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学又称词法学、构词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单词的内部结构和其形成的方式。主要分为屈折形态学和词汇形态学两部分。本文以前者展开研究。西班牙语属于屈折语，屈折语的特征是其以词形变换作为表示语法关系变化的主要手段。这也就是说一个西班牙语单词其本身可以有多重不同形式的变化，而这些不同的变化则蕴含了不同的语法关系和内涵，主要包括单词的主语、时态及格等内容，但其本身仍属于一个单词，在字典中也只收录其单词原型。与之不同的是，中文属于孤立语，也就是说它并不通过词形变化来表达语法作用，而是通过独立的虚词和固定的语序来表达语法意义。这处不同则要求译者在将西语译入到中文时准确表达由词汇的屈折变化所带来的语法内涵，并酌情添加相关的虚词或进行语序上的调整。下面我将进行列举分析。

例1 Te recuerdo como eras. (第六首题目)

译文：(由于赵振江和陈黎及张芬玲版本未对题目进行翻译，这里只选取李宗荣版本进行分析)我记得你往日的样子。

分析：eras为动词ser的第二人称过去未完成时形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其包含的三个语法内涵进行说明(人称、时态和体态)，译文对应的翻译为你往日的样子，对人称和时态均有说明，并且未含有完成体内涵。

例2 Ya no la quiero, es cierto, pero cuánto la quise. (第二十首)

译文：此时我已不再爱她，真的，可我曾何等地爱过。(赵振江)

我不再爱她，这是确定的，但我曾多爱他！(李宗荣)

如今我确已不再爱她，但我曾经多爱她啊。(陈黎及张芬玲)

分析：quise是querer的第一人称简单过去式形式以上这三个版本均添加了“曾”对其进行修饰来表达其过去的时态和已经完成的体态。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动词所蕴含的体态部分，与动词的人称和时态相比，其更容易被忽视，但其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会直接导致理解上的偏差。

句法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句子结构的规律和规则。它致力于揭示不同语言中句子的构造特点和组织原则，并探究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和变化。以句法学进行对比，西汉主要有以下区别。

1) 西汉之间语意重心存在差异

西班牙语句首收，句尾开，句子修饰成分往往后置。另一种说法则称西班牙语为向右展开的语言。而与之相对应，称汉语为向左展开，句子的修饰成分往往前置。这也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修饰语的词序进行调整以避免产生由于词序差异所带来的语意不通畅的现象。

例1 Hojas secas de otoño giraban en tu alma. (第六首)

译文：干燥的秋叶在你的灵魂里回旋。(李宗荣)

秋天的枯叶绕着你的灵魂旋转。(陈黎及张芬玲)

秋天的落叶盘旋在你的灵魂上。(赵振江)

分析：这句诗前部分为一个名词语段，其中心词为hoja (叶子)，可以看到在西班牙语中其修饰部分(secas, de otoño)均位于中心词右侧。而结合汉语特色我们可知，在译入的过程中，我们应对其词序进行调整。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不同的译本对于这两个形容词的先后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其都置于了中心词左侧，“叶”作为中心词则被放置到了最右，其翻译符合汉语语境。

例2 Así como las redes no retienen el agua. (第十三首)

译文：如同网无法握住水一样。(李宗荣)

就如同网网不住水。(陈黎及张芬玲)

它们就像留不住水的网。(赵振江)

分析：不同译者对这句诗的处理手段存在不同，总体上来讲李宗荣版本与陈黎及张芬玲的版本较为相似，以动词作为重心，名词作为形容词放在动词前进行修饰。赵振江则将其视为一整个名词短语，动词作为形容词放在名词短语前进行修饰。但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以名词短语作形容词修饰动词还是以动词短语作形容词修饰名词，在汉语语境下，修饰语均位于左侧。

2) 西汉之间主客体运用习惯不同

西方思维严格区分主客体，注重客观事物对人的作用和影响。他们认为人类的本质是用自身的智慧和科学的力量来来探求客观世界的本原，通过对客体的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提出相关的理论。因此，他们逐渐形成了以客体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把客观世界作为思维的核心。而汉民族的传统思维里主体和客体是相互融合的，对这个统一体的认知主要通过悟性或直觉获得 [6] 。基于此观点，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便是西班牙语中以客体为中心对于非人称主语的运用，其与汉语常使用的人称主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班牙语非人称主语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自复被动句的应用。自复被动句的主语实质上不是动作的发出者，而是动作的接受者(也就是客体)，因此其主语一般称为受事主语，一般指无生命物品。

例1 Pero se van tiñendo con tu amor mis palabras. (第五首)

译文：但我的话语已沾染上你的爱。(李宗荣)

但我的话语被你的爱染上颜色。(陈黎及张芬玲)

我的话语会染上你的爱的颜色。(赵振江)

分析：这句西班牙语属于自复被动句，其受事主语为我的话语(mis palabras)，也就是说我的话语在西班牙语中是作为客体的存在。而我们可以看到基于汉语语境李宗荣和赵振江并未对其的客体地位进行过多强调，甚至将其变为了主体部分。而陈黎及张芬玲的译本未对其原文结构做太多更改。

例2 Yo te recordaba con el alma apretada de esa tristeza que tú me conoces. (第十首)

译文：当我的灵魂与你所明了的哀伤紧紧相系时我忆及了你。(李宗荣)

我忆起你，我的心被你所熟知的我那悲伤所挤压。(陈黎及张芬玲)

我回忆着你，你熟悉的悲痛压迫着我的心灵。(赵振江)

分析：主客体在西班牙语的区别还展现在过去分词表被动的用法上。这句话中的alma apretada表明了alma的被动的客体地位，而随后用介词de引出其施事主体esa tristeza，主客体非常鲜明并以客体为中心。译文中，李宗荣的版本则是完全融入于汉语语境特色，利用“相系”这一表达完全将主客体相融合，也更符合汉语背后的认知体系。同样，赵振江的版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语语境下的改变，其通过改变词序削弱了客体的中心地位，把主体提前强调了主体的作用。而陈黎及张芬玲的译本则仍是保留了客体为中心的思想，未做太多改变，但这也使句子内部的结构在汉语语境下有些较为分散，连贯性有所减弱。

3) Hipotaxis y parataxis形合和意合

西班牙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也就是说在表达上西班牙语重视句子内部的表达结构，而汉语则重视语义的准确表达，复杂且精确的内部句子结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汉语来说便显得有些“多余”了。因此，在句子形式上，西班牙语多长句和从句，而汉语却多短句和分句。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也曾说到“由此看来，西洋人做文章把语言化零为整，中国人做文章几乎可以说是化整为零”。于是，怎么把包含着众多介词和连接词的长句改写成汉语语境下符合国人阅读习惯的小分句便成为了翻译研究的重点。

例1 Yo que viví en un puerto desde donde te amaba. (第八首)

译文：我是住在海港并爱你的人。(李宗荣)

我住在一个港口，在那里我爱上你。(陈黎及张芬玲)

生活在一个港口的我，在那里开始爱你。(赵振江)

分析：这句西班牙语运用了两个从句，一个que引导的名词性从句修饰“我”，一个desde donde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un puerto。值得一提的是，关系副词donde带先行词引导的是定语从句，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陈黎及张芬玲和赵振江的译本均用逗号隔开并添加了“在那里”来实现对港口的修饰，用分句表达了西班牙语中定语从句的作用，符合汉语语境。而李宗荣的版本忽视了对原句中定语从句的翻译，并用并列关系保留了其作为一个整句，我个人认为这种译法改变了原句的内部组织结构，不利于读者完整感知作者的表达含义。因此，在翻译西语长句时，我们还是要先理清其内部的语法组织架构，再根据汉语语境特色，对其进行语义层面的拆分。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用对比则强调不同语言的社会和文化维度，其关注语言的使用规则、惯例和语境因素。通过语用对比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的使用习惯和规则，进而可以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好的理解所译文章的表达内涵以及提高翻译过程中的选词能力。

基于文化上的不同，西班牙语与汉语的名词也蕴含着不同的含义。比如，汉语中红色通常象征着喜庆、吉祥、热情，如红包、红事、红利、张红榜等词汇，都需要结合红色的象征意义来理解其文化含义。而在西班牙语中的“rojo (红色)”则有着激进、暴力、危险、热情高涨等文化含义，要想理解“los rojos (赤色分子)”“agua roja (滚烫的热水)”“números rojos (赤字)”“al rojo vivo (局势焦灼)”等词汇，则需要熟悉了解西班牙传统斗牛文化、古罗马军队红色战旗等知识。这样由文化不同而带来的用词上的差异还有很多 [7] ，总的来说我认为西班牙语与汉语语用对比最突出的区别为汉语的表达更重视过程的描述，其遣词造句较为隐晦。而西班牙语则更重视结果的表达，其表达方式也更为直接。而这一区别也体现了两种语言背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西译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读者对文字的接受程度，以及其与西方不同的文字偏好，并努力寻求其与准确表达原文含义间的平衡。这一部分具体主要体现在西汉名词选择和动词数量的不同上，下面我也将进行具体论述。

基于对比，西班牙语的选词往往较为直接且具体，为理解其准确含义所需思考过程较少，表意也较为清晰。而汉语选词则更为含蓄且宽泛，往往会导致较长的思考过程和较为开放的思想结果。也就是说，其并不要求产生一个准确而固定的思考结果，而是偏向于感受这一过程。

例1 Pero cae la hora de la venganza, y te amo.

Cuerpo de piel, de musgo, de leche ávida y firme.

Ah los vasos del pecho! Ah los ojos de ausencia!

Ah las rosas del pubis! Ah tu voz lenta y triste! (第一篇)

译文：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肌肤的身体，苔藓的身体，贪婪而坚实之奶汁的身体。

啊，乳房之杯！啊，迷离的双眼！

啊，阴部的玫瑰！啊，你缓慢而悲哀的声音！(陈黎及张芬玲)

分析：由于文本较长，这一部分选取了陈黎及张芬玲的译本进行分析，而读者对于这一版本的评价也是非常褒贬不一。许多读者对这一译本甚至直接提出了批评，认为其翻译太过直白粗俗而没有美感，而这一现象反映的便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未结合汉语语境特色进行语用方面词汇选择的斟酌所带来的问题。比如“奶汁”、“乳房”和“阴部”等词，其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描写了男女的交合时的情景，而这对于大部分中国的诗歌读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往往我们中国读者所希望的诗歌是含蓄且优美的，而这也是众多评论抱怨这个版本的翻译没有“美感”的原因。相比之下，李宗荣的版本则是运用“乳汁”、“胸部”和“耻骨”等词，赵振江的版本也同样是用“乳汁”和“胸部”进行描写，其目的都是一样的，便是让其描写更容易被国人所接纳。而这些改变也让读者看在心里，于是乎在批评陈黎及张芬玲译本的同时也总有一两句推荐其译本的评论。可见，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只考虑直译而忽视了读者的感受。直译本身没有问题，其可以准确对文章内容进行表达，但其不一定同样会对文章情感进行准确的表达。在那些直接且对于中国人有些“锋利”的词汇下，以我们的文化观，我们很难在其中发现纯粹的爱与美，认为其只是肉欲上的放纵。而结合本诗背景，这首诗是聂鲁达写给其女友阿尔贝蒂娜·罗莎·阿索卡尔的。从1921年到1932年，她一共收到过聂鲁达115封信，其均饱含了聂鲁达在与她在异地时期对她深切的思念和爱意。而这首诗作为其中的一首又怎么会只是一种单纯肉欲上的表达？由此，这也告诉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其作品的背景，把背景的情感融入到翻译的过程中，这才能做到更加准确的翻译。而这种情感上的准确性不是单单直译就能实现的。

我们知道英语较少使用动词，经常会用名词、形容词或介词代替。而汉语在动词的使用上没有限制，使用频率较高 [8] 。同样，西班牙语和英语类似，西班牙语一句话中往往只含有一个变位动词，而其他的动词则以过去分词副动词等形态在句中作为修饰，这种结构有助于让获取信息者更直接的捕捉到句子的重心或者说是结果。而汉语则在这一方面没有规定，只要能把情况说明白，把过程理清楚，多用一些动词也没问题。基于这种情况，汉语也被归为动态语言，而与之相对应，英语及西班牙语则被归为静态语言，也就是说动词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需要结合汉语语境对动词进行补充，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其含义。

例1 Dulce jacinto azul torcido sobre mi alma. (第六首)

译文：甜美的蓝色风信子缠绕我的灵魂。(李宗荣)

缠绕着我的灵魂的甜美的蓝色风信子。(陈黎及张芬玲)

蓝色温柔的风信子倒向我的灵魂。(赵振江)

分析：这句诗西班牙语原句确实为一个名词词组，但结合中文语境来看，单独以一个被修饰的名词词组放在一节诗最后的情况较为少见，并且与前文的形式也不太契合。于是李宗荣和赵振江的版本把过去分词torcido从新翻译成了动词，这一改变也更符合汉语语境特色。

例2 Estival, el velero de las rosas dirijo,

Torcido hacia la muerte del delgado día. (第九首)

译文：像夏日般，我引领玫瑰花的帆船

航向瘦弱白日的死亡中。(李宗荣)

夏日般我驾驶着玫瑰的快帆，

弯向那纤瘦的日子的死亡。(陈黎及张芬玲)

驾驶着玫瑰夏日的风帆远航，

加固水手坚实的狂热。(赵振江)

分析：这句西班牙语中的torcido是torcer (使改变方向)的过去分词作谓语修饰动词dirijo，是一种修饰关系。而中文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译者都将其动词化了，变为了一个和驾驶相并列的动词，而这一过程变是由于汉语侧重于表达过程所造成的动词数量较多的体现，其符合汉语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