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中庸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分裂成多个小国，战乱频繁，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因此，对于如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孔子有着深刻的思考。他提出中庸思想，来强调适度、平和、均衡，为实现社会和个体的和谐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来引导人们解决对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等问题，他试图通过弘扬古代圣贤的伦理理念，倡导中庸之道，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进而引导整个社会的发展。

“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这句话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弟子颜回接着说：“其至矣乎！”这里的“中庸”被用来描述一种道德的境界或品质。在这个语境中，中庸指的是一种恰到好处、平衡而不偏激的道德德行，他认为，天命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而人道则是人类在天命下要遵循的道路，中庸之道就是在天命下追求人道，实现合乎道德和伦理的生活 [1] 。

中庸思想不仅强调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的情操中，在政治层面也有体现。孔子认为，君子治理国家应当守中行道，追求政治上的适度。政治决策要有度，不偏袒一方，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公正。中庸思想也涉及到个体的学问修养。孔子主张学问要有恰到好处的进取心，不可过于急躁，也不能过于安逸。在修养上追求中庸，既要有进取的精神，又要保持冷静的态度。综合而言，孔子的中庸思想融汇在儒家思想的伦理理念中，强调适度、平和、和谐的原则，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和和谐。这一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伦理学理论中，特别是在《尼各马可伦伦》(Nicomachean Ethics)中。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像孔子那样使用“中庸”一词，但他强调了适度和平衡的观念，这与其中庸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他的中道思想之前，他首先提出了“居间者”的概念，他指出“居间者”的意思也就是在一个事情或者事物中，去掉一头一尾，或者说可以比喻为去掉一个最大值或者最小值，进而取一个中间值，也就是中间的部分 [1] 。在“居间者”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引进了适中适度的原则，亚里士多德用“适度”的概念主要应用在他的伦理学思想中，他把适度比作一种美德，他认为，过度和不足都是不好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算作一种恶，亚里士多德认为：“凡行为共有三种倾向；其中有两种是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就是德性，也就是适中、适度。”也就是要遵循中道，三者之间相对立。其中两种恶是两种极端 [2] 。他指出在生活中，当人们处理某件事情的时候，采用过激的或者无所作为的做法都是不好的，只有采用一种不偏不倚的，平衡与适度的行为才是一种有美德的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是指在行为和情感上避免极端，而是追求适度和平衡 [3] 。他认为，德行的最佳状态是位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一个中间点，这个中间点被称为“黄金中庸”。例如，勇气是一种德行，过度的勇气是鲁莽，不足的勇气是怯懦，而黄金中庸则是适度的勇气。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将中道分为绝对中道和相对中道：

绝对中道通常指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的一个完全的平衡状态。这个概念在一些哲学和宗教传统中出现，追求绝对的中庸和平衡，而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极端。这可能因文化、社会、历史等因素而有所变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道”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调整的。亚里士多德也将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理性精神，在他看来，人们选择中庸之道的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人们对中庸之道界限的把握实际上是受到了情感因素的制约，并且践行中庸之道绝非易事 [4] 。他认为，这种难度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处于两个极端的事物进行判断时较为复杂，这与人类的天性有关。容易获得或发生的事情往往偏离中庸之道，实际上，要在所有时间和场合都坚持中庸之道几乎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存在诸多主观和客观的限制，使得这一目标难以达成。因此，在实践中追求中庸之道时，理性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情感的流露并非总是不当，但它们往往难以达到中庸的要求，甚至有可能与美德的基本准则产生矛盾。

1. 对于“中”有相同的定义。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对于“中”的概念的定义上，他们都强调了其平衡和适度的重要性。孔子的“中”代表着平衡和适度，不偏不倚。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也强调了在各个方面都不过分偏向极端，而是追求适度和平衡。他们都同样指出人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避免极端：孔子的“中”指的是避免过于偏向某一方向，保持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也警告人们不要陷入过度或不足的极端，而是在合适的中间找到最佳路径。

2.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将“中”的理念看作是评判和衡量道德的标准。在孔子的思想中，“中”与德行、道德的平衡有关。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中庸的生活方式与道德德行密切相关，强调人们要有良好品德的培养。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主张德行的平衡，避免过度或不足。孔子强调君子应当保持恭敬而安静的态度，不过分放纵或过于拘谨。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德行应当追求中庸，而不是过分放纵或过于严苛。可以看出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中庸之道”涉及德行和美德的培养。孔子的“中庸”强调君子的德行，更是将“中庸之道”看作是君子应该所必须具备的一种高尚的品德，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也关注人的品德和道德的发展，将中道观看作是评判善恶的标准。

3.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中庸之道”在人的理性之中的体现。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人类具有理性，是一种有理性的高级动物，而理性的发挥也需要遵循“中庸之道”。在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在人们思考、行为和决策的过程中，应当避免极端的情绪或冲动，而应该追求理性和平衡。告诉人们不要冲动意气行事，不要受自身情绪的影响，而应该用自己的理性去寻找到一个平衡点，选取一个最佳值，从而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理性在伦理决策中的重要性。通过理性思考和决策，人们能够找到“中庸之道”并避免极端的行为。

1. 在政治应用上的主张不同。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出将“中”的思想应用到国家的政治领域。纵观孔子的整个“内圣外王”学的治国理念的主张中，孔子主要是主张将儒家的“仁爱”的思想应用到治理国家中，也就是将“德”和“礼”的思想注入到治国政治中。“另外，他也强调，君主应该以仁爱的态度对待臣民，而臣民则应该忠诚于君主。中庸思想在孔子看来也表现为避免过分集权或过分分权的政治体制，提倡追求一种中庸而稳健的政治治理。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他也主张把中庸的思想拓展到政治实践领域。他提出：“为政应取中庸”，主张凡事遵循正义原则 [6]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中庸政体，认为最好的政体是混合政体，即各种政体的结合，以避免单一政体的弊端。他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中庸的政治组织。另外，他还强调，“黄金中庸”，即避免过度富裕或过度贫穷的极端。他认为，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取决于财富的适度分配。

孔子的中庸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道德修养和内在和谐的重要性。在政治上，中庸思想促使中国历代统治者注重道德教化和以德治国，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风貌。此外，中庸思想还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推动了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律思想的发展，为西方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原则。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促使西方社会注重法治和公正的重要性，推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在法律上，他强调法律应该体现公正和中道的原则，这一观点促使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对法治与公正的强烈认同感，为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可以看出，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倡将“中”的思想引入到国家的统治中，但孔子更强调“仁爱”和“礼制”，体现了他主张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关注人本身的发展，这一思想可以说适用于任何时期，也符合当代世界发展，具有实时性。而亚里士多德更主张在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中，使用共和制，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表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具有一定时代局限性。

2. 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在其实践中的目的不一样。孔子的中庸思想目的可以是寻求社会的稳定，这与当时孔子的时代背景有重要的联系，春秋时期是中国政治高度分裂的时期，各个国家在地方上相互争霸。这导致了诸侯间的频繁战争和政治动荡。另外，春秋时期的社会出现了一些道德和伦理上的危机，再加上崇尚礼制和音乐。礼乐在当时被视为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重要元素。因此，孔子试图通过弘扬儒家思想来恢复社会的秩序和伦理道德。从而他试图通过“中庸”思想的传播，在促进社会伦理秩序恢复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儒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利用中庸，从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达到万事万物都和谐的最高境界。

所以，中庸思想倡导的国家的治理应当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即通过提升统治者和民众的道德水平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一理念鼓励统治者以身作则，树立道德典范，通过自身的德行来影响和教化人民，形成全社会崇尚道德、遵守道德规范的良好风尚。同时，它也倡导民众自我修养，追求内心的平和与善良，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高尚的道德品质。

中庸思想认为，礼仪规范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礼仪制度，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和和谐稳定。在古代中国，礼仪制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宫廷礼仪到民间习俗，无不体现出对礼仪规范的重视。这种以礼治国的方式，不仅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也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

而如果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进行一个仔细的审查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中道”思想是在追求幸福和至善的理论背景中提出和实现的。从他在政治领域的主张中，就可以看出，他十分强调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公正，他认为，包括“中道观”思想在内的一切社会理论主张都是手段，而引导人们去实现人类自身的幸福才是真正的终极目的。认为“美德乃是中庸之道”，“德性就是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7]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的中庸是实现幸福的重要因素。他还列举了各种品质和美德的中庸，例如勇敢的中庸在胆小和鲁莽之间，宽容的中庸在宽容和狭隘之间。通过这些中庸的品质，人们可以达到道德上的中级幸福。他的这一观点也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法律应当是社会公正的化身，通过制定和执行中道原则来平衡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这一观点促使西方法律体系在追求公正的过程中不断寻求最佳平衡点，既避免了过于严苛的法律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又防止了法律过于宽松而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在司法实践中，中道观引导法官在判决案件时保持公正无私、权衡利弊，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