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方志编纂源远流长，起源于两汉之地记，隋唐发展为图经，宋代方志体例趋于定型，明清方志编纂达到鼎盛时期。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全国现存清代方志总共5701种，占全国存世方志的七成，这与清统治者重视支持方志编纂工作密切相关，清朝统治者之所以重视纂修志书，原因有三，一是有助于清朝统治者全面了解一个地区的情况，巩固清初时未稳政权。二是通过邀聘修志来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减少其反满情绪。三是通过修志来“粉饰太平”，正如鲁铨在嘉庆《志》告示中提及“彰本朝亿万载车书之盛”。

康熙二十二年(1683)，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设局纂修通志，并限期完成，遵照《河南通志》体例。康熙二十九年(1690)，订出凡例二十三条，对修志内容的繁简取舍、采访调查、追本溯源均作出详尽阐述。雍正七年(1729)，因《一统志》久未能成书，“乃命全国重修通志，严谕促修，上诸史馆，以备一统志之采择” [5] 。乾隆八年(1743)，《一统志》方编成。至乾嘉时期，为重修《一统志》，亦诏令全国各地编纂志书。康、乾、嘉三代为纂修《大清一统志》下发的诏令及各省发修志檄文，促进了各地普遍开展修志，乾嘉时期甚至形成全国编纂方志的高潮。现存清代三部《宁国府志》都修纂于该时期，此外，这一时间修成的宁国地方志还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袁朝选修《宣城县志》；乾隆四年(1739)吴飞九修《宣城县志》；嘉庆十三年(1808)陈受培修《宣城县志》；乾隆十八年(1753)郑相如纂《泾县志》；乾隆二十年(1755)王廷栋修《泾县志》；嘉庆十一年(1806)洪亮吉纂《泾县志》；康熙四年(1665)陈恭修《太平县志》；乾隆二十一年(1756)彭居仁修《太平县志》；嘉庆十四年(1809)曹梦鹤修《太平县志》；乾隆十九年(1754)李瑾修《旌德县志》；嘉庆十三年陈炳德修《旌德县志》；嘉庆十三年(1808)徐心田修《南陵县志》。

清代社会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为清代方志编纂提供重要的现实基础。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清朝统治者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促进人口的增长，通过实行“更名田”制度，将明朝遗留的官田改为民田，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雍正时期推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办法，使无地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再负担丁银，从而使广大农民从封建赋役制度直接束缚中摆脱，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此外兴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开放海禁等措施，使清代在道光以前社会安定，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利于人民休养生息，最直观的反映是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出现人口发展的高峰，由“乾隆六年(1741)一亿四千多万人口增长到道光三十年(1850)四亿一千多万人口” [6] 。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是开展编纂方志工作的现实条件，根据《中国方志联合目录》载，清代宁国府现存的三部府志均是在康乾嘉时期纂修完成，宁国府所辖六县中宣城、宁国、太平三县在清康熙时期纂修本县县志，宣城、泾、太平、旌德四县在清乾隆时期纂修本县县志，宣城、泾、南陵、太平四县在清嘉庆时期均纂修本县县志，综上所述，宁国一府六县在康乾嘉时期都至少修志一次。但随着咸丰元年(1851)“咸同兵燹”爆发，而“皖省襟带江淮”，安徽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咸同兵燹的“重灾区”，多方长期的军事对立与拉锯战争，近乎所有府、州、县都遭到战火洗礼，从客观上打破社会稳定，给安徽的基础设施、人口及经济带来较大冲击，广大“小农非死即徙，十之七八，凋敝情形，不堪言状” [7] 。长年战争及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安徽经济衰退，激起民众不满和反抗，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统治者自然无心顾及方志编纂，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咸丰一朝安徽未修一部志书。

总体而言，清代康雍乾嘉四朝社会环境较为稳定，经济繁荣，生产逐步恢复，富者丰衣足食，贫者能较易解决温饱问题，康雍乾嘉时期处于“盛世”阶段，为宁国府地方志编纂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物质基础。

地方志的编纂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方面，加之清朝统治者的倡导，康乾嘉时期各级地方官吏对修志工作非常重视。通常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领导地方志编纂，其负责协调人员组成修志机构并开展修志工作 [8] 。他们认为方志为其从政的需要，可以帮助地方官了解当地的建置沿革、士习民风、人口物产、农田水利等各方面，因此，“入境先借图经、县志者，实知县之左券也” [9] ，故修志是为官一方的重要职责。

地方官员编纂方志除了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发挥主导作用外，儒学教官亦是主要的参与者，府儒学教授，州儒学学正，县儒学教谕，及各级儒学训导普遍参与地方志修志活动。对比清代现存康熙、乾隆、嘉庆《志》中《纂修姓氏》记载，康熙《志》载参与编纂志书的现任儒学教官2人，乾隆《志》记载则增加到13人，嘉庆《志》最多达到17人，可以说乾嘉时期宁国府及下辖六县儒学教官都或多或少参与当时《宁国府志》的分校、采辑工作，宁国府训导沈沾霖还纂修嘉庆《志》食货志、武备志。

此外志书的纂修还需要地方精英学者的支持，梁启超认为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矣，这主要是因为乾隆后许多学者重视修志，且在清朝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既不能私家修史，又不能描绘现实，这些学者只能将自己的才学应用于纂修方志，纷纷实际参与志书的纂修工作，他们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出他们之手的志都有各自的特点，使得乾嘉时期志书的编纂体例、内容详略、纂修方法、史料筛选越发严谨和规范。如洪亮吉、章学诚等都应邀受聘参与志书编纂工作，章学诚主张“志属信史”，将方志囊括到史学范畴内，其主纂《湖北通志》《永清县志》《和州志》《亳州志》四部志书，参与编纂则多达十一部。洪亮吉在舆地学研究成就卓越，其不单开创边疆史地研究先例，还将舆地学思想与方志编纂相结合，主张地方志就是舆地之书。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其纂修了如嘉庆《泾县志》《宁国府志》等多部质量较高的方志，无不做到博考分疏、精到详尽，使方志成为地方的信使。章洪二人分别是乾嘉时期修志流派中文献派(历史派)与考据派(地理派)的代表人物。而嘉庆《宁国府志》耗时两年成书，需要分门编纂，做到考古证今、采访多多益善，大量的工作依赖众人的同心协力。同时地方名族、富商也为修志踊跃捐输，提供财物上的帮助。嘉庆《志》告示中提到“六邑官绅共襄善举，靡不殷勤商榷，踊跃捐输。所赖同心协力，得以考古证今。”因此，地方精英学者的支持对方志编纂具有重要帮助。

监修是负责监督和管理编纂志书工作。康熙十二年(1673)祖植桐修，赵昶等纂《朝城县志》对监修者的工作职责作出规定，“凡志草成，或事体有未宜，字句有未安者，须不避嫌忌，从公指正，无得简默于前以贻后咎。” [10] 监修者作为管理者，需要及时指正处理编纂志书中出现的方方面面问题，故监修者通常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担任。下面将嘉庆《志》监修者情况简介如下：

鲁铨，字选堂，号子山，江苏丹徒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嘉庆八年(1803)知河南西华县，因镇压白莲教起义有功，同年擢守宁国知府，后历任直隶广平知府、保定知府、清河道等职。十一年(1806)二月聘修《宁国府志》，设志局于城北戚氏故居，次年十一月该书告成。十八年(1813)调往都中镇压白莲教起义。不久加布政司衔，代行直隶布政使职，统办全省军务。在府县做官时积极修辑方志，荒年放赈济民，有诗三首收入《京江耆旧集》，书法仿王文治 [11] 。嘉庆《宁国府志·营建志·坛庙》载嘉庆十年(1805)知府鲁铨倡修北楼，并修仪门、大门、宝厘坊，十一年(1806)倡捐重修七贤祠，为祀谢眺、李白、韩愈、晏殊、范仲淹、张慎言、姜埰七贤。

觉罗长庆，满洲正蓝旗人，官学生。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二十四日署苏州府管粮同知 [12] ，专责漕粮的监兑事务，管粮同知道光二十三年(1847)裁。乾隆五十五年(1790)署淮安知府 [13] 。《营建志·官署》载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署知府觉罗长庆复修北楼。

温宪，山东德州人，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举人，官至知府 [14] 。

钟英，满洲镶黄旗人，号秀岩，生员，嘉庆十三年(1808)由恩荫工部员外出任宁国知府。

英福，满洲镶黄旗人，荫生，嘉庆十二年(1807)任凤阳南平同知，十三年(1808)改为凤颍捕盗同知，驻南平 [15] 。

张栋，山东蓬莱县人，号寿泉子，乾隆五十七年贡生，先任国子监典籍，嘉庆十三年(1808)任宁国府通判署庐州同知，工笔书法，至老不倦 [16] 。

鲁世延，江西新城县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科副贡，分发河工通判 [17] 。

协修是协助主修组织各项编纂志书工作的助手，主要承担策划和编撰的任务，通常协修由主修同僚或僚属担任。下面将嘉庆《志》协修者情况简介如下：

吕占建，山东德州人，字宁侯，乾隆三十三年(1768)戊子科举人，官五河知县，泗州知州。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英山县知县 [18] ，嘉庆八年(1803)知宁国县，十年调署宣城卒。

陈受培，湖北江夏县人，廪贡，乾隆四十八年署江陵县学教谕 [19] ，负责管理县学的教务、教授学业、文庙祭祀、选拔人才、评定品行等工作，嘉庆三年(1798)任芜湖县县丞 [20] ，九年(1802)贵池县丞升任宣城知县，十一年(1804)在任时修《宣城县志》三十二卷。

董梁，江苏赣榆县人，嘉庆辛酉拔贡，道光五年(1825)任赣州知府署同知，六年(1826)七月任瑞州知府 [21] ，十九年(1839)任辽州知州，二十年(1840)由辽州调任忻州知州，当官廉介，请讬不行 [22] 。

严克任，字伊仲，号半愚，湖南华容县人，乾隆庚寅恩科举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任宁国知县，四十八年(1783)任霍山知县，五十一年(1786)任庐江知县，五十七年(1792)知英山县，六十年(1795)任宣城知县，嘉庆六年(1801)引疾去，十二年(1807)署黟县知县三月至九月，十四年(1809)复任宣城知县。著有《重建龙滩胜果寺后殿记》《重修宣城县学碑》。

徐心田，字慎之，江西奉新县人，嘉庆辛酉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八年(1803)改安徽南陵知县 [23] 。十二年(1807)他在任时主修《南陵县志》，次年成书并作序，民国《南陵县志·职官·名宦》里对徐心田重修方志有“重修邑乘，厥功甚伟”的评价。嘉庆《宁国府志·营建志·官署》载嘉庆九年(1804)堂西楹栋复圮，南陵知县徐心田修葺。

李德淦，号梅岩，直隶延庆州人，乾隆乙卯(1795)进士。嘉庆九年知泾县，二十二年(1817)任品端学富士论称之 [24] 。其知泾县期间宁国知府鲁铨欲修《宁国府志》令各县修志，便延请洪亮吉纂修，十一年(1806)十一月，历时一年有余，修成这部名志，李德淦为之作序。后因事诖误，左迁江西新淦县丞，年老不赴，改选庆云教谕。致仕归。

于联森，字襭霞，金坛县人。乾隆五十三年季惇大榜，历任安徽繁昌、青阳、泾县知县。

徐正琳，湖南沅江县人，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拔贡，二十年(1815)十一月任安徽黟县知县。

苏景眉，广东顺德人，庚子科举人。嘉庆二年(1797)委署婺源知县 [25] 。

丁健，字亦纯，河南永城县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科举人，任安徽望江县知县 [26] 。

陈炳德，字伯谦，号吉甫，江阴县人，乾隆丁酉拔贡。乾隆五十九年(1794)任丰县儒学教谕 [27] ，嘉庆十年(1805)六月由奉县教谕卓异题升任旌德知县，知旌德期间主持修纂《旌德县志》，十三年(1808)成书并作序，序中提及重修旌德志的缘由“前人之简卒不自觉，其繁而寡当也。自乾隆甲戌以迄今已五十四年矣，山川星野之淆列本无迁移，而学校田赋之经制时有损。” [28] 嘉庆《旌德县志·建置·坛庙》载十一年(1806)陈炳德重建后房，谯楼，申明亭，卒年七十六。

王聚奎，山西曲沃县人，监生。嘉庆十二年(1807)三月署旌德知县，试用知县。

曹梦鹤，字剑津，号琴轩，江西湖口县人，乾隆六十年乙卯科进士。嘉庆七年(1802)知太平县，在任时修《太平县志》十三卷并作序，十三年(1808)知宣城，单骑擒匪，境内肃然，四校乡闱，时称得士 [29] 。同治《湖口县志》卷八《人物志·宦业》记录曹梦鹤在任安徽太平令八年期间的主要政绩及为官清廉，在同治《九江府志》卷三十三《宦业·湖口续编》亦有相同记载。著有《崔守遗堂记》《新建有成桥碑记》。

方志编纂者的素质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关键。《朝城县志》中的《修志约言》同样对纂修者职责作出要求，“操笔行文、随事立则，须秉公虚，和衷相济，其体例之当否，议论之公私皆当详慎，务慊舆情。” [10] 作为地方志中起主要作用的编辑人，除了地方官亲自担任主纂人外，还经常聘请有学问的官员或本地饱学之士担任主纂人，如嘉庆《志》纂修洪亮吉、凌廷堪，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地方志质量和编纂水准。下面将嘉庆《志》纂修者情况简介如下：

洪亮吉，字稚存、君直，号北江，又号更生居士，阳湖县人。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九月三日。三十四年(1769)五月应童子试，补阳湖县学附生 [30] 。三十六年(1771)未匝月，与朱筠相见入其幕府，与邵晋涵、王念孙、章学诚等交，始从经学研究。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五十七年(1792)奉任贵州学政之命，嘉庆元年(1796)七月充咸安宫官学总裁，四年(1799)四月派充实录馆纂修官，后因直言忤上，远戍伊犁，五年(1800)特旨赦回，此后寄情山水之间，广览博识。洪氏在经史、训诂、地理学方面造诣颇深，诗与黄景仁并称“洪黄”，经学与孙星衍并称“孙洪”，特别是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研究成就显著，著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等，还是清乾嘉时期方志学中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参与编纂过地方志九部，仅安徽地区就有《泾县志》《宁国府志》两部，十年(1805)三月初二十六日前后，应泾县县令李德淦聘，于萧公祠主修县志，与赵良澍、赵绍祖、左煊等，订定志例。十一年(1806)二月初十日前后抵宣城，受宁国鲁太守铨聘修《宁国府志》，负责纂修嘉庆《志》疆域表、舆地志。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初十二日。

凌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县人。清代经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文学家、音律学家。乾隆六十年(1795)任宁国府儒学教授，负责纂修嘉庆《志》沿革表，沿革表即嘉庆《志》开篇第一卷，凌廷堪对于宁国的地理沿革记载详实，从唐虞夏至清朝，分为其所属较大地理区域州部和实际管辖区域郡国，所参考资料包括《禹贡》《周礼·职方氏》《舆地广记》《太平寰宇记》等古代地理著作，《尔雅》等古代词典，《元和郡县志》《江南通志》《江宁府志》等地方志书及正史地理志部分等诸多重要的经典文献。除了州郡外，对于宁国府所辖六县的地理沿革也进行了考订，另附有大事、祥异、封建、公主等内容，这是他编纂方志的一个显著特点。

沈沾霖，字湘葵，一字葆真，震泽县人，乾隆癸卯举人，嘉庆三年(1798)任宁国府训导，官安徽宁国府训导二十年，移疾归，晚岁专心学书。负责纂修嘉庆《志》食货志、武备志。嘉庆《宁国府志·学校志·庙学上》载训导沈沾霖捐俸新修训导署，内外完整。著有《爱静词》，所辑有《限期集览》《刺字便览》等。

葛莹，字宝光，芜湖县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署事旌德县教谕，五十三年(1788)戊申科举人 [31] ，五十五年(1790)任兴化县训导候选知县，倡结沧浪诗社 [32] 。负责纂修嘉庆《志》选举表、营建志、部分人物志。

施晋，字进之，一字锡蕃，号雪帆，无锡县人。性高旷，好游山水，终生未仕，以游幕为生。工诗文，取法于杜，著有《一枝轩稿》八卷。负责纂修嘉庆《志》职官表、艺文志、杂志、部分人物志。

嘉庆《宁国府志》反映局部地域地理情况，其载有大量地图，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宁国府境全图》先有历史上秦鄣郡、汉丹阳郡、晋宣城郡、隋宣城郡、唐宣州、宋宁国府、元宁国路、明宁国府县图，后有宁国府官署、学校图，再后为宁国府下辖六县县图及山川图，最后为宁国府境内代表性景观图，共有图50幅。所有地图上北下南，印刷清晰，较容易辨别图中地名文字。地图以文字或图例来表明不同图像，如双曲线表示河流，河流中四边形则代表桥梁，并用文字说明。圆形表示各县县城。矩形一般表示建筑物，并在图形中用文字标注建筑物名称。简易山水画描绘山脉和河流走势。故嘉庆《宁国府志》保留大量地图，是了解宁国府历史建置沿革、地理、营建、景观等的重要史料，具有历史地理方面的史料价值。

嘉庆《宁国府志》关于经济方面的史料，主要记载于卷十六至十八《食货志》中，记载宁国府户口丁额田赋、物产漕运等内容，其中尤以户口、物产详细记载。

土地之物产是生民生存的基础，府志对“蔬之品”记载有姜、仙韭、笋、珍珠菜、芦菔、香菌等三十八种。对“药之品”记载甚为详细，有灵芝、木瓜、黄连、朱砂、石菖蒲、茯苓、芍药、薄荷等六十四种之多。对“杂植之属”记载有茶、烟草、棉花、石耳、葛等十六种。其中特别提到“宁国鸦山茶”，并附有宋梅尧臣诗：“昔观唐人诗，茶韵鸦山嘉。鸦衔茶子生，遂同山名鸦。重以初枪旗，采之穿烟霞。江南虽盛产，处处无此茶。”反映出宁国鸦山茶珍贵稀少和茶名的来历，在江南仅有宁国府地区有此茶，且采摘过程较为困难。以上这些物产的记录，有助于掌握宁国府地区物产资源的概貌，进一步弄清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情况。

宣城地区山川秀丽，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李白、韩愈、白居易都曾在此寓居。通过府志有利于了解宁国府地区的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府志在卷十二《舆地志·古迹》中对于“三天洞”载洞三窍，皆见天流澌，昼夜不绝。在稽亭山，洞有名龛，隋扶风禅师安禅之地。流泉涓涓，溉山下田千余亩。又有风穴，深不可测，旧经云，穴水直通禹穴及湘潭。介绍三天洞的历史文化背景为著名的扶风禅师的安禅之地，可让游客感受到三天洞景观的巧夺天工和悠久的历史底蕴。这些记载可以为宁国府地区旅游资源的整合和开发提供依据，为地方旅游事业提供丰富的文化内涵。

嘉庆《宁国府志》在体例上则采取纲目体，以大事类为纲，小事类为目，全志分4表8志，共12纲63目，各细目中按时间顺序先后、行政区划高低(先府后县)逐条排序，63细目使分类更加精细，做到纲有统领，目有所归，更好反映出纲目间统属关系。既具有平目体层次清晰的特点，在结构上又更加严谨，避免骈列名目的情况。综上所述，其编纂结构设置合理，对于后世新修志书在门类设置、结构安排上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