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感知运动阶段的儿童其智力尚不完整，仍处于有待发展阶段。儿童的世界观中只有自我，对于外部世界产生的认知观念主要依赖于自身活动形成的结果进而判断，这一阶段的认知图示主要依赖于通过遗传所获得的图示。

出生后的起始阶段，婴儿并没有对主客体存在一定区分的概念，只能简单地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事情皆与自己相关，并将自身与发生的动作等同于现象发生的原因，这时，婴儿的世界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中心主义。随着时间后延，在18个月后婴儿世界观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将自己当作世界中客体的一部分，意识逐渐产生主客体之间的区别。这一时期出现的认识图示水平处于初级化，但正是由于这一早期图示的存在为日后出现永久的关于主客体概念、空间和时间概念等的形成奠定一定基础。

在学术领域，20世纪初的学者达成共识：语言形成前，儿童已展现智慧潜能 [3] 。这一观点基于对儿童心理发展的深入洞察，强调智慧发展独立于语言，根植于儿童认知结构与潜能中，为认知科学与儿童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由于象征性功能尚未出现，当婴儿看见一个人或事物时，能对这个人或事物具有表象，而随着这个人或事物离开婴儿的视野，这种具有表象也会消失。

儿童认知能力会逐渐提高，主体开始意识到除自身之外的外在事物的存在及重要性，且这一存在并不会因为主体发生改变。

皮亚杰将2~7岁前运算阶段又划分为两个部分：2~4岁前概念期和4~7岁直觉期。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不具有逻辑思维方式的认识图示，因此将这一阶段称为前运算阶段。儿童身体协调运动仍然持续发展，在前运算阶段中关于新图式的建构和知识成果积累方面感觉–运动图示的基础地位具有突出作用。这一阶段的图示皮亚杰称之为符号图示。

感知运动阶段后期，婴儿可以将自己的活动自我转化成心里符号，用某个事物代表另一种事物，将所见所闻用某种心理符号来代表。进入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心理符号的数量会大大增加，特别是语言的表征作用，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儿童词汇量的迅速增加。比如，儿童初见狼误认为狗，因两者外观上相似，且“狗”的心理符号与之匹配。皮亚杰指出，从感知–运动到前运算的过渡，依赖于同化后缓慢费力的分化过程，实现认知重构 [4] 。

具体运算阶段存在于7~11岁，其余形式运算阶段的图式都称为运算图示。具体运算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守恒观念的出现，该观念在此阶段大范围、广泛化地建立使儿童能够通过对已获得的信息整理从而更加条理性地认识世界。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显著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上：首先，它涉及从低级结构向高级结构的抽象化跃迁，这一过程要求个体能够超越具体实例，提炼出更为概括和复杂的概念框架；其次，这一转变伴随着系统整合性的增强，具体表现为在具体运算阶段之前，原本零散、未加协调的认知组件被有序地组织、重构，进而形成一个内在一致、自我闭合的整体系统；最后，整体系统的协调与优化是通过顺应机制实现的，当顺应过程促使系统内部达到新的平衡状态，形成自我闭合系统时，这一新系统不仅在结构上与旧系统截然不同，更在功能上展现出更高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体现了认知发展的深刻变革 [5] 。

这一阶段的儿童有时会表现出自我中心的行为和想法，但能够清楚地明确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存在差异的地方，同时能体会到有生命的物体存在的特征，清楚地区分物体有无生命。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建立因果图示，这一图示的建立与儿童以自我为中心观念的消退和守恒观念的产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果图示在儿童从少年期发展到青春期之后仍持续运行。在关系推理方面，儿童表现出能够更好地理解数量和逻辑的推理。

去中心化和守恒观念的增加能够使儿童对真相和现象更好地区别开来，找出错误的现象，能够从多方面出发来解决问题。儿童也能对同一现象的不同阶段进行对比从而反推回去。

比较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其相同点在于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推理都需要通过熟悉的、具体的事物分析进而得到推理 [6] 。不同点在于，第二阶段的儿童对于传递性不能明确地理解，而第三阶段的儿童其活动是在运算结构基础之上进行的，这表示第三阶段的儿童通过认识传递性和可逆性进而能够重新组织其推理。儿童能够理解事物关系的转换是在其内部进行的，且仅依赖于传递性和守恒性。但具体运算阶段的局限性存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一旦离开熟悉的具体事物，对于动作的结果儿童没有办法使设想成功；二，具体运算是由所有组成的步骤最后汇集在一起的结果并非按照一定的组合规则组成的。

儿童在11~13岁之间，由于命题的形式运算和在心理层面的操作观念的出现，儿童开始进入形式运算阶段。皮亚杰认为形式运算的标志是假设–演绎推理的出现，也是形式运算特点的其中之一。同时对问题解决方法逐渐生成系统化、实质内容与表现形式相对分离也是形式运算的特点。在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归纳推理能力能够进一步得到提升 [7] 。

处于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能够通过观察的结果进而建立假设想法，随着假设的生成能够进一步制定实验步骤，进行系统地检测起初假设的正确性，从观察结果到提出假设、设计实验、证明假设这一过程正是科学家普遍适用的实验方式。此过程看似简易却是当前自然科学和逻辑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推理基础之一。这一能力的发展处于儿童发展较晚的阶段，部分成人可能尚不具备类似科学推理的能力，他们很难构建合理的假设或者解决问题方法的系统化。

发生认识论是跨学科的理论，超越传统范畴，整合多科学领域的认识论问题。它要求专家跨领域合作，共同解析认知过程及其与知识的关联。该理论不仅代表认识论新范式，还体现跨学科融合与创新趋势 [8] 。其学术性在于整合多元视角，逻辑性则在于对认知发展的系统分析与动态建模，共同构筑了其跨学科理论的坚实地位。发生认识论包含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的众多理论来源。

从哲学方面，主要来源于康德哲学。皮亚杰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对康德哲学所有问题的再次检验。皮亚杰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相关基础之上对其进行反思，后创造了发生认识论。这也是对于康德哲学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调整融合的继承发展。皮亚杰在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基础之上继而对经验主义相关内容进行合理吸收合并。这种吸收表现在：一方面皮亚杰高度重视经验主义所呈现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传统的经验主义继续采纳使用思辨的心理学方式转换到进而采用儿童心理学实验来实证研究的方式皮亚杰持批评的态度。

皮亚杰在康德的基础之上进而超越康德的地方在于：康德认为的最基础的概念或范畴被证明并非最基本的，并且皮亚杰否认了康德关于范畴是天生的观点。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或者范畴是我们认识并理解世界的基本架构，即人必须有一定的原始结构才能够将外部获得的经验转换到原始架构内部，这样的原始架构可以称为理解经验的东西。这一点皮亚杰与康德观点是一致的。不同点在于：一、康德认为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是这种最基本的概念最直观的感性的表现形式。皮亚杰认为：这种最基本的概念不是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而是由更加基本的概念与一系列的动作等相互协调组成的。二、康德认为范畴是自认出生就存在的完备的，直至人死亡即消失，一直不变，不存在出生、发展、成熟到衰亡的过程。皮亚杰认为：范畴是发展的，是建构的结果，建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以范畴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发生认识论从心理学理论相关来源中可知，其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儿童心理学。皮亚杰认为：研究儿童心理是研究认识发展的重要手段，于是皮亚杰也将儿童心理学归为发生认识论研究的方法论。

发生认识论从生物学的来源主要是后成论、系统论与重演论。皮亚杰十分推崇调和了拉马克主义与新达尔文主义的后成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也对系统论进行了吸收，系统论充分支持了皮亚杰所认为的认识结构发展的观点，在“平衡论”中可清晰表现出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也吸收了海克尔的重演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认识发展与科学发展相似的理论。

在认识论的问题研究方面，皮亚杰始终坚持采用实证方法而非逻辑研究，由此形成了认识论的重大特点。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如：关于考察时间概念、空间概念是否是最基础概念的实验。皮亚杰的研究方法论显著融合了逻辑–数学的严谨精神，他首先广泛而深入地收集心理学实验数据，随后采用精细的逻辑–数学分析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系统的分类与整理。在此过程中，他不只是避免了对数据的简单堆砌，而是巧妙地将逻辑与数学的专业术语内化于发生认识论的理论框架之中，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与意义。这些经过精心构建的理论概念，不仅严谨地描绘了认识发生与发展的复杂过程，还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学术性与可信度。通过这种方式，皮亚杰成功地在心理学与逻辑–数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展现了跨学科研究的深远影响与独特价值 [9] 。

皮亚杰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对康德哲学深刻议题的现代性重构与深度挖掘，他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并拓展了康德的问题框架，特别是在知识获取的先决条件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与解答 [10] 。这一过程不仅巩固了发生认识论作为现代哲学与心理学交叉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石，还为其构建了坚实的逻辑框架与理论体系。在心理学领域，皮亚杰展现了非凡的跨学科整合能力，他将精神分析术与临床精神病学的精髓融入研究之中，同时，通过近半个世纪不懈的观察与记录，对儿童行为进行了详尽而系统的分析 [11] 。这种长期且持续的努力，远非对儿童心理学领域的简单涉猎，而是他深思熟虑后选择的方法论实验，旨在通过这一“插曲”，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开辟新的道路。尤为重要的是，皮亚杰坚信儿童心理学研究是通往认识论核心议题的必由之路。他通过实证研究的严谨方法，结合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达，深入剖析了人类认识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这一研究路径不仅为儿童心理学领域带来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指导，更在哲学层面，为人类对自身认知能力的理解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证据。因此，皮亚杰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更在逻辑性与说服力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他通过对康德哲学的再检验、对儿童心理学的深入探索以及对认识论问题的独特见解，为现代哲学与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哲学方面，皮亚杰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创立了发生认识论和对认识论来源问题的解答。在研究方法上，皮亚杰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儿童行为这一事实为基础的观察之上，与逻辑主义学者不同，其不是建立在成人内省的基础之上的 [12] 。皮亚杰通过研究发现了儿童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成人并不相同，以此为起点，他发现了认识发生的基本过程。

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诞生及逐渐完善之后，国际对发生认识论的相关内容的研究有了新的趋向 [13] 。从总体上来说，研究思路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第一，通过实验研究对皮亚杰理论中的某些观点进行验证；第二，对于皮亚杰理论从另外的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该理论；第三，通过实验研究对新皮亚杰学派提出的理论进行验证。有些学者认同皮亚杰的理论并在其基础上对部分注重研究，有些学者则对皮亚杰理论中的细节问题质疑。总的来说，皮亚杰之后对于认识论的研究有四点共同特点：第一，充分肯定了皮亚杰理论中主要的思想观点。第二，用新的研究方法对皮亚杰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几乎没有重要理论方面的突破。第三，对皮亚杰理论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并未将二者结合起来全面地研究。第四，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对于研究进展有推动作用但对于整体实现突破进展具有限制性作用。

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理论的诞生，标志着心理学领域对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一次重大飞跃 [14] 。该理论一经问世，便立即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深入研究，他们通过系统的实验验证与理论分析，不仅巩固了皮亚杰理论的基础地位，还推动了其向更加成熟与完善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学术探索的浪潮中，日内瓦学派脱颖而出，发展出了新皮亚杰主义。新皮亚杰主义在继承皮亚杰理论精髓的同时，勇于突破传统框架的限制，对原有理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修缮与补充。他们强调，儿童在极为年幼的阶段便已展现出惊人的认识能力，这些能力在个体后天的经验积累与成长过程中不断得到磨砺与提升。为了进一步揭示儿童认知发展的内在机制，新皮亚杰主义还引入了信息加工理论，为皮亚杰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深度。另一方面，皮亚杰在儿童心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创新同样值得称道。他独辟蹊径地运用了精神分析方法，从多维度的互动关系中深入剖析儿童语言发展的奥秘 [15] 。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不仅丰富了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也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更为深远的是，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理论对教育实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促使教育工作者重新审视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倡导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学校开始关注儿童的个体差异与成长需求，设计更加符合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安排。这种教育理念的变革不仅促进了儿童的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也为教育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