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主体自我关系的构建同时发生并互为基础 [11] 。人们为何旅游？这一问题由现代主体的需求发出。在Mac Cannell和Urry的论述中，现代主体受困于Hegel的“主奴辩证法”，为现实需求和快乐需求所支配。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扩张，“需要”和“欲望”被不断增值的“自我实现”所取代，人们成为了“功绩主体”。

通过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阐述，韩炳哲认为功绩主体通过将曾经作为“他者”的奴隶主纳入到自身内部，完成了奴隶与奴隶主的合二为一。由此，奴隶主的形象虽然已经在现代社会中消亡。但现代“自由”的本质是对资本诡诈性的掩饰和伪装。在“一切皆有可能”、“自我实现”和“你要过得幸福”等新型的统治公式下，人们将功绩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进行自我强制。功绩主体奉行的是“能够”(Können)，而非限定在不可为或可为之上的“当为”(Sollen) [12] (p. 2)。现代人成为了自己的奴隶主，并在自我剥削的过程产生了对自由的感受。韩炳哲 [13] (p. 20)提醒道：在对这份虚幻自由的感受下，自我剥削比外在剥削更有效率。

新自由主义正是在这种肯定性的暴力中找到了完整意义上的“人”，并将这个人全部为我所用 [12] (p. 39)。如今，旅游越来越失去“否定性”，并成为“速度”和“功绩”的附庸。换而言之，旅游转化为了一种“肯定性”的实践，服务于加速的要求，服从于功绩的逻辑。因此，现代人通过投身旅游实践，逃离现代性的“压迫”已不再可能。因为无论逃到何处，奴隶主永远如影随形。神圣世界也就失去了效用。

面对功绩逻辑下的全面统治、持续剥削和无处可逃。有的学者主张重新确立神圣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的边界，为疲惫的现代主体提供庇护，其本质实为重建神圣世界。但Bauman [10] 认为功绩主体永远都无法得到真正满足他们需求的东西，而只能找到一些易碎且脆弱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暂时缓解了人们的痛苦。

功绩社会是一个“幸福强制”、“恐惧痛苦”的社会：人们对痛苦的忍受度迅速下降，对所有痛苦避之不及 [14] (p. 1)。在新自由主义的功绩逻辑中，痛苦被看作虚弱的现象，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因此，当痛苦的否定性袭来，人们以止痛药逃避身体之痛，以精神活性药物逃避心理之痛，以“点赞”逃避灵魂之痛，以约会软件和直播短视频逃避情感之痛。止痛药、精神活性药物的滥用 [15] - [17] 是现代性困境的医学表现，以点赞和直播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社交方式则通过反映现代人内心的空虚 [18] 揭示了现代性的文化困境——文化已然停滞。

韩炳哲认为，在持续不断的肯定性之中，由于无法直面痛苦，不仅神圣世界消失了，人们同样无法栖居在日常生活中，而进入到了一个“死”的世界。对于尼采大呼“上帝死了”，福柯大呼“上帝死了，人也死了”，韩炳哲应该会大呼“人死了，旅游也死了”。他提出一旦撤销神圣与世俗的边界或门槛，剩下的就只有平庸和日常，即苍白的工作时间 [19] (p. 100)。现代的信仰缺失，不仅针对上帝或彼岸，而且还包括现实本身 [13] (p. 30)。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现代性的“推力”并非由世俗世界指向神圣世界，而表现为对“苍白世界”或“死的世界”的无时无刻的逃避。把人们推向旅游的不是无聊的城市化生活，而是生活中的“隐隐作痛”。将旅游与其他逃避痛苦的现代性生活方式进行对比，能够发现其背后动机的一致性，如抵抗空虚、获得愉悦、追求刺激、自我展示等。然而，有别于直播短视频等，旅游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的要求又进一步将其与其他应对方式、技术手段区分开来。由此被一众学者寄予厚望，视之为摆脱现代性困境，从“加速”中挣脱的有效手段。那么，这种曾经属于神圣世界的休闲方式能否将人们从功绩逻辑或“死的世界”中拯救出来？

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复工焦虑综合症”、“开学焦虑综合症”都预示了通过节假日实现的“休闲”的失败。而“旅游疲劳综合症”则进一步表明现代人以旅游对抗现代性的无力。新自由主义不仅占领了完整意义上的人，同时也占领了完全意义上的时间。如今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工作时间。旅游只是减慢了工作时间，或者说旅游时间成为了“工作时间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另一种不同的时间 [19] (p. 99)”。因此游客的体验模式与日常生活的模式并无不同 [10] 。

在现代旅游实践中，由于功绩需要，人们可能会随时打开“数字开关”，并沿着“旅行空间–媒体空间–日常空间”的路径回归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20] 。如此一来，人们看似完成了“逃离”，但依然与日常生活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2023年兴起的“特种兵式旅游”是功绩逻辑另一表现。国内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这些“特种兵”们在旅游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包括享乐、成就、自我定向和刺激追寻等四个面向 [21] 。一方面，借助“高效率的打卡任务”实现的刺激追寻本质上与“休闲”的本质诉求相悖。如此一来，人们不仅在工作中是一台“永不停止的机器”，在旅游中也是如此——这些人忙忙碌碌，不知疲倦，带着“旅游疲劳综合症”回到日常生活中，就好似抱着手机在元宇宙的“游客”一样——只有到筋疲力尽的那一刻才会沉重地睡去。自我定向的目标则意味着各种决策与规划，服务于上述“打卡任务”，更进一步加速了旅游的节奏。

另一方面，“特种兵”们的享乐通过“展示”实现。对他们而言，享受美好的时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在享受美好时光 [6] (p. 76)。“特种兵”们的体验跨越了“物”与“我”的关系层面，而落点于“我”与“我的社交网络”情景下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建构 [22] 。这种享乐本质上就是一种成就：根据社会标准，展示个人能力与成功，实现自我肯定与认同 [21] 。由此，现代旅游成为了一种“自我管理”的行为。受到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将自己塑造成“合格的消费者”，并认为只有借助休闲和旅游上的展示，休闲生活的个人收益和汇报才是最真实可见的 [6] (p. 59)。

“特种兵式旅游”将功绩逻辑从日常生活世界延伸到了旅游世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体验着虚假的自由，通过自我实现，不断剥削自身。而在旅游中，人们依然延续这种剥削。此时的剥削不仅呈现为在旅游的过程中——打卡与展示，还呈现在旅游的目的上——人们继续体验着虚假的自由，并通过消费定义自身的成功，反过来肯定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功绩逻辑。由此，旅游已经不具备对“神圣”的体验，成为了功绩的附庸，并为新自由主义的平滑运转和现代主体的自我剥削而服务。

韩炳哲 [13] (p. 5)认为，在现代旅游中，代表“否定性”的他者被弱化为一种消费用语，陌生性让位给了异国情调，由此造成了旅游产品同质化问题的日益严重 [23] 。全然的数字化推动了旅游产品同质化进程的实现。其中，旅游攻略APP将旅游目的地包装成为了一个个透明且精致的商品。如此一来，游客在出行之前便能够控制和掌握全部的行程、体验。旅游实践也就变成了“打卡”——无论是自然景点、人文景观，还是体现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旅游体验都通过“打卡”实现。现代社会的旅游都是“打卡旅游”。

“打卡”的本质是“占有”和“展示”。同质化的旅游产品不仅消灭了游客面对陌生性时产生的对于他者和存在的震颤。并且随着差异的减少，游客对于旅途中对新鲜感的期待越来越低，而产生“有所得景点都千篇一律 [24] ”的感知。因此，游客体验研究和对旅游产品同质化问题的研究同时成为了旅游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旅游世界的神圣性已经消失殆尽，对于神圣世界的追求成为了一种幻觉和空想 [22] ，但现代主体对此满不在乎。旅游中的展示功能已经取代了上述需求。“看起来达成”和“让他人认为自己已经达成”取代了“真实达成” [6] (p. 76)。

同质化的旅游产品是苍白的，同质化意味着旅游“内部”的同化与一致。在现代旅游产品的自我生产中，这种苍白更进一步表现为对于绩效的屈从，即“外部”的同化。游客不仅通过“数字开关”持续不断地联结工作，提升功绩。旅游自身也逐渐成为了“休闲”的反面。2014年，《中国旅游报》刊登了以“研学旅行的春天来了”为题的文章。自此，研学旅游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韩炳哲提出“闲暇”与“工作”本质上是截然对立的。人们想要获得自由，必须依靠一种与生产无关的生存形式 [12] (p. 70)。由此，闲暇时间才可以作为高级行为时间将其所有者转变成另一种主体 [12] (p. 69)。因此，正如将“透明的信任”视为悖论一般，韩炳哲也一定会将纳入功绩逻辑的“研学旅游”视为另一种现代性的悖论。《工人日报》在2023年提出的问题：“团建活动不受一些职工待见，问题出在哪儿？”似乎与“旅游疲劳综合症”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功绩与休闲在本体上的矛盾。

韩炳哲 [13] (p. 5)认为，在现代旅游中，代表“否定性”的他者被弱化为一种消费用语，陌生性让位生产(Produktion)一词最初并不意味着制造或加工，而是展示、呈现某物 [13] (p. 39)。通过对词源学的分析，韩炳哲揭示了现代人在社交平台上自我展示的本质，那就是将自身降格为商品的自我生产。现代主体正是通过在旅游中将自身塑造为一个合格的消费者完成对功绩逻辑的回归与巩固。“特种兵式旅游”仅仅是功绩社会中旅游异化的一个突出表现，然而在旅游的过程中(或结束之后)证明自己享受到了美好的时光才是现代游客的核心需求。

现代旅游的追求由“休闲”转向了“表演”。Stephen [6] (p. 70)在对“作为表演的旅游业”的论述中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真实的体验不那么美好，游客依然会美化自身的旅游体验，并用于展示。国内学者对于旅游的动机研究也证明了这种“自我展示”的重要性 [25] 。人们在社交平台中展示的照片是“精修”和“失真”的。Susan Sontag [26] 在《论摄影》中提到：现代摄影的使命已经不再围绕着“真实”运转了，人们通过等待、捕捉、裁剪获得的是“反常的”，可遇不可求的“瞬间”的绽放。这些绽放的“瞬间”集中聚集在旅游攻略和游客展示中，将真实的旅游场景异化和扭曲。因此，当这些被美丽的照片所吸引的游客抵达目的地时，他们大多会失望。

韩炳哲 [12] (p. 87)认为摄像机创造的是一个极致的世界，摄像机前的它和人眼看到的它截然不同。在旅游中，摄影的本质是摄像头代替了眼睛。人与环境的交流便被阻隔。所以游客不是在“看”景色，而是在“看”手机屏幕上呈现的图像与照片。如此，游客对于旅游的回忆也被手机中数据所取代，对完整世界的叙述与感知让位于碎片化的信息与图像。

捕捉景色同时发生的是现代社会的“自拍成瘾”(Selfie-Sucht)。对此，韩炳哲 [19] (p. 61)指出：自拍成瘾源自自恋主体的自我静不下来的瞎忙，由于内心空虚，人们只能徒劳地生产自己……但是其结果一定是失败的，因为在自拍的过程中，只有空虚本身在自我复制。韩炳哲将这类人称为“跳跃的人”。“跳跃的人”是一个品牌，一个商品。对于他们而言，世界不再是他们所栖居之处，而成为了他们的背景板 [19] (p. 65)。这样一来，在自我展示的照片中，“苍白的我”和“苍白的景点”合二为一。

在旅游中，摄影的三个动机记录与证明、兴趣与发展、社会交往 [27] 只有通过展示才能够实现，并且在他人的“点赞”中抵达“完满”。当前，不仅摄影成为了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游客对于收获“点赞”的需求则更为突出。研究发现：朋友圈中的信息构成了游客旅游回忆的全部，现代游客成为快消社会图片生产和消费的主体，目的地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游客可以拍照并呈现在社交平台中 [28] 。

韩炳哲将“点赞”称为针对当下的止痛药 [14] (p. 4)。在以“点赞”为代表的社交平台设计中，现代人只会收到“赞”，而不会收到“踩”。由此，作为“否定性”的他者被排除在外，我们只能够遇见“同者”。国内研究已然揭示这种“点赞”的现代性文化表现会带来价值虚无、情感异化和意义弱化 [29] [30] 。这与韩炳哲的观点一致：“点赞”只是一种虚幻，在麻痹疼痛的同时只会导向更为深刻的空虚。“点赞”不仅指向他人对于美好体验的认可，其本质上遵循的是功绩逻辑。

“点赞”是将生活游戏化的一种体现，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旅游中，我们都通过他人的“点赞”满足自我的自恋需求。韩炳哲认为在将生活的方方面面游戏化的过程中，感性资本主义起到了激励的效果：让人们尽快成功，获得奖励，取得成活和收益。因此“跳跃的人”本质上是“情绪激昂的玩家”，这些玩家比理性形式或者只在机械工作的劳动者敬业得多 [12] (p. 67)。Rosa [31] (p. 228)同样描述了现代社会中了一类“游戏者”，并引用了“漂泊”这一概念来形容他们——“漂泊”即意味着“永恒的内在驱动”、“不稳定的生活体验”。二者呼应了韩炳哲对于现代性主体的论述，他们都是永不停歇的机器。

新自由主义将旅游和工作、休闲和生活同时纳入到功绩逻辑中，由此“苍白的世界”不仅碾碎了神圣世界，同时还碾碎了世俗世界。数字化创造了一种新的“神圣”，智能手机是“新教”的圣物，点赞即“阿门” [12] (p. 17)。在社交平台上，人们将自己降格为了一种商品。他们工作和旅游的全部目的是为了点赞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