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看管人》聚焦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剧中戴维斯、阿斯顿和米克是社会底层人物和特殊群体的缩影，他们面对新的环境无所适从，导致精神异常。本文运用精神病理学的方法分析剧作中人物荒诞的语言和行为，在关照与注目中把精神疾病与对社会的表征联系起来，呼吁读者深入了解底层生活和真实诉求，是品特对当下人类困境的深沉悲悯，展现其勇于背负正义的责任担当，体现戏剧浓郁的人文主义关怀色彩。

品特，《看管人》，精神疾病，人文关怀

Binyue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May 6^th, 2023; accepted: Jun. 9^th, 2023; published: Jun. 19^th, 2023

British playwright Harold Pinter’s The Caretaker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of British societ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is play, Davis, Aston and Mick are epitomized by the underclass and special groups of society who are lost facing the new environment, which generates mental abnormalitie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psychiatry principles, not only analyzing the absurd language and behavior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play, but also linking mental illness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ety in the observation and attention. In general, it outlines Pinter’s concern for life of the marginalized and real demands of the underclass. It is Pinter’s deep compassion for the current human plight that shows his courage to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of justice and reflects the rich humanist care of the play.

Keywords:Harold Pinter, The Caretaker, Mental Illness, Humanistic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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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 1930~2008)是20世纪英国剧作家、导演和演员。2005年，他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创作了大量戏剧，如《房间》(“The Room”, 1957)、《生日聚会》(“The Birthday Party”, 1958)、《轻微的疼痛》(“A Slight Ache”, 1958)、《归家》(“The Homecoming”, 1965)、和《归于尘土》(“Ashes to Ashes”, 1996)等。《看管人》是品特的第二个多幕剧。正是由于这个剧作的成功，确立了品特在第二次大战后英国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也因此被当时的评论界称为是一位“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剧作家。《看管人》曾在伦敦连续上演了四百多场，并于1960年获得“晚会标准戏剧奖”的最佳剧本。在《看管人》中，阿斯顿(Aston)和米克(Mick)是两兄弟。阿斯顿将无家可归的老人戴维斯(Davis)带回了家，让戴维斯当房子的看管人。米克回家时误以为阿斯顿是贼，在两人争吵中表明自己才是房子的主人，可以让戴维斯当自己的看管人。后来戴维斯在聊天中得知阿斯顿的疾病经历，于是在米克面前抱怨阿斯顿，讨好米克，企图离间两兄弟关系，坐收渔翁之利，将房间据为己有。最终米克和阿斯顿联合起来一起将戴维斯赶出了家门，戴维斯落得无家可归的下场。

品特作品中的疾病现象十分丰富，如《房间》中黑人赖利失明，房东基德失聪；《生日晚会》中斯坦利的失语、失明；《山地语言》中老妇人的失语；《微痛》中爱德华的眼痛等。王燕将品特戏剧中的疾病分为三类：“眼部疾患、表述障碍和休克猝死” [ 1 ] ，并分析疾病在剧作中的意义、功能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刘明录把感官疾病分为“失明、失聪、失语”三类，认为“《房间》中的疾病意象隐喻着少数族裔的苦难生活” [ 2 ] 。此外，刘明录还对《房间》中精神疾病书写进行分析，通过影响统治阶层和社会各界，“以改变英国种族偏见的政治意识” [ 3 ] 。刘彬彬也认为剧作中的疾病受社会文化影响，“是隐型文化的产物” [ 4 ] 。杨丹则从存在主义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大量疾病书写是人物情感的隐喻，各种疾病映射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极度压抑，以及人物内心的不安、惊恐与危机感。” [ 5 ] 学者们在品特戏剧中对疾病的探索展示了疾病书写的审美功能，帮助读者全面了解品特戏剧的重要意义。然而上述研究往往停留在对疾病表征的描述，而对于疾病症状的识别和发生机制，尤其是背后隐藏的社会现实和对作者的人文关怀研究稍显不足。本文以《看管人》中的精神疾病书写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精神病理学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对特殊群体的观照和对底层叙事的注目，探究品特的人文关怀。

该剧中，似乎每一个人都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三人都有精神上的异常：具体表现为精神分裂症、强迫症和焦虑症。一般来说，在意识清晰状态下出现持续的评论性、争论性或命令性幻听常指向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 6 ] 。在剧作中，阿斯顿的症状典型特征就是幻觉妄想及言语和行为的紊乱，表现为他能够清晰感知身边的一切，总是站在一个地方自言自语。通常，阿斯顿讲话总是会被别人忽视，即使是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他渴望受到关注，所以在他的想象世界里有人重视他、倾听他的想法。后来有人开始散播谣言，认为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于是他被强制送进了医院，被大夫断定精神有问题。阿斯顿在将进行大脑手术时反抗，治疗过程中戴维斯尝试反抗“把其中一个放倒在地，勒住了另外一个的喉咙” [ 7 ] ，可最终还是被强制进行电抽搐治疗。通常来说，精神疾病患者不认为自己与常人有异，在剧中，阿斯顿始终认为自己被误诊，但通过“很有声望的大夫” [ 7 ] 的诊断和“电抽搐治疗”可见他实际是患病而不自知。同样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还有戴维斯，但与阿斯顿不同，他罹患思维障碍，言语似乎有逻辑性，但是不知走向哪里，或者无法回忆起，他记不清自己的名字究竟是戴维斯还是詹金斯，不能记起和老婆结婚的时间、阿斯顿给过他钱，对于锡德卡普拿他文件的地点更是表达地磕磕碰碰、模糊不清。在品特笔下，饱受精神疾病折磨者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精神分裂症，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也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在作品中具体表现在米克和戴维斯的行为中。米克每周都要把房间清理一遍，这是是一种以反复出现的强迫观念、强迫冲动或强迫行为，这种行为是重复的、被他抵制的、令他痛苦的。“强迫症患者主要通过‘隔离’来防御。他分离出冲突性躁动的背景，给它一些表面上与内容没有联系的象征和表达方式。” [ 8 ] 米克便是通过对房间一遍一遍的打扫——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也无法用任何谨慎或吝啬的感情自我辩解的行为，来缓解自身的焦虑。“强迫清洁者最后会筋疲力尽，因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清洁，永无终止。” [ 9 ] 他希望通过这种强迫洗涤行为来确认自己还拥有这间房子，提供安全感，缓解焦虑。身为剧中唯一有工作和房间的人，米克的生活其实并不如想象中轻松。再看戴维斯的表现，他多次提出去锡德卡普取身份证明，但从来没有付诸实践。对话中阿斯顿给了他棕色的鞋带和黑色的鞋子。不同颜色的鞋子鞋带令他感到不适，言语中催促对方帮他找到一双称心的鞋子。其实鞋和鞋带的颜色不一致并不影响走路，但他的强迫行为导致他不曾行动。

米克对房间的占有不仅体现在强迫清洁行为，还有坐在房间内依次观察房间内的每件东西，仰头看天花板，盯着水桶，之后静静地坐着，面无表情，目视前方。这些行为是焦虑症状的体现，在精神上则表现为过度担心。“心理发展是通过焦虑转变成个人历史的，是焦虑通过结合了过去和现在而建立起它们的关系并赋予它们相同的含义。” [ 8 ] 与其经历结合，读者不难想到他对房间的焦虑其实对自我空间的占有，以此行为来确定房间的所属。同时也是对家破人亡、战争重新出现的担心和焦虑。另外，戴维斯的行为也十分怪异。他被带进房间后无缘无故大声喊叫，黑暗中他尝试点燃火柴，但火柴盒被他不小心踢走，他又怀疑有人踢他的火柴盒，准备与此人决一死战，大叫着想把对方吓跑。他的恐惧或回避对象局限于特定的物体、场景或活动，这是特殊恐惧障碍(Specific Phobia)的表现。

被社会排斥的阿斯顿、焦虑从业者米克和流浪汉戴维斯都患有精神疾病，虽然他们躯体并未受到损害，但异常的精神状态使他们的语言和行为难以理解，甚至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曾遭受脑部治疗的阿斯顿和无家可归的老人戴维斯属于包括精神病患和老年人在内的特殊群体，基层从业者米克和没有工作四处漂泊的戴维斯则是底层人民的代言人，品特通过刻画遭受不平等对待的弱势群体和底层群体水深火热的生活，表现对他们身处现实生活的忧虑和对社会对其不公的有力控诉。

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指的是受特定条件的限制，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或从属地位，不能够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权力，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从属或者说不利地位的集合体，主要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贫困者。《看管人》中戴维斯在遇见阿斯顿之前在咖啡馆工作，他抱怨工作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那个鬼地方，干到半夜才有十分钟的喝茶休息时间，可我连个座位也找不到，一个座位也没有！……他们一直让我在那儿干活……让我连个座位也找不着，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 7 ] 工作时间超长、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和位置，然而现实更加残酷，品特以此揭露了英国底层人民的生存现状。他们不仅物质上得不到保障，精神上也未能受到平等对待。

医生对阿斯顿说“你长了……这个东西，那就是你的毛病。……做了就可出去，和其他人一样生活。” [ 7 ] 从一开始精神病患者就受到歧视、遭受偏见。在实证医学到来之前，人们一直把疯子看作“被附身的人”，“建立在一个不准确的偏见之上：即被定义为被附身的人们都是精神疾病患者” [ 8 ] 。与一般人相比，精神障碍患者陷于无家可归或被不正当监禁的情况要常见得多，十七世纪欧洲的人们创建大型拘留所，收容疯子和很多不同的人，精神病患者被收容不是为了治疗，而是因为自己无法或不应该再属于社会一部分，精神病患渴望平等、渴望自主权力。“使阿斯顿从众的过程意味着社会条件等同于政治压迫。” [ 10 ] 从众的过程也是个人独特性丧失的过程，“阿斯顿生活在远离正常心理境界的某个地方。他无法沟通，无法在个人和社会层面建立关系。进一步暴露出无论他是什么，他都是制度和社会的产物。” [ 11 ] 后来他虽然可以与他人一样生活，却失去了清晰的视觉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泯然众人。

精神病患者因为患病不能正常工作、学习，行使自己的社会功能，也可能由于社会歧视而丧失工作和学习机会。精神疾病属于慢性疾病，导致病人残疾、自杀、过早死亡的比率很高，他们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与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失业者、女性一样，容易被边缘化。而且精神疾病的治疗耗费的时间和财力常常使个人和家庭陷入贫穷，历史遗留的排斥和压迫更是加剧了其边缘化和脆弱性。品特参照特殊群体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生存现状，为他们争取应有的生存空间，不合理、不公正的对待，是整个社会的体制缺陷和社会历史的无情变迁造成的。

除特殊群体外，品特还注目底层自身生活处境和精神追求。1930年哈罗德·品特出生于英国伦敦东区哈克尼一个犹太人的家庭，父亲杰克·品特是个吃苦耐劳的裁缝，母亲弗朗西斯·品特则是以为性格开朗的家庭主妇。1953年品特在唐纳德·乌尔菲特莎士比亚剧团等演出公司做演员，演出之外，为了维持生活，年轻的品特还做过看门人、干过洗碗工、推销员、俱乐部服务生、街头小贩、铲雪工等活计。品特有过与《看管人》中戴维斯相似的经历，遭遇不平等不公正的凌辱他自身对身份的焦虑意识和对自我尊严的维护意识会更加强烈。

《看管人》中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戴维斯与阿斯顿在咖啡馆相遇，成为阿斯顿的看门人，他本可以安稳工作，但他在两兄弟之间挑拨离间，有学者认为是他太过贪心才落得无家可归的下场，可他不过是想结束自己的流浪生活，这样的愿望对他来说竟也是如此奢侈。戏剧选取的主角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他们没有光鲜的外表，没有体面的工作，甚至不能像普通一样解决温饱问题。这种设置向读者展示了人物地位的底下，对这些职业人们的塑造，是对底层人民生存处境和具体现实环境的关心。社会中的人有善有恶，有咖啡馆侍者仗着自己年轻欺负年老者，不让他休息，甚至把自己的工作强加给他；但是也有善良的伙计们惺惺相惜：戴维斯的“牧羊人林地”的伙计，负责打扫最好的厕所，每当戴维斯在附近流浪，就不缺肥皂用；他认识阿克顿的一位靴匠，他对翻毛皮革的认识正是来自他的好伙计。“肥皂”和“翻毛皮革”这两种“奢侈品”是他们平凡生活中的希望，他们虽然身处困境，却不放弃理想，向往美好生活。

“戴维斯的包被抢走，并被两兄弟来回传递，而老人疯狂地试图取回。袋子不仅仅是个人的‘所有物’，而是代表了一个人作为个体的自主、身份和权力” [ 12 ] 。工作中的不平等现象常常发生。正如戴维斯控诉咖啡店侍者“我们地位平等。他又不是我的老板。他的地位一点儿不比我高。……听着，我对他说，我有自己的权利。我也许是个流浪汉，可我的权利不比谁少。我说，咱们应该公平一点儿。” [ 7 ] 但是最后，戴维斯还是被解雇了，即使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分内工作。由此可见，在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底层人群不仅被上层阶级蔑视，自身内部斗争也从未停歇。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导致戴维斯悲剧的重要原因。领取社会物质福利属于其自身权力，戴维斯为了获得修道院分发的鞋子三天未曾进食，到了地方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不过是要双鞋子，你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对待我，我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到这儿……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一条狗？连狗都不如。” [ 7 ] 本应属于他的福利被修道院私吞，甚至投诉无门。

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他饱受欺凌，戴维斯毫无疑问是底层人物的缩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渴望稳定——结束流浪，拥有温暖、安全的房间。品特对底层人物就不单单是怜悯、同情，更是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他不仅从知识精英的角度为底层人物鸣不平，而且以平民化的视角为底层人物世俗的生命欲求而申诉。

荒诞派戏剧《看管人》汇聚了品特对精神病患、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和流浪汉、看管人等底层人物的叙述，看似荒诞，实则将物质和精神相统一，品特通过对特殊群体和底层人群的叙述，呼吁读者尊重关心弱势群体，展现品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

张濒月. 人文关怀视角下《看管人》中的精神疾病书写A Study on Mental Illness Writing in The Caretak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Care[J].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03): 221-225.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3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