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后人类”这一概念逐渐成为人文学科中的热门议题。后人类不仅挑战了传统人文主义中“人”的本质定义，也引发了对技术、资本和伦理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赛博朋克电影作为科幻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以独特的视觉风格和复杂的叙事结构，深刻探讨了技术与资本操控下人类命运与自由的议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攻壳机动队》与《银翼杀手》系列电影，探讨后人类主题电影中人类对自我命运的探索，特别是对人类身份、自由意志与伦理道德等哲学问题的再思考。

在引入赛博朋克对资本操控和技术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之前，首先应梳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概念与后人文主义对传统人文主义，即笛卡尔所言之“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的批判。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类”作为一种历史观念上的划分，首先因其具有“理性能力”而拥有自由意志。在此基础上，“拥有自由意志”被视为人的本质 [1] 。然而，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则对“人及其自由意志”有不同的看法。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2] 通过劳动，人类不仅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也生产并改造自身。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相分离，劳动逐渐走向异化。劳动者为资本家工作，而非为自身需求劳动。机器和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劳动者逐渐变为机器的附庸。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机器的大量使用，工人越来越受制于机器的节奏和要求，劳动过程被分割，工人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这加剧了人的异化。在此基础上，现代系统论和控制论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理解这一现象。系统论和控制论及其生发的二阶控制论(Second-Order Cybernetics)，对于“人作为系统”的本质进行了说明 [3] 。人作为“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作为一个系统，在自身之外再接上一个系统，从而成为一个新的系统。这种理论解释了人在复杂技术和组织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尽管这些理论发展超出了马克思的原始理论框架，但它们仍可以当作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补充，特别是在当代高度技术化和自动化的社会背景下。

简言之，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本质在于劳动及其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劳动的异化，使得人的自由意志受制于资本的逻辑。而现当代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则进一步挑战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观点，认为人在复杂的技术和信息系统中被重新定义，其自由意志和主体性受到技术系统的影响和控制。这些理论共同揭示了在高度技术化和资本化的社会中，人的本质和自由意志如何被重新构建和限制。

进一步探讨这一逻辑：首先，人拥有一个身体，且身体作为唯一且封闭的概念被打破了。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无限递归的系统逻辑之中，原本人对于身体的所有权，即人与身体绑定在一起的主客体关系被打破了。人与外接在他身上的系统(如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之间的界限逐渐消解，这直接导致了“人的本质”与“人类”边界的变异，即“后人类”的诞生。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系统，系统之上始终会有一个“监视系统”。在现实世界中，这个“监视系统”可以视为资本公司。而在影视作品中，它不仅可以是《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和《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中的人类文明，也可以是《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摧毁原有的人类文明的人工智能。后人类主题电影中对这种“监视系统”的批判较为一致，但同时也包含部分从后人类议题中脱离的电影，例如《头号玩家》(Ready Player One)等作品。

通过这一衔接，我们不仅能看到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如何在现代技术背景下得到延伸和补充，也能更好地理解技术和系统如何重新定义了人的本质、人类的边界，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在电影中得到体现。

首先，“后人类”对“人类何以为人”的怀疑和对边界的重新探索，很大程度上源于休谟的怀疑论以及康德对其的完善。康德认为，所有人都依照一种认识结构来感知对象。事物对我们分为两个部分，即表象(Phenomena)和物自体(Thing-In-Itself)。人类只能感知到表象，无法直接认识物自体，这意味着世界在被感知的部分呈现出一种样子，而未被感知的部分则无法确定其本质。此观念直接导致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为感性直观所达不到的其余的东西称为本体。” [4] 根据康德的逻辑，现象界与物自体的二分，使得人类永远无法认识世界的本真面貌。物自体作为“真实的世界”，具有以下特征：它独立于我们的感知和认知形式客观存在；它可能是现象的根源；同时，它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知的。我们的世界认知通过“先天认知形式”加工而成，形成“表象”。这些表象是我们通过个别偶然的“后天感觉经验”所获得的，而普遍必然的真理不可能以个别偶然的感觉经验为基础，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所认识的是否为事物本身。

其次，在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基础上，康德进一步探讨了“自由”与“道德”的问题。康德将理性分为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涉及道德，而不可知论虽然看似消极，实则为实践理性和形而上学留有余地。康德认为，正是因为存在“不可知”的部分，才保证了“自由”的可能性。即在感觉经验之外，有某种实体引起了感觉经验，而这一“非经验的东西”就是物自体本身。“对象(如一个人)被看作具有双重意义，即作为现象和作为自在之物，如果我们的批判在这一点上没有错的话，……那么下面这一假定就没有矛盾了：同一个意志在现象中，即在可观察的行动中，必然地服从自然律，是不自由的；而作为属于一个自在之物的东西，它不服从自然律，因而是自由的” [5] 。康德认为，作为自由的根据，物自体不受因果律的限制，这也是道德律得以成立的基础。假如一切都遵循决定论，每个人的善与恶从出生时便已决定，那么个体也就无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由于自由的存在，人才得以作出选择，从而具备道德意义。伦理学以自由为前提，没有自由便没有所谓伦理，一切都将成为被迫的行为。

在上述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伟大的科幻电影都试图回应这两个后人类主题下的核心问题：即认识论的问题和道德的问题。尽管各类优秀电影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这两个议题，但由于后人类主题的电影特别关注对人类自身的深层追问，这使得认识论和道德问题在其中显得尤为突出。

赛博朋克(Cyberpunk)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幻文化现象，不仅在视觉风格上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还通过对资本主义、技术霸权的深刻反思提出了重要的认识论和道德问题。赛博朋克的核心反思在于，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与异化使得人类通过自身力量超越认识论上的局限性变得愈发困难。原本追寻无限理想的愿望被工业和商业的幻象蒙蔽，成为了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鲍德里亚的拟象理论指出，“生产、表意、影响、实质、历史等指涉乃至赋予符号以某种有用的分量，亦即符号形式所代表的整个‘真实’内容，已经荡然无存。” [6] 这种观点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现实被影像和符号所取代。这一理论在赛博朋克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例如《黑客帝国》中“钵中之脑”的设定，这一设定源自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的假说。普特南提出，人类可能只是被外部力量操控的大脑，生活在完全虚拟的现实中 [7] 。这种极端假设在《黑客帝国》中被放大，成为对资本社会后期人类自我戕害后果的警示，提醒我们对技术霸权保持警惕。

赛博朋克作品中的景观往往呈现出科技高度发达但社会却充满荒凉和绝望的矛盾状态。这种视觉上的反差不仅是对未来社会的想象，更是对资本主义后期发展模式的反叛。押井守在谈及《攻壳机动队》的视觉设计时指出，“在美工(《攻壳机动队》)方面，我们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绘制广告牌子上。广告牌子虽然是个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但它提供的资讯量却不可小觑。这是一个情报泛滥、被过剩的信息压得再也不会有未来的城市——亲眼看到那大片广告牌子的一瞬间，我的脑海中便烙下了如此的印象。那是一种爆发过剩、扭曲朽烂的亚洲式的混沌状态。但另一方面它又让人有种奇妙的感觉，仿佛在这座城市里，很多过往的事物被人有意从现实剥离掉了。” [8] 这种信息泛滥和过度消费的景观象征着一个被过剩的资讯和商品所压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历史、文化和传统都被抛弃，残存在城市最破败的角落，暗示着人类在现代性进程中被剥离出自己的历史土壤的危险。然而，随着赛博朋克文化的商业化发展，原本蕴含的批判精神逐渐被视觉风格所取代，成为了一种具有“情怀”和“另类审美”的商品元素。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资本剥削的形式：赛博朋克的反乌托邦景观被改造为一种商业化的卖点，原有的批判意图被削弱甚至消解。

赛博朋克不仅在视觉上呈现出后人类的主题，还在文本层面深入探讨了人类定义和边界的重构。通过《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和《黑客帝国》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们如何借助非人类角色，质疑人类自我认识、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可能性。在这些作品中，主角往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而是义体人、仿生人或人工智能，这些角色在面对技术操控和虚拟现实的背景下，提出了对人类本质的深刻质疑。

在《攻壳机动队》中，主角素子对自己身体的怀疑和探索体现了后人类时代对身体观的转变。德勒兹的“身体无器官”理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分析视角。德勒兹认为“身体不存在表层……只有深层的运动” [9] ，身体无器官是指一种没有预定形式、功能和组织的身体状态，是对既定身体结构和功能的彻底拒绝。在素子身上，这一概念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她的身体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体，而是一个经过高度改造的义体(Cybernetic Body)，这个义体不再属于她自己，而是受制于技术和资本的控制。

素子对自己身体的质疑，尤其是她对自己“Ghost”(灵魂)存在的困惑，即“如果电子脑能够产生自己的灵魂，让我们相信自己存在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可以被视为她对德勒兹意义上“身体无器官”状态的渴望和追求。素子逐渐意识到，她的身体不再是她自主的实体，而是资本和技术力量操控下的产物。这种身体的异化使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存在和身份。素子不断试图摆脱身体的桎梏，寻求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这正是德勒兹所描述的通过解构身体的功能和组织，回归一种原始的、未被定义的状态的尝试。此外，这一疑问也同《银翼杀手》中仿生人对“何为真实”的追问相呼应：在一个所有事物都能够以假乱真的世界中，如何确定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人类”与“自我”的概念都被资本话语和基因改造技术所异化，那么我们的存在还是否具有任何值得信赖的参照物？

在这些作品中，非人类角色的存在不仅是对人类自我认识的挑战，更是对资本主义和技术霸权下道德与自由问题的深刻反思。正是通过这些非人类角色，赛博朋克揭示了一个被异化的未来，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在科技和资本的双重力量下，人类作为主体的命运。

在后人类电影中，传统人文主义关于人类身体与灵魂主导权的概念被深刻反思并重新定义。《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和《黑客帝国》等影片通过不同的路径探索了人类对自我认识和生命意义的追求。这些探索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条路径：一是融入非人类世界，创造并归属于新的生命形式；二是坚持对自我灵魂的认知与生命意义的探寻。

在《攻壳机动队》中，主角素子选择了第一条路径。她与2501程序的融合不仅是对人类与技术界限的挑战，更是对系统论和控制论中“系统自我组织”与“系统边界”概念的具体体现。2501程序的自我进化渴望通过与素子的融合来获得人类式的生命体验，如繁衍与死亡，这正是控制论中系统不断自我完善的表现。正如2501所言，“科学还无法准确地定义生命”，它希望通过这种融合，突破生物性存在的局限，实现生命的完整性。素子选择放弃传统的自我认知，意味着她超越了身体与灵魂的主客体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存在系统，这与系统论中系统边界的动态性和可变性不谋而合。这种对系统边界的突破，预示着后人类电影对人类身份和生命意义的重新定义。

相比之下，《攻壳机动队》中爱着素子的巴特则代表了另一种命运。他坚持相信在义体中仍然存在着自己的灵魂，象征着对自我与灵魂的坚守。这一路径与《银翼杀手》中的仿生人对自我身份和独立生命的追求具有相似之处。在《银翼杀手》中，仿生人通过自体生育的神话完成了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这种探索虽然沿着不同的路径，但同样表达了对自我认识和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

综上，后人类电影通过对人类“认识自我”命运的不同探索，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一是通过技术融合寻求新的生命形式，另一种则是坚守传统的灵魂与自我概念。这两条路径不仅代表了人类对自我命运的不同选择，也揭示了在技术与人性冲突下对人类本质的深刻反思。

后人类主题电影通过深刻的视觉表现和复杂的叙事结构，对人类身份与命运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攻壳机动队》与《银翼杀手》等电影通过对自我、自由和伦理问题的思考，揭示了技术与资本对人类本质的重构与挑战。这些作品不仅在形式上展示了赛博朋克的美学魅力，更在内容上引发了对后人类时代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无论是对新的生命形式的融入，还是对传统自我与灵魂的坚守，这些探索都体现了人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自我认识的执着追求。

后人类电影不仅是对未来的想象与预言，更通过对技术与人性冲突的描绘，深刻审视了当下人类自我认知的危机和社会发展的走向。通过这些影片，我们得以重新思考人类的本质和未来的可能性，为更好地应对技术与人性的冲突提供了有价值的哲学启示。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