，反对封建社会提倡的禁欲主义。其次，两则故事有诸多相似元素，见表1：

表1. 两则故事对比

如此高度相似的两则故事，难道是跨越时空的巧合吗？它们之间似乎有某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读后也发出疑问：“薄伽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袁枚是中国的乾隆年间的文人。这个故事是怎样传到中国来，怎样被袁枚听到的？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 3 ] 他进而论述说，可以肯定《沙弥思老虎》这个故事是外来的，是从西方传入的，这里面的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非中土所有，也不是袁子才这样摆不脱道学面具的才子所本有。因此，汪曾祺从思想层面出发，认为《菲利波与母鹅》和《沙弥思老虎》存在源流关系，前者是源，后者为流。

要弄清楚这两则故事的源流关系(或不存在任何联系)，首先需要探讨一下袁枚《子不语》中故事材料的来源问题。《子不语》全书有一千余则故事，所记的鬼神怪异之事最为常见，亦涉及官场人文、宗教人士、山川地理、两性关系、传统礼制等等，故事内容驳杂，来源丰富，或采自民间传说，或源于亲朋好友述闻，或直录公文邸抄，或出自袁枚本人的亲身经历 [ 4 ] 。其在《子不语·序言》中明确地说：“乃广釆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 [ 1 ] ，从中我们知道袁枚非常注重记录收集他人口述各种各类“骇耳之事”，《子不语》中相当部分的故事便是源于这样的搜集方式。一些故事中，袁枚直接点明故事叙述者身份，有“某言”“某云”“某某为余言”等等，例如卷四《鬼有三技过此鬼道乃穷》：“蔡魏公孝廉常言。” [ 1 ] 卷十二《绳拉云》：“刺史即蓝芷林亲家。芷林为余言。” [ 1 ] 此外，某些故事袁枚虽未明确说明来自他人口述，但从故事主人公或者叙述者的身份中可以推测出其故事来源于他人讲述，其中的故事叙述者大多是袁枚的亲朋好友。袁枚是官宦子弟，好友同窗当朝为官者众多，因此他有条件与可能性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的异事奇闻 [ 5 ] ，例如卷八《鬼闻鸡鸣则缩》：“门生司马骧，馆溧水林姓家。” [ 1 ] 卷十《凯明府》：“全椒令公音布，能诗倜傥，与余交好。” [ 1 ] 据统计，袁枚《子不语》中故事材料源自他人口述有一百八十余则，占据全书约五分之一的篇幅。除他人口述，《子不语》故事还采自于历史趣闻或民间传说、作者亲身经历见闻等。另外的小部分故事，如同志怪小说神秘鬼魅的风格，具体来源无据可查、扑朔迷离，例如这则《沙弥思老虎》便是属于此类“来历不明”的故事。据有关论文考证，《子不语》中有些被袁枚明确标明具体来源的故事，但核对原始材料发现它们都存在出入，或字句发生变化，或材料直接来源发生错误，连这些已经被注明了直接来源的故事材料都存在问题，更别说其中没有注明来源的其他故事 [ 4 ] 。因此，根据袁枚编撰《子不语》的本意以及其故事材料来源问题的考证，大致可以推测未被注明来源的《沙弥思老虎》非袁枚自创，而是源于其他地方。

《沙弥思老虎》既然极大可能是源自他处，有没有可能如汪曾祺推测的那样是“从西方传入的”？袁枚众多脍炙人口的著作中确实存在诸多西方元素。就在《子不语》中，其数量亦不少。《子不语》卷二十一《黑霜》，讲述了雍正年间诚毅伯伍公奉使“鄂勒素”地区，听说有海在其北界，想前往看看，于是“鄂勒素”人“派西洋人二十名，持罗盘火器，一重毡裹车，从者皆乘橐驼，随往北行。” [ 1 ] 此“鄂勒素”应当是俄罗斯地区，在北界的海为北冰洋。卷二十一《狮子击蛇》：“戈侍御涛云其太翁名锦，为某县令，适西洋贡狮子，经过其邑。” [ 1 ] 记录西洋人进贡的狮子击杀大蛇的故事。卷二十三《铜人演西厢》：“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贡铜伶十八人，能演《西厢》一部。……西洋人巧一至于此。” [ 1 ] 记载1764年，西洋人向朝廷进贡铜制机械人能演《西厢》的故事，类似于今天的八音盒之类的机械装置。续卷一《万年松》：“广东香山县凤凰山有万年松数株，西洋人架梯取之，其松忽上忽下，随梯转移。洋人怒，用鸟枪击之，连发数十枪，卒不能得。” [ 1 ] 续卷五《程嘉荫》：“与俗传武侯木牛式及壬遁诸书、西洋木牛法皆异。” [ 1 ] 续卷九《谷佛》：“此物传闻湖州某尚书家，系明时利西公从西洋墨瓦腊泥迦州带来者，遂入中国。” [ 1 ] “利西公”应为明朝时期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诸如此类，其中与异国异域相关的故事还有许多。

袁枚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外国元素的体现。《随园食单》是袁枚的食谱专著，其中亦可见异国饮食。“点心单”载《杨中丞西洋饼》：“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铜夹剪一把，头上作饼形，如蝶大，上下两面，铜合缝处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铜夹，擦稠水，一糊一夹一烘，颂刻成饼。白如雪，明如绵纸，微加冰糖、松仁屑子。” [ 6 ] 此处说的西洋饼类似于现在的Wafer，常译作威化饼。同样是“点心单”的《雪蒸糕法》，提到了“水中酌加上洋糖则更有味”。《随园诗话》是袁枚论诗的主要著作，其中也有相关论述：“古刺水余家藏颇多，亦不甚贵重。其罐则外铁而内金。此西洋贡物，即花露水之流，尚有古刺油，亦与丁香薄荷油等。其水并非一色，有可饮者，有可浴者，且有真假之分。大约贡自西洋者为真，永乐朝命天主堂仿造者为假。(见诗话，卷七第五九条)” [ 7 ] 这里的“古刺水”大约就是西方的“古龙水”，可见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花露水”之类的词语。

手抄本《袁枚日记》是2006年由袁枚研究专家王英志先生发现、整理、校对的，总计三万五千余字，分甲寅和乙卯两部分，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十年(1795)间袁枚的生活琐事。《袁枚日记》丰富多彩，生动真切，体现了其晚年的起居饮食、交游交往等日常生活状态与心态，也反映了乾隆盛世后期社会生活和习俗。其中多条提到了与西洋相关的事情。例如，乙卯年往如皋笔记(乙卯年为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四月十五”记：“乙卯闰五月初旬，荷兰国贡使航海至浙。吉抚军循例予宴，遣官陪游西湖至岳坟。” [ 8 ] “五月十一”记：“马亮、黄钰送诗来，徐云路、黄燮鼎、金学莲来，鳌□□、汪廷昉、蒋梗同来，即赴梅厂之宴，菜不如前，以三桌人多之故也。……素香请去说荐出洋人，钱景开送杂书来。” [ 9 ] 可见袁枚与洋人的交往。此外，袁枚重修随园时，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建议他采取西方建筑式样，博才中国历代园林设计精华，在园中复制了西湖、断桥、苏堤和南北峰。以上种种证据表明，袁枚与西方文化有相当程度的接触交流。与袁枚同时代的纪晓岚(1724~1805)《阅微草堂笔记》中亦有西方元素，如《美人轴》提及西洋画，并指出西洋画“视之若低昂”的特点，可知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交流。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十六世纪之后，数量众多的西方传教士陆续开始了他们的中国之行，《明史》载：“自利玛窦入中国后，其徒者益众。”据统计，截止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大约有五百名传教士先后来华传教。里维尔《中国宗教》称：“耶稣会士已遍布中国各省，在利玛窦死时，传教事业是如此蔚然可观，中华帝国内已经有三百个基督教传教会。”

其中许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取得了合法身份和地位，他们或在朝廷供职，制作仪器、掌管历法；或充当画师、御医、表匠等工作，比较著名的当属利玛窦、毕方济、邓玉涵、龙华民、艾儒略等人。例如乾隆九年(1744年)戴进贤等上奏朝廷：“本年六月内，西洋船上来有修士，特来效力，蒋友仁、吴直方通晓天文，艾启蒙能画，那永福能知律吕，以上四人现在澳门，应否进京，臣等不敢擅便，理合请旨，以便遵行。如蒙皇上恩允，求照例交于广东督抚，令人伴送进京，为此具折奏闻。” [ 10 ] 来华传教士学识渊博，身怀某项技艺专长，身负传教的使命，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比较了解，因此与中国传统官员、文人墨客等交往甚密。一方面，传教士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如铜版画、珐琅、瓷器、玻璃、建筑等技艺以及天文历法，这方面学界论述诸多。另一方面，中国文人与传教士沟通交流中国传统文化，文人多有赠送诗文予传教士便是最好的见证。陈垣先生1980年曾说过：“天主教入中国百年，诗人即有以入诗者。”早在明末，便有文人赠送利玛窦、毕方济、艾儒略等人的诗，清初有文人赠汤若望、南怀仁、鲁日满、刘松龄等人诗。例如福建地区有以曹学佺为代表的闽中诗社，曾经同艾儒略有过交往的诗社成员，都留下过诗记录其与艾儒略的深厚友情，汇编成诗集《闽中诸公赠诗》并且流传下来。《闽中诸公赠诗》又名《熙朝崇正集》，主要内容有对基督教教义的诠释与宣扬、对传教士个人的赞誉和崇敬、对基督教与儒学的认同、传教士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等。如今的手抄本是海内外唯一的传本，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思想碰撞的产物，是见证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诗篇 [ 11 ] 。

明清文人在与外国传教士密切地交往中，会相互影响、相互传播各自的文化。在此过程中，知识渊博的传教士极大可能会谈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若提及薄伽丘，那么欧洲文学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十日谈》必然会成为他们交流的内容。《十日谈》从普遍的人性观念出发，反对神秘主义、宗教蒙昧主义以及禁欲主义，大胆揭露天主教会和教士的欺骗与腐败，以及各种有悖情理的愚蠢行为和固化理念。同时，热情洋溢赞美爱情、歌颂人的聪明才智和美好品德、宣扬幸福在人间的积极思想，或许令一些中国具有人文思想的文人士大夫憧憬向往。明清之际，李贽的“存天理，灭人欲”，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否定孔孟学说，反对传统道德和传统观念，追求个性解放，这些先进的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是极为相似的，或许它们也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亦未可知。

《十日谈》中《菲利波与母鹅》的故事或许就是来华传教士给中国的文人讲述，然后再经过文人间的流传，在此过程中故事内容化繁为简，删减不必要的细节和内容，最后精简变异成为袁枚《子不语》里面的《沙弥思老虎》。从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环境来看，《十日谈》中的故事有流传到袁枚这里的可能性。从文本内部研究来看，两则故事的内容和思想上文已经简单对照，其为源流关系大致也可以判定。《菲利波与母鹅》在流传中产生了变异，最终形成的《沙弥思老虎》具有了中国本土的特色。其一，把同为宗教的故事背景，由基督教变为了深入中国人心、随处可见的佛教；其二，把同为女人形象的动物，从母鹅换成了老虎。第二点是非常有意思的，特别是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值得深入深究，都把女人比喻成动物，以此来反对封建专制的侵害。鹅(goose)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下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为何要把漂亮的女人比喻成鹅？同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1564~1616)作品中鹅多半指蠢笨，或容易受骗的人，源于鹅的蠢笨步态。而《沙弥思老虎》中把危险的女人比喻为老虎，更加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审美传统。自古以来，便有“苛政猛于虎”“虎视眈眈”“狼吞虎咽”“骑虎难下”“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等关于老虎的贬义成语俗语。两个故事深层次的流传变异、文化异同有待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结合两则故事的内容、结构、思想，袁枚作品中体现的异国元素，以及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等情况，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袁枚《子不语》中《沙弥思老虎》源自薄伽丘《十日谈》中《菲利波与母鹅》的可能性极大。最后要说明的是，以上一切都只是推测，《沙弥思老虎》究竟源于何方，还需有实证性的材料加强佐证。此外，通过探究《沙弥思老虎》的源流问题，或可窥见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清时期的重要路径，有助于今日中国继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李亚林. 西学东渐视域下袁枚《沙弥思老虎》研究A Study of Yuan Mei’s The Little Monk Misses the Tig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J].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03): 206-211.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