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患者产生攻击行为的原因主要包括精神病症状( Wu et al., 2018 )、心理因素( Khosravani et al., 2024 )和冲动性( Hoptman, 2015 )。精神分裂症被认为在发生暴力行为时存在认知缺陷和消极情绪调节障碍( Richetto & Meyer, 2021 )。 Krakowski等人(2016) 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面对负面情绪刺激时，P300成分的减小与其反应抑制能力的减弱有关。也有研究者认为，P300潜伏期延长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生暴力行为最突出的表现( Silverstein et al., 2015 )，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最显著的暴力指标( Bochkarev et al., 2020 )。采用Oddball范式， 李丹玉(2021) 、 唐敏和黄银秋(2022) 、 赵红岩等人(2022) 、 Wu等人(2023) 和 赵丁等人(2024) 均发现，P300的潜伏期和波幅可以作为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风险的特异性神经电生理指标。高风险组的P300潜伏期较低风险组延长，且P300的波幅显著减小。有研究者认为，Oddball范式中P300的异常可能反映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处理信息时存在延迟，这种延迟进而影响了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和对社会互动的理解，增加了误解和冲突的风险，最终导致暴力行为发生。

反社会人格，也称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PD)，是一种心理障碍，其特征是漠视或侵犯他人的权利，表现为不遵守社会规范的行为模式( Black, 2015 )。反社会人格的个体通常会表现出冲动性暴力行为( Bauer et al., 1994 )。

大量研究揭示了反社会行为与P300波幅减小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反社会人格以及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CD)中。 Bauer，O’Connor和Hesselbrock (1994) 使用视觉Oddball范式发现，反社会人格组(相比于控制组)对目标刺激表现出更小的P300，主要表现在额区。很多研究者也验证了上述发现，即APD成人在视觉Oddball任务中会出现P300波幅的减小( Bauer et al., 1994 ; O’Connor et al., 1994 )。P300的波幅与APD症状数量呈负相关关系，且可以回顾性评估CD症状( Costa et al., 2000 )。CD障碍的青少年在听觉( Bauer & Hesselbrock, 2003 )和视觉( Bauer & Hesselbrock, 1999a ; Iacono et al., 2002 ) Oddball任务和Stroop任务( Bauer & Hesselbrock, 1999b )中均会表现出P300的减小。 Patrick等(2006) 采用视觉Oddball范式发现，能够表征APD、CD和药物滥用失常的潜在外化因素均与P300波幅的减小相关联。

Gao和Raine (2009) 的元分析表明，反社会行为通常与P300的波幅减小和潜伏期的延长相关，这一结果既可以出现在标准的Oddball范式中，也可以出现在非Oddball范式中(如Stroop范式)，但精神病患者出现的P300波幅效应只出现在Oddball范式中。冲动型反社会个体仅表现出P300波幅的减小，没有表现出潜伏期的延长。

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s, SUDs)也称为药物使用障碍，指的是患者持续使用某种物质，即使这种使用已经导致明显的问题和病态的行为方式( Degenhardt et al., 2018 ; Peterson et al., 2021 )。 Iacono，Carlson，Malone，& McGue (2002) 指出，P300波幅的减小与多种障碍(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对立违抗性障碍、品行障碍、反社会人格、酒精成瘾、尼古丁依赖、药物滥用等)有关，也与父母的风险指数有关；个体17岁时的P300减小可以预测其20岁时的物质使用障碍情况。 Branchey等人(1988) 发现，有攻击性行为记录的酗酒和禁欲药物滥用的男性被试均表现出P300波幅的减小，其中存在暴力犯罪监禁史的个体，其P300的波幅最低。 Elsheikh (2020) 发现，SUDs个体的P300波幅较小、潜伏期较短，表明他们的注意力异常(比如思考过程过快、但反应的准确性却较差)。这可能反映了SUDs个体在面对挑衅或压力时更容易做出冲动和攻击性的反应。 Bel-Bahar et al. (2022) 在其元分析中指出，Oddball任务中的P300可以作为评估SUDs治疗效果的神经标志物。

酒精依赖是物质使用障碍的一种形式。有研究发现，酒精依赖个体更容易参与暴力攻击行为，酒精依赖的男性发生暴力攻击行为的概率大约在20%~50%之间( Stoddard et al., 2015 )。 徐佳兵，杨岭和周旭辉(2018) 采用听觉Oddball任务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伴有和不伴有攻击行为的酒精依赖组的P300的潜伏期延长、波幅减小；其中伴有攻击行为的酒精依赖组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P200和P300波幅减小。研究者认为，酒精依赖者可能由于去抑制功能、酒精近视(即，酒后注意力缩窄且易冲动)、敌意归因偏差、执行功能等障碍而引发冲动性攻击行为。 Brislin等人(2023) 基于酒精使用障碍遗传学研究(COGA)的数据发现，在欧洲血统的青年群体中，P300波幅与自我报告的酒精和大麻使用等外化行为指标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P300在多个临床群体中表现出异常，这包括精神分裂症、酒精依赖、药物依赖、反社会人格、儿童行为障碍以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 Iacono et al., 2002 )。这意味着P300可能反映了这些群体的共同特征，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冲动控制问题( Krueger et al., 2002 )，而冲动控制恰好是攻击行为的基础，尤其是冲动性攻击。这些群体的外化性问题多表现出P300波幅的减小。有研究表明，P300波幅的减小不仅与特定障碍相关，而且反映了更广泛的外化倾向风险( Patrick et al., 2006 ; Krueger et al., 2021 ; Pasion et al., 2023 )。

根据 Kunaharan，Halpin，Sitharthan，& Walla (2019) 的研究，P300波形的变化可能与个体的攻击性行为有关。该研究发现，在加工带有暴力内容的图像时，自我报告攻击性较高的个体(相比较低的个体)在前额、中央和顶叶区域的P300波形表现出显著差异。特别是在前额区域，高攻击组在处理暴力图像时P300的波幅减小。 Crago等人(2019) 将图片刺激的内容扩展为社会面孔，结果发现，身体攻击性较高的个体在处理愤怒面孔时，P300波幅表现出不分化的特点。即，相比于攻击性较低的个体，攻击性较高的个体在加工愤怒和中性面孔时，P300波幅的差异消失。这些研究均表明，高攻击个体在处理愤怒线索和愤怒面孔时注意力存在困难。 Sun等人(2020) 使用愤怒和快乐面孔的Go/NoGo任务，结果发现，在愤怒和快乐条件下，反应性冲动攻击组的青少年(相比于控制组)表现出更小的NoGo P300效应，特别在愤怒条件下，控制组的NoGo条件P300波幅显著大于Go条件。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个体的反应性攻击分数与P300的Go/NoGo波幅差异呈负相关关系。该结果表明，反应性冲动攻击组的青少年对愤怒情绪的反应抑制缺陷主要发生在晚期抑制阶段。之后， Sun等(2023) 进一步使用愤怒和恐惧面孔的Go/NoGo任务，结果发现，对于恐惧面孔，高反应性攻击组(相比于控制组)表现出更短的反应时、更小的NoGo P300和ERN波幅。该研究进一步表明，高反应性攻击青少年在情绪刺激的认知评价和反应抑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特殊困难，特别是在面对潜在的威胁性刺激时。 Teti Mayer等人(2021) 则发现在不同(正向和负向)反馈情境下，P300波幅的变化可能反映了个体对潜在后果的认知评估。这可能是因为高水平反应性攻击的青少年经常暴露于威胁情境中( Wilkowski & Robinson, 2012 )，对于环境因素的敏感性较高。

冲动性通常被定义为缺乏充分思考的行为( Verdejo-García et al., 2008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测量，包括自我报告量表、行为以及神经生理测量( Luijten et al., 2011 )。冲动行为被认为是反应抑制缺陷和错误加工的共同作用，会引发一系列的不顾及自己和他人消极后果的有害行为( Verdejo-García et al., 2008 )。

研究表明，高冲动人群在早期冲突监测和晚期反应抑制方面均表现出异常( Hecht & Latzman, 2018 ; Lievaart et al., 2016 ; Zhang et al., 2017 )。攻击性个体在Oddball任务中常表现出P300波幅减小，这种现象在冲动性攻击群体中更为明显( Barratt et al., 1997 ; Branchey et al., 1988 ; Gerstle et al., 1998 )。 Ruchsow等人(2008) 使用Flanker-Go/NoGo范式发现，高冲动个体相较于低冲动个体，NoGo条件下的P300波幅显著减小； Surguy和Bond (2006) 发现，高攻击个体在额区对攻击词的反应减小，表现出P300波幅减小。然而，在停止信号任务中，自我报告高冲动的个体却表现出更大的Stop P300波幅( Lansbergen et al., 2007 )。

青春期是冲动性易发的高峰期( Pérez Fuentes et al., 2016 )，同时也在面对社交挫败时表现出反应性攻击行为的易感时期( Coppens et al., 2014 )。 Harmon-Jones等人(1997) 发现，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和态度均与P300的波幅呈负相关。 Gerstle，Mathias和Stanford (1998) 选取了面试评估为带有攻击性的大学生，发现这些被试的攻击性与听觉Oddball任务中P300波幅的减小相关。这一结果在之后的改进范式(标准的和三个刺激的视觉Oddball范式)中均得到了验证( Mathias & Stanford, 1999 )。

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那些表现出冲动性攻击行为的个体在Oddball任务中往往伴随着P300波幅的减小( Gerstle et al., 1998 ; Barratt et al., 1997 ; Branchey et al., 1988 )。

心理变态(Psychopathy)是一个多面向的人格障碍，包含了一系列独特的情感、人际和行为偏差特征( Cleckley, 1951 )。其特点通常包括冲动性、冷漠、欺诈行为、反社会行为等，并有三种不同的表现类型：去抑制、大胆和刻薄( Patrick et al., 2009 )。

有研究者发现，心理变态中与刻薄特质相关的冷酷无情特质(Callous-unemotional, CU)在青少年中能够预测P300波幅的减小，这可能意味着这些个体在抑制控制和情绪调节方面存在困难( Prata et al., 2019 )。与此同时， Ribes-Guardiola 等人(2020)通过使用Go/NoGo和Flanker任务评估了心理变态特质个体与大脑执行监控功能的关系。结果显示，心理变态中的抑制不足特质与大脑电生理活动(ERPs)在执行监控任务时的表现存在显著关联。即抑制不足与P300呈负相关，意味着抑制能力较差的个体在处理动机显著事件的后期阶段时，大脑活动减少。 Tillem等人(2021) 发现，心理变态特质较高的个体在进行双任务时，会出现注意力瓶颈和P300波幅减小现象，这与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冲动和反社会行为有关联，这可能也解释了抑制不足可能是由注意力造成的。 Wang等人(2020) 发现在受到挑衅后，高心理变态特征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对无辜的他人施加高强度的惩罚，其决策阶段的P300波幅显著减小。这一结果再次表明，P300波幅的这种变化可能与个体在社交互动中的攻击性倾向有关。

除了上述人群，研究者还关注了高风险环境下的青少年。 Pincham等人(2019) 使用修改后的泰勒攻击范式(Taylor Aggression Paradigm, TAP)，评估了心理社会干预对处于高风险环境中的青少年的影响。这些青少年可能面临贫困、社区暴力和创伤等问题，并表现出一系列认知和行为挑战，尤其是行为问题和反社会、外化行为。研究结果显示，长期参与干预的青少年在接收到赢的反馈时，其P300波幅更大，表明他们在处理积极反馈时的大脑活动更为积极。相反，短期或未充分参与干预的青少年显示出较小的P300波幅，这可能指示了他们在生理上对奖励信息的低敏感性。这种低敏感性可能与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有关，因为先前的研究( Finger et al., 2011 )已经发现反社会行为的青少年在处理奖励信息时存在缺陷。

此外， Irak等人(2021) 的研究发现，经常玩暴力视频游戏的个体在处理暴力相关词汇时，P300波幅增大，这可能反映了对这类刺激的注意力和情感反应的增强。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了P300作为评估个体对攻击性刺激敏感性的神经生理指标的潜力。 Peng等人(2021) 使用“Chicken Game”(一种社会困境游戏)，探究了对手的合作行为如何影响玩家的行为和大脑的神经动态，发现参与者在面对攻击性行为时，其P300波幅显著增大，这表明攻击行为作为一种出乎意料的负面刺激，能够引起更强烈的神经反应。P300波幅的增大可能反映了个体对这种期望违背的敏感性。 Sun等人(2023) 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竞技电子游戏对玩家认知敏感性的影响。他们发现，参与竞技游戏的个体在接触到攻击性词汇时，P300波幅显著增大，表明竞技游戏环境可能增强了玩家对攻击性刺激的认知反应。此外，该研究发现P300波幅的增大在竞技模式下与更高的攻击性行为呈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