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决定论”又称“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史观”，它在理论实质上指的是一种机械化、片面化、形而上学式的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即在“基础主义”、“决定论”和“还原论”思维下机械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过分强调经济决定性作用以至于具有用“唯一”取代“归根到底”的倾向 [2] 。“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思潮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化歪曲解读而与唯物史观相伴而生，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之中，它更是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挥之不去的影子一般的存在，在历史上时有登场，甚至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的身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经济决定论”影子，亦或是为反对“经济决定论”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可以说，自“经济决定论”登场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决定论”与“反经济决定论”相互斗争的历史，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使其不走向“经济决定论”，则成为每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解读唯物史观时所必然要面对的根本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便要回到“经济决定论”产生时的在场之中，从而明晰其本质。

“经济决定论”原本是作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强加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一个术语指称 [3] (p. 176)。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不存在一个站在“经济决定论”立场上的哲学派别，存在着的只是反对经济决定论的人，甚至是资产阶级学者巴尔特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等人也不等于是“经济唯物主义者”，这些人将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其目的在于歪曲和攻击历史唯物主义，而并不是说他们主张这种观点。就是那些被后来者指认为是“经济决定论”的人譬如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们，其主观上也是持反经济决定论态度的，对他们的理论进行系统考察也可以发现他们也不能算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者，他们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着机械化的缺陷。但是在“经济决定论”思潮内部可以因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经济决定论”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分为两种派别，其一是那些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将其机械化地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人，以巴尔特等资产阶级学者和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斯坦为代表，这些人宣称马克思主义主张经济是历史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忽视了其它因素的作用，根据他们的主张可以将他们这一帮人称为“唯经济决定论者”，这一帮人都持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并都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主张经济决定一切的历史观。其二指的是那些主观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理解为“经济决定论”，但是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机械性与片面性的一帮人。他们虽不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但却过分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强调经济必然性对历史活动特别是革命的制约作用，因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暴露出的机械性、宿命论缺陷而被视为“机械决定论”或“经济宿命论”；因其强调历史的自发进程、强调历史的自然史性质，他们也被称为“自发的经济决定论”或者“经济自发论”。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们大都被认为是这一派别的源流和典型。从理论上来看，这两个派别虽然在对马克思主义态度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一个共性即庸俗化地解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过分拔高经济因素与忽视了其它因素，后来的学者也大都以此种理论特性来界定“经济决定论”，即指代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机械化解读从而片面强调经济及其必然性这一结果。

按时间顺序来看，“经济决定论”思潮最先使用的称谓是“经济唯物主义”，这一称谓最早出现于第二国际理论家拉法格写于1883年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中，在1909年出版的著作《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中则直接以“经济决定论”这一称谓来命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就给别有用心者攻击唯物史观留下了口实和依据。但我们应该看到，拉法格的看法毕竟不同于后来所出现的那种狭隘的“经济决定论”思潮。在他那里，“经济决定论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在马克思那里被表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因素对于道德观念、政治制度以及人类历史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 [4] ，他使用“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主要是为了批判唯心史观所主张的思想意志对于物质生产具有先在性并决定历史发展的错误观念。关于经济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拉法格主张从经济因素中去寻求每种思想产生的基础，“人类社会的民事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哲学体系和文学都是植根于经济环境里，它们在经济的土壤里获得自己盛衰的因素” [5] ，人类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一般地规定着人的其它方面的生活过程。但拉法格并不一味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各民族所创造的囊括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等因素在内的人为环境决定了各民族历史生活发展之特殊性 [6] ，他也反对用经济来直接解释任意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点与后来巴尔特等人所说的“经济决定论”可谓有着根本的区别。可以说拉法格的这些观点在反对唯心史观层面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意涵相符合，但他用“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同时又存在着缺陷与错误，把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释导向了经济主义 [7] ，同时他这两个名称的使用容易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规定的误解，并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留下借以攻击的口实和漏洞 [8] 。

如果说拉法格还只是在名称上犯了“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而其实质意蕴并非是“经济决定论式”的，那么后来那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决定历史上中的一切的“唯经济决定论”思潮应当是最早起始于19世纪下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 [3] (p. 173)。巴尔特于1890年前后写下《黑格尔和至马克思和哈特曼为止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发起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污蔑与批判。此外，他在《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中把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纯经济观点并称为“技术经济历史观”，认为其实质乃是一种忽视思想作用的物质进化论 [9] 。巴尔特指责历史唯物主义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政治、法律、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影响，从而导致一种机械的、片面的历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错误地认为经济对政治具有优先地位，并试图通过论证奴隶制的形成是政治的产物，以说明政治结果以最深刻、最根本的方式决定着经济结构的塑造。同时他认为观念推动力(如野心、复仇、宗教狂热等)可以独立于经济基础而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时甚至可以成为历史变迁的主要驱动力，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却否认这一点。巴尔特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将观念上层建筑视为经济关系之表现与产物，并坚称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之物具有外在于经济生产关系的独立性和先在性，这些意识形态传统还对政治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并能通过决定政治进而决定经济。巴尔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虽然自称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它完全忽视了气候、种族等等那许多物质的因素” [10] (p. 64)，它唯一肯定的就是经济这一物质性因素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巴尔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只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巴尔特只是那时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资产阶级学者常常污蔑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它把异常多样化的人类生活硬塞进一个死板的公式里。它否认一切观念力量，它把人说成是服从于一种机械发展的无抵抗力的玩具，它否认一切道德尺度” [10] (p. 20)，因而“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不过是巴尔特等资产阶级学者籍以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借口。

巴尔特等人发起的这股“经济决定论”思潮在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批判下并没有能够立刻遏制下去，反而愈演愈烈，并在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起了进一步反响。由于资产阶级学者刻意的理论误导加之本身理论素养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不足，当时第二国际主要党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也将唯物史观理解成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它忽视了意识等主观因素的作用。例如，“青年派”在这方面的代表保尔·恩斯特在于1890年写下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危险》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使人产生个人活动无用、个人活动完全受经济支配的印象，这样就会导致个人漠不关心社会发展的态度，从而削弱革命热力，因此他主张以‘激动’这种情感力量作为引子点燃暴力革命，实现经济变革” [8] 。对于德国社会民民主党内部的“青年派”而言，“唯物主义”成了一个标签式的存在，“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 [11] (p. 587)，即认为只要套上唯物主义的标签就足以说明和解决问题了，譬如恩斯特曾在《柏林人民论坛》《新时代》等刊物上大量发表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并企图将之作为标签简单化地去解释文艺和社会问题 [12] ，由此可见“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何等浅薄。为此恩格斯曾专门写信对其观念与行为进行了批评，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11] (p. 583)。通过“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机械化认知，说明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很多人不能够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而常常将之做了机械化解读，这就不能不导向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唯经济决定论”思潮在第二国际的另一代表便是以伯恩施坦为中心的修正主义派别。伯恩施坦将其自身对唯物史观所做的理解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蕴，因而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经济决定论，并认为“经济史观”这一称谓说明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同其它历史理论的区别之所在，这一称谓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的重视及将经济作为不断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力量，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 [13] (p. 50)。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伯恩斯坦对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攻击。他认为，唯物主义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结为物质的必然的运动，把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领域以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主张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 [13] (p. 50)，马克思所创建的唯物主义即是将各个时期的物质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关系视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接着伯恩斯坦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论述，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论述，是将“存在”与“意识”二元对立且过分夸大了社会存在的作用，并将人看成了“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人因而也就是在违反自身意志也即被强制的情况下去执行作为外在的历史力量所要求的任务。因此，伯恩斯坦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意识和意愿是一种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具有的铁的必然性的论断是一个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没有摆脱物质与意识的“二律背反”并忽视了意识等主观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已然过时，需要用其它哲学理论来补充或替代马克思主义，由此而衍生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别。

在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们看来，这些人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所谓“经济决定论”，指的是马克思仅仅承认经济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而否认其它因素。对此，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们的反驳可以概括为：“唯物史观不否认观念、自然、种族等因素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只不过这些因素在历史上起着被经济因素决定的自身的作用” [8] ，但是由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致使他们没能彻底清算“经济决定论”反而其自身也陷入了“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之中。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倾向因而使其丧失了革命性，在遇到理论难题时对问题的辨证分析被折中主义所取代，加之他们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且强调费尔巴哈同马克思的联系而不了解黑格尔，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了他们陷入过分强调经济作用且不能处理好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关系的机械决定论。以第二国际理论权威考茨基为例，他虽然反对那种主张经济决定一切的庸俗经济决定论倾向，但是其同时也固守着经济与时代发展的铁的规律性，强调历史发展阶段循序渐进的不可违背性，主张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历史之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而陷入了经济宿命论的范畴。加之其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便是一位“地道的”达尔文主义者，因而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进化论思维、生存斗争观念、环境对人的主宰不可避免的残留于其思想中，从而影响到了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读，以至于过分强调技术、环境等物质性因素对人与历史发展的制约作用，而忽视了主体的力量。

总体来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普遍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机械化、实证化解读由而导向“经济决定论”倾向的缺陷。这一缺陷必然会引来批判，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便是作为这一倾向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结果。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人系统分析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缺陷，指出他们忽视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且不了解实践的革命意义，由此导致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庸俗化并导向实证主义、机械论和宿命论。正是通过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指认，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经济宿命论”倾向才得以被明晰，“经济决定论”其本身的内涵及所指也由此而发生变化。其性质由原先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所用术语指称转化为对机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的术语指称，其内涵由原本所指的“经济决定一切”这等将经济视为唯一决定因素的观点转化为机械性地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及其必然性的观点；其所指的对象范围也更加扩大，由原先指代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经济决定一切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不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亦或是支持马克思主义、但都机械化解读历史唯物主义而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人。这就使得“经济决定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扩大化，并逐渐演变成今天我们所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