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保护是为了保留历史遗迹，更是为了传承文化，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促进城市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古城的保护需要综合考虑文化、历史、生态等因素。目前国内对古城旅游保护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从居民角度，邵甬等通过研究平遥古城指出，“以居民为核心”的保护方法对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1] 。姚轶峰等进一步以“居民”为核心，对平遥古城范家街的整体性保护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具有重要意义 [2] 。陈稳亮等基于米脂窑洞古城研究，从居民居住、休闲、情感、就业、参与五个需求方面提出了米脂古城保护与利用策略研究 [3] 。

从文化遗产角度，唐婷婷等以丽江古城为例，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文化遗产保护 [4] 。苏卉强调以利用促保护，通过采取创造性的方式来促进遗产蕴含的价值及文化特色发挥出来 [5] 。李万立以凤凰古城为研究案例地，提出政府做好市场监管者，通过合理有效的手段避免古城文化遗产“公地悲剧”的发生 [6] 。张应梅以大研古城为例，通过对政府职能与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分析研究，提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加强政府的管理、开发、监管和引导 [7] 。李渌等通过织金古城进一步发现，让遗产真正“活”起来，就必须动员和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通过展示利用、文化创意等多种形式参与古城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8] 。

从数字化角度，王维等探索了在古城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深入应用CIM平台，为苏州古城建立全方位数字化画像，辅助古城保护与更新过程中相关规划和项目的决策 [9] 。杨滔等通过搭建苏州古城数字孪生系统，探索了场景和技术双轮驱动的数字孪生古城建设模式，解决了苏州古城保护与更新过程中的矛盾，实现了古城的整体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10] 。

然而，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古城旅游保护过程中出现边缘化现象。例如，聂慧君等以秀容古城为例，指出我国大批古城未被列入国家级或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处于非均衡、非同步发展的城市结构，导致这些古城处于日益边缘化的状态 [11] ；卓想等人分析指出部分古城的发展过于注重核心发展部分，存在大量古城核心区保护与古城边缘区发展脱节的现象 [12] 。针对此现象，有学者提出，通过提炼城市文化特色、整合空间格局、政府与社区协同介入 [11] 、打造特色品牌以及重塑人文景观 [12] 等发展策略，为古城旅游保护保护与更新拓展新思路。

综上所述，目前古城旅游保护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居民为核心的保护策略、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在古城旅游保护中的应用三个方面。其中，数字化技术应用为古城旅游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数字化基础设施滞后、数字化服务质量有待提升、数据安全风险加大和数据管理不规范等。未来应进一步强化数字化技术在古城旅游应用方面的研究，让高端技术带动古城旅游的智慧化、高效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旅游规划作为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一类专项规划，是对特定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整体部署空间规划，旨在通过调控和引导空间资源优化配置、集约利用，实现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目前，古城旅游规划研究主要包括利益相关者、道路规划、保护与修复三个方面。

在利益相关者方面，彭建东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为例，提出规划是实现利益主体之间的均衡博弈和利益关系的协调，有赖于对治理理念的把握和运用 [13] 。吴志才等通过研究分析潮州古城，提出了在旅游规划决策中要加强边缘利益相关者中心性，使利益相关者网络实现良好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 [14] 。郑国等根据对聊城古城的研究，发现规划实施中核心利益相关者角色失衡和一些重要利益相关者未被充分重视是导致该规划实施出现严重问题的症结所在 [15] 。

在道路规划方面，李晨晨等在对平遥古城既有规划的编制内容及操作实施管理层面对街道风貌变迁的应对梳理的基础上，建议加强执行力度及完善规划 [16] 。邹利林等对泉州古城提出了完善道路网络框架以提升交通用地的通达能力、改善混乱的街巷体系以满足旅游开发需求 [17] 。

在保护与修复方面，刘军民从空间规划的视角对凤翔古城保护与县城发展的协同进行了研究，以实现凤翔古城保护与县城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的和谐共生 [18] 。郭娟根据晋阳古城现状分析，提出在古城遗址的保护规划时必须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保护古代遗址的同时，也要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使二者能够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19] 。韩卫成等以孝义古城为例，研究提出了“整体保护”和“功能复兴”并重的保护规划路径，留住文化的根脉 [20] 。同时，还应从城市的特质出发，结合城市现代化发展需要，通过规划手段延续其城市生活职能 [21] 。此外，张薇等通过对榆林古城的研究，进一步提出古城规划需要结合整体格局修复、古城空间网络与风貌修补来阐述规划建设 [22] 。

综上所述，古城旅游规划研究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道路规划以及保护与修复三个方面。但做好旅游规划，还需要进一步注重参与者利益分配以及政府主导、政策创新等方面的研究，为古城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古城旅游发展初期，以自然风光、人文遗迹为依托，满足游客最基础的观光需求，商业模式也较为单一。但随着现代旅游行业的消费升级，古城旅游逐渐由单一观光向“吃住行游购娱”的复合业态发展，聚焦于游客全方位消费需求，由此对古城旅游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此，学者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何一民等以岷江上游历史城市为例，提出了以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为核心塑造岷江上游历史城镇旅游品牌 [23] ；余浩然等以南京、寿县、福泉古城墙为例，分析了古城墙在新的文化生态基础上的存在价值，进而探讨了其发展和利用 [24] ；郭娟通过分析晋阳古城现状，建议开发出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高品质、经济实惠和极富地域文化特色的纪念品，能使游客通过消费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 [19] ；毕丽芳通过分析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提出对民族地区打造适应市场需求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体系对古城的开发有一定积极的作用 [25] ；白彦等通过分析枣庄市，提出打造历史文化主题品牌和现代化严格的管控，可以实现对地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26]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人居型古镇定位 [27] 以及圈层式紫线划定方法 [28] 对古城旅游开发提供新研究的思路。

同时，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古城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王亚欣等根据喀什古城调研分析，发现当下在旅游开发的利益分配上，旅游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政府，但社区居民获得的利益不明显 [29] ；韩卫成等调查发现，很多地方名城保护或开发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开发商，为了开发利益用旧城改造的方式把历史建筑成片拆除，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21] ；张应梅通过研究大研古城，发现政府职能权限交叉、保护法制管理不完善等问题 [7] 。

综上所述，古城旅游开发主要从历史文化、旅游产品两个方面研究，内容相对单一。为推动古城旅游复合业态可持续发展，未来还应增强与文化、艺术、体育、科技、农业等关联产业融合的研究，从而提升游客体验感。此外还发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合理、开发商盲目开发以及政府职能交叉等问题。可见，政府职能研究仍然是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1975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Hunt首次提出“旅游形象”。在他的解析中，形象被定义为外界对人脑所形成的意识表现的影响，“旅游形象”则是住地所对人脑产生了一种印象 [30] 。2006年，Grosspietsch提出将旅游地形象区分为旅游者“感知形象”和目的地“投射形象” [31] 。目前的研究分别从感知形象、投射形象以及感知与投射形象结合分析三个方面。

在感知形象方面，王超等以湖南凤凰古城门票事件为例，发现地方政府在旅游改革中，方案制定过程存在不公开透明情况时，一旦旅游地群众和游客的相关利益受损，质疑产生的消极性词语，将不利于地方政府的信誉，造成政府的形象危机 [32] 。周智等以大理古城周边地区为例，从旅游城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环境造成的冲击这三个方面对当地少数居民感知意向进行了测度，发现居民对这三个方面的感知意向对推进旅游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 [33] 。王亚欣等研究发现，喀什社区居民对喀什古城旅游开发的感知集中在经济影响、社会环境、传统文化特色、政府行为、宗教影响五个方面 [29] 。程惠珊等通过分析闽南文化古城居民旅游感知及其形成机理，对政府及相关部门了解居民对古城旅游发展影响的感知差异具有指导意义 [34] 。在投射形象方面，李娅菲以“丽江古城形象”研究为例，认为少数民族视觉文化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旅游主义的入侵下面临危机，造成民族形象的淡化，而我们应该努力理解文化霸权和边缘位置的形成，从而形成鲜活的、历史的、多侧面的民族形象 [35] 。此外，白艳等以平遥古城为例，通过感知与投射形象结合分析，这将有利于景区精准了解游客真实感受，优化旅游形象 [36] 。

古城旅游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已经成为了旅游目的地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有效的形象包装将引起旅游者的注意和偏爱，可以加大该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但目前对于古城旅游形象的文献数量较少，难以对古城形象的更新提供更多的设计理念、方法。另外，古城旅游的研究较少地关注于投射形象。因此，未来可进一步加大对古城旅游投射形象的研究，这将有利于官方投射形象的呈现与改进，吸引潜在游客。

商业化发展，对古城旅游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旅游商业发展和游客的进入，为古镇发展注入新动能以及完善古镇旅游功能的同时，也普遍存在同质化、标准化、非地方的旅游产品在空间上大规模聚集所导致的过度商业化现象 [37] 。目前的研究主要从旅游文化产品以及商业经营的空间分布现状进行研究。

在旅游文化产品方面，佘凯旋以凤凰古城为案例地，研究发现，机械化生产制作的劣质仿品，导致真正精良制作的非遗周边产品缺乏有效的传播，对此建议通过培育非遗项目传承人才推进古城文化综合开发 [38] ；王志标等根据对大研古城和喜洲古镇的研究发现，旅游文化产品低质量和同质化现象突出，提出在旅游文化产品开发时要深度挖掘民族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品位，避免表面性开发和商业化的过度膨胀 [39] 。在商业化空间分布方面，李显正等探究了大理古城的商业同质化现象及其空间特征，认为其商业同质化本质上是商业经营区位选择和空间聚集的结果 [40] ；张大钊等以大理古城为例，研究发现，游客旅游商业化体验的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核心–边缘特征 [41] 。为了有效改善古城商业化过浓的现象，赵桅借鉴法国里昂老城改造成功案例，通过乐居措施、历史建筑新利用、地方特色与文化的倡导以及本地人的参与等方面对丽江古城进行改造 [42] 。

综上所述，就目前研究结果来看，旅游文化产品、商业经营的空间分布是导致古城旅游过度商业化的两大原因。因此，在进行古城旅游商业发展时，除了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体验，还要关注商业化引入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从而有序实现古城旅游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古城旅游发展时，不仅要满足游客体验，还要进一步加强限制商业化的过度发展的政策研究，确保文化和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

古城旅游中居民和游客的满意度，对旅游地的发展有着较为关键的影响。从居民满意度方面，黄大勇等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理古城、大理喜洲、丽江和丽江泸沽湖的分析，认为政府工作的积极开展和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对少数民族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3] 。何学欢等通过研究凤凰古城发现，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是旅游非经济结果的重要体现，作为旅游地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居民，可以从旅游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中获取利益 [44] 。从游客满意度方面，吴玉宝等通过研究凤凰古城发现，游客满意度总评分和景区吸引力总评分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但目前游客对凤凰古城旅游吸引物的评价不高，游客的整体满意度较低 [45] 。程娇娇等通过丽江古城研究表明，在对地方的认同中，感受到作为群体成员的情感和价值，也有利于增强满意度 [46] 。李从治等以崇武古城为例得出解说设施的视觉效果影响游客的满意度 [47] 。

满意度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对旅游发展的积极认知能够鼓励居民与游客共同创造价值。在实现古城旅游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其核心利益相关者居民与游客的满意度同等重要，只有游客与居民满意度达到一定的平衡，才可以实现对旅游地的正向影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古城旅游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需要多方面的综合考量，才能实现古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除古城旅游满意度、形象、商业化外，还有主题相对分散的研究。例如，张晓梅等以平遥古城为例得出，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间的经济联系、距离及客源地互联网普及率对网络关注度的影响 [48] ；李雪等根据荆州古城分析得出，城市交通是促进和制约古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49] ；罗许伍等以拉萨古城为例得出，居民宗教信仰是其地方依恋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 [50] ；张春慧等通过分析凤凰古城、西部丽江古城、东部乌镇指出，气候与节假日因素是两大影响因素 [51] ；李燕燕提出，通过吸引力的中介作用传递来影响旅游难忘体验等 [52] ；刘海洋等以渤海古城为例指出，自然因素和经济、政治、军事和交通等人文因素共同影响 [53] 。

1974年，现代法国思想大师昂利•列斐伏尔创造性地提出空间的生产理论：“(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其中，空间的概念与精神、文化、社会和历史的空间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涉及发现新的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特征以及创造各种作品的过程。目前，对古城旅游空间研究主要是空间重塑、功能、属性与布局这三个方面。

在空间重塑方面，孙堃喆等以苏州古城为例，认为古城保护融入当代生活时，空间碎片化是城市空间功能融合的过渡状态，使现代生活融入古城保护中，可以激发原真活力 [54] 。陶慧等以广府古城为例，认为空间重塑应该理解为一个由主体与空间共同构成的由内向外自我生长与相互促进的整体 [55] 。苗红培提出，古城更新的基本目标是打造“活”的古城，动力机制来源于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激发古城活力，实现古城在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方面的全面保护与复苏，呈现出来一个古今皆宜“活态”古城 [56] 。

在空间功能方面，席鸿等以韩城古城边缘的传统村落为例，提出在某些公共场所丧失其活力时，可以通过政府合理的引导、对历史资源的挖掘、对部分原有公共空间的功能置换与利用，解决公共场所空间演变中出现的问题 [57] 。石谦飞等通过平遥古城提出，信仰建筑空间保持自身文化载体的功能，使古城文脉更好地融入城市公共生活，带动区域活化发展 [58] 。张杨等根据研究平遥古城，提出“先破后立”的开放策略，对交通可达性和游客进行深度体验、进行更新，引导街巷空间的组织和活化，促使开放空间的线性连续 [59] 。王庆歌以台儿庄古城为研究对象，提出以文化为导向的古城空间生产，融合在对古城文化的建构和对地方的复兴之中，有助于古城更新走出“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衰败”的两难困境 [60] 。

在空间属性与布局方面，安宁等以凤凰古城为例，认为文学作为一种媒介，文学作品对空间的描述或者文学的其它空间经历，这些都能够促使空间属性产生变化 [61] 。何韶颖等通过潮州古城提出，信仰场所叙事分析可以呈现出记忆场所的空间形态特征，使其成为构成现代城市街区魅力与活力的重要因素 [62] 。张大钊等认为，大理古城游客商业化体验的空间结构整体分布上呈现核心–边缘特征 [41] 。

古城旅游空间研究，不仅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机地相互联系，而且对古城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目前，主要从空间重塑、空间功能以及空间属性与布局三个方面研究，有助于解决古城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古城的更新与发展。

本文对国内近10年来古城旅游的高质量文献进行了分析，旨在为今后古城旅游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总体而言，古城旅游的研究范围广、角度多样，呈现出智能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从宏观基础主题的研究到微观细化问题的探讨，研究的层次更加深入，问题更加具体，古城旅游已经步入了新的研究进程。

古城旅游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研究。首先，在古城旅游保护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以居民为核心的保护策略、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在古城旅游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三个方面。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古城的文化遗产可能面临被忽视或破坏的风险。如何在旅游业发展中实现古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其次，在古城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方面，规划研究主要是从利益相关者、道路规划以及保护与修复三个方面，为解决利益分配、旅游地的发展需求提出建议。而古城旅游开发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资源开发，此外，研究发现，古城旅游开发还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合理、盲目开发、政府职能交叉等问题。再次，在古城旅游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感知与投射形象、商业化、居民与游客满意度三个方面的研究。此外，还涉及主题相对分散的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例如，网络关注度、交通、宗教信仰、气候与节假日等。最后，在古城旅游空间研究方面，目前主要聚焦于空间重塑、空间功能以及空间属性与布局上，总体来看，文献数量相对较少，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古城旅游空间研究。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趋势的推动下，智慧景区已成为旅游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从现有研究来看，数字化技术在古城旅游应用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古城旅游保护应用上。未来应进一步强化数字化技术在古城旅游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强化智能导览系统服务、虚拟现实技术等最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和管理效率，推动古城旅游的创新与发展。

古城旅游的发展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通过合作形成共识，确保古城旅游发展能够符合各方的利益需求，进行合理化的利益分配。根据文献梳理发现，在进行古城旅游规划与开发时，均存在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因此，未来应更加关注于古城旅游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可行性的研究上，找到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平衡各方的利益，为解决利益分配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政府以及政策支持是古城旅游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文献梳理来看，目前古城旅游规划与开发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均发现存在一些重要利益相关者未被充分重视、政府职能交叉、缺乏政策创新以及商业过度开发等问题。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各项政策与机制创新研究以及限制商业化的过度发展的政策研究，以重点民生工程为抓手，确保文化和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积极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古城旅游品质。

目前，社会各界对发展古城旅游的重要性已有明确认识，但对推进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方面，仍存在认识不到位、措施不力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城旅游开发和新业态的打造。根据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对于旅游开发内容相对单一。为推进古城旅游复合业态的发展，未来应加强古城旅游与关联产业的融合研究，充分发挥古城旅游研究的实用性，注重向多学科、多视角拓展，推动古城旅游与更多产业的融合，为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