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这一概念具有以下四种不同的使用含义。一是将福利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几乎等同于幸福、享受以及满足快乐等概念，认为是社会幸福总量的最大程度；二是以价值和资源为基础来解释福利，认为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获取一定的资源，可具体表现为来自国家、社会和市场上的现金收入、公共物品以及社会服务等；三是以人们的偏好和效用为基础的概念，强调满足欲望和行为上的选择来解释福利；四是直接把福利理解为人的一种可行能力 [3] 。本文中使用的福利概念更加倾向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结合，把福利当作是国家、社会组织以及家庭可以提供的资源和帮助，而这些可以满足女性生育方面的偏好和效用。

“生育”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具有双重意思：不仅仅是指女性生孩子这件事，还包括养育孩子这一更为重要的过程，包括对孩子的抚养、照顾、教育。因此，生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情，相比于“生”来说，“育”则是一个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漫长过程。

关于生育福利这一概念，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作出非常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大多数学者做相关研究时更多地用“生育保障”或“生育支持”来替代，认为这几个概念比较接近。如果从福利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生育福利则是指由国家、社会和市场作为供给主体来为女性、儿童及其所在的家庭单位提供福利资源以及一系列的服务和帮助的过程 [4] 。

非职业女性广泛意义上来说是指那些没有职业的女性或者是没有正规职业的女性，具体包括下岗职工、非正规单位职工、农村女性劳动者、家庭主妇、自由职业女性等。本文区分什么样的才算是非职业女性，将有没有企业为其承担缴纳五险一金作为考量标准之一，那些无业的育龄女性也被包含在内。

“福利多元主义”首次出现于1978年英国的《沃尔芬德的志愿组织的未来报告》中，是学界在对福利国家的危机反思中提出的，认为福利的来源是多元化的，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国家一方，个人、社会、家庭、市场以及志愿组织等都应该是福利供给的参与者。对比国外不同的福利类型国家的生育福利政策进行比较和归纳，对我国非常具有启示意义 [5] 。福利多元主义与当前我国发展社会福利的政策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处，国内学者也将其运用到多个研究领域，比如家庭教育、社会保险、养老服务等，并作出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因此，基于福利多元主义构建女性生育支持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非职业女性缺乏充分的生育福利政策保护，既不利于女性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人口增长、社会稳定及人民幸福感的提升

目前国内职业女性的生育困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学术界将目光聚焦于此提出更多的建议和解决办法，为职业女性的生育压力和福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多数学者认为现代女性基本都同时承担着工作和家庭中的两种角色，对于那些正处于育龄时期的职业女性来说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因此有了生育的后顾之忧，逐渐使趋势走向了低生育危机的困境。但非职业女性或者说非正规就业女性在我国整个劳动力市场中占据的比例也不可小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非正规就业以及自由职业者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而其中女性的就业非正规化态势更加明显。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亚洲国家超过50%的女性从事非正规职业或者是自由职业 [11] ，她们与那些正规的职业女性相比，受到较少的社会保障和生育福利政策关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数据表明非职业女性的生育福利水平远低于职业女性，例如将近80%的非职业女性不能够享受生育保险的福利、产假和孕期工资，农村女性群体更享受不到生育保险、儿童托育机构服务等在城镇内提供的服务。

2) 与职业女性相比，我国非职业女性只能通过参保来获取部分生育福利

生育福利是指国家对育龄产妇进行生育保护，包括从生产前后以及养育孩子到成年阶段的过程，我国制定的生育福利政策是指对女性生育的相关措施，主要有生育保险(生产医疗费、生育津贴、产检费、手术费、住院费等)、产假制度、就业保障和育儿福利等。

但我国现有的生育保险仅仅只能够针对职业女性服务，职业女性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单位，不论是在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中，大部分的职业女性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单位来缴纳五险，也就获得了生育保险的待遇。而对于非职业女性来说，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就算是参与了社会保险，但也只能参与其中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不能直接参与生育保险，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女性来说，可能也就无法直接享受生育保险带来的福利。我国的生育保险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生育医疗费，二是生育津贴，需要累计或者连续缴纳一定的社保年限才能够享有。而其中生育津贴占据最重要的比例，也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但这却是非职业女性所触及不到的部分。国家的育儿福利提倡大力发挥育儿机构的作用，但由于没有正规的制度约束、市场上的混杂，常常因为经济因素而让非职业女性望其项背，而产假制度与生育——就业福利对于非职业女性来说，因为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单位就更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了。

1) 非职业女性的生育福利被忽视

我国目前的生育福利政策对象具有针对性，非职业女性群体的生育福利被忽视。例如，一是当前中国农村妇女的生育福利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庞大农村人口基数的国家，因此就算是为了人口数量的提升也更应该关注农村妇女的生育问题。农村女性一方面承担着劳动者的角色，又担负着生育责任，受到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农村妇女在生育孩子方面有着积极性，但面临着现实因素生育又会减少家庭劳动力，育儿又是一个长期需要付出时间和财力的事情，因此会使她们的生育质量下降。目前，生育福利政策对我国农村妇女的覆盖率不高，福利待遇也没有城市女性好。总而言之，生育对于农村女性在经济上来说是一件只“出”不“进”，并且耗资巨大的事情。二是自由职业的女性，她们与正常职业女性一样承担着社会劳动与生育的义务，对于生育福利的需求也比较迫切，却没有受到生育福利的密切关注，这给低收入或者无业女性带来很大的生育压力和家庭压力。

2) 制度性保障不足

制度性因素对于非职业女性的参保水平和生育福利存在根本性的影响。当前关于非职业女性的生育福利所制定的政策还不是很多，因地区发展不同而异，存在碎片化现象，有的城市经济较为发达，福利力度较广、较大，对那些特殊群体的生育福利较为关注，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但整体来说其覆盖面还是过窄，很多群体还在生育福利边缘徘徊。政府对于非职业女性的生育福利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立法欠缺，仅仅作出了笼统的规定和描述，仍具有较大的缺点和不足。

3) 福利供给主体不明确

职业女性的生育福利主要来说是由政府规划制定政策和产假福利、社会组织提供咨询服务、企业帮助缴纳生育保险提供生育津贴以及其他的社会团体共同服务。而非职业女性目前仅有政府制定的部分政策福利、学术界提倡要加强关注，市场以及社会组织等其他的团体组织并没有投入较大的支持。

非职业女性在我国总体人数中占据着不小的比例，现在我国正处于“少子化”的困境，想要提高我国的生育率，本质上先要提高我国的生育意愿，其中女性的生育意愿尤为重要 [4] 。树立正确的观念，不管是职业女性还是非职业女性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是平等的，不应该厚此薄彼，理性对待非职业女性的生育福利政策，保护其各项应有的权利，积极应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切实提高非职业女性的生育福利。这不仅有利于提升非职业女性的生育观念，更能提高她们的幸福感，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在女性生产的福利上，最为重要的就是生育保险制定福利，为整个家庭迎接新生命减少了很多的经济负担。但同时这项福利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有待解决。例如针对特殊非职业女性育龄产妇状况，可以降低参与生育保险的年限标准，设计适合农村女性的生育保险费用缴纳制度、取消参保地点的限制以及增加适合非职业女性收入范围以内的保险险种福利。

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国家财政组织通过个体工作单位支付其生育保险的费用，对于非职业女性群体，尤其是那些没有任何生育保障的群体要积极实施生育保险津贴福利普惠政策，在政府能给出的合理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给予非职业女性在生育方面的福利。对市场上出现的生育险要进行规整，缴费年限标准根据地方政策不同要设置合理，价格不能过高，考虑到特殊群体家庭要给与一定的经济保障。

非职业女性虽然可以通过自己的丈夫的生育保险来降低医疗成本和开支，但并不能直接享受生育保险的福利。因此，为了保证孩子和女性的健康，政府可适当地增加几次免费的产检，并规定去正规的妇幼医院检查，积极承担起保护妇女和儿童健康的权益，这对于非职业女性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生育津贴是目前属于职业女性的生育福利，这是对职业女性的补贴和保障。非职业女性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来为其进行福利供给，那么政府就应该发放适当的育儿津贴和生育补贴，来为非职业女性减轻育儿、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