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万物本原中，早期自然哲学家以自然为对象作出很多努力，他们对万物本原的探索是人类理性的运用，但还没有实现反思。其中，赫拉克利特通过抽象和归纳上升认识到万物变化遵循着一定规律，这种逻各斯体现出一种普遍的理性。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不仅包括物质，还包括理性、灵魂等精神领域的东西，这种对人类精神的察觉体现了人类逐渐意识到探索自然的那个理性灵魂主体。在毕达哥拉斯学派意识到人类精神后，爱利亚学派运用理性能力在超感性的领域中确立世界本原。巴门尼德将克塞诺芬尼“神”的观念抽象到了“存在”这个顶峰；原子论先驱阿那克萨哥拉在种子论的基础上提出“奴斯”，认为是心灵的力量支配万物生成和运动。早期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展现出人类的智慧，但朴素的思想不足以解释万物的无限性和多样性。

随着雅典在希波战争后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工商业和民主政治发展鼓励公民参与政治生活，面对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需要，哲学困境在智者学派那里出现转机。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转折性命题体现了智者学派实现哲学研究客体从自然向人自身的转变。反思人自身、思考关于知识的问题表明哲学思考已经由存在指向人的认识能力，人的自我意识第一次觉醒，是人学转向的一次尝试。但是，感觉的相对性无法成为真理的保障。古希腊哲学不可避免地来到了高尔吉亚的怀疑哲学。他指出一切客观对象、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以及对其的表述都是虚假的，昭示了世界本源问题的矛盾困境，也衔接了认识与存在。智者学派对人的关注只停留在对感觉的推崇，夸大了人的主观判断，只是自我认识的一次尝试，没能意识到人的本质。

智者学派眼中的人是自明的主体，他们虽然意识到人的尺度，却没有去认识人的主体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认识结果至多只能得到价值判断的应然，无法得到事实判断的实然，怀疑主义走向诡辩和相对主义，真理没有客观标准。《斐多篇》中记述了苏格拉底年轻时在自然中探索万物的原因，但这样的考察反而使他变得茫然；后来，他在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是一切事物的原因”的观点中看到希望，但他发现阿那克萨戈拉终究还是用自然事物解释世界 [1] 。苏格拉底认为自然是神的智慧的产物，认识自然只是一种奢望，对人类现实生活也没有帮助；以心向外探索自然要以心向内为基础，哲学应当研究与人自身相关的问题。因此，要“认识你自己”，认识灵魂。

“认识你自己”就是思维以自我为对象的认识，是古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转向人学的标志，是人类认识的新起点 [2] 。自我认识是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航行，体现在两个转向中：其一是从自然事物转向形而上学；其二是从感性世界转向理性世界 [3] 。认识自己，要承认自己无知才能去追求有知。苏格拉底想要获得确定的知识，他也意识到在追求事物本质时无法超越自身思考和判断时的局限性；但认识到这种局限性反而体现了一种智慧，是一种有知。使人成其为人的是理性，理性是人的本质，肉体是灵魂的桎梏，以感官把握世界是不可靠的；我们要认识的是事物中最本质的东西，只有不朽的灵魂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摆脱了纯粹经验直观，在思维方式上转向理性辩证。回归自我就是以主体意识、理性为反思对象，以理性的普遍性、规律性建立认识对象，把握“我”的真理性，获得客观普遍性。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不只认识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只有认识自己，才能知道自己是谁、需要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实现什么，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

认识自己主要是认识自己的灵魂。苏格拉底在《美诺篇》中论证了美德不是某种具体的行为，而是神的恩赐，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善本身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善行只是分有了“善”，因此“美德即知识”，美德是具有普遍性的知识 [4] 。苏格拉底将真与善、知识与道德结合起来，普遍的善对具体行为提供指导，一个智慧的人会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善的理念，他将“善”从知识领域贯彻到实践领域，从客观知识到道德实践。

苏格拉底将善看作德性的本质，德性是善的样式，真正的知识是通过理性获得的。要践行善，首先要认识善。善是人的道德本性固有的共相，不是依赖于个体主观的无定形臆想，而是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的指向性法则，要获得这个非经验知识需要理性思考，需要道德教育。因此，苏格拉底认为恶是由于不知善才出现的。他认识到与理性一起同属于灵魂的欲望和激情，但否认二者具有超越理性支配个体的力量，否认理性会堕落并受欲望摆布，从而否认恶的主观动机性。善是个人和世界的最终目的，在善中人才摆脱主观性、任意性成为自由的存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实践伦理学。人不能停滞于无知，德性也不是停留于认识层面的知识，能动的主体不能停止对客观真理、德性的追求。作为知识的美德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的贯彻，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其对善、对内在原则的践行。将人性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知道善更践行善，才能运用自己的本性和能力去创造。

卢梭关于认识转向的论述突出表现在《爱弥儿》第四卷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牧师和卢梭因社会性受难使原本的观念遭到破坏，思想体系逐渐瓦解。持续地怀疑既没有意义，又对心灵有害，不断寄希望于那些未知事物非但得不到知识，产生的也只有痛苦。由此，我们只需研究和我们直接相关的对象，不用关心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但我还不清楚我自身是怎样的，就不能够去评判事物。因此，我们必须先研究自己，了解自己有哪些可用以研究事物的能力，他由此得到获得真理的工具，即三个信条。

“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 [5] 。”卢梭、牧师认为所有个体的内在情感是知识的标准和原则。感觉发生在身体内，但其来自外界对象刺激，原因在身体外，在“我”之外还存在其他实体。进一步思考对象，就能发现我不仅有能力感受到它们，还能对它们进行比较。这种归纳比较能力超越了感觉，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活力，体现出一种智慧。所以人不仅是一个具有消极被动感觉的生物，而且是一个具有积极主动智慧的生物。“我”感知到物体有两种运动：自发的运动和因外物作用发生的被动运动。整个宇宙是无生命的物质，但分散的各个部分能按照一定法则井然有序地运行，因此我们对运动的原因必然要追溯到某种意志中去。牧师相信有一个意志在使宇宙运动，这是他的第一个信条。他不知意志是如何产生物质和运动的，但是我们能够感知到自身中有一种意志，支配着我们活动。

世界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协调的，服从必然性法则，形成一种配合关系。如果说运动暗含着某种意志，那么按照一定法则运动就体现出一种智慧，这是牧师第二个信条。大自然不仅建立秩序，而且采取一定方法维持这个秩序。有一种智慧在安排万物系统，每一个存在物都互为目的和手段，构成一个协调运转的体系。因此，牧师觉得自己不得不设想一种安排此系统的智慧实体，并将它称为上帝。其他生物根据上帝的智慧存在，其中体现的是上帝的智慧；人却是世界秩序中唯一有真正意义上智慧的生物，能够再创造新的生存秩序。智慧是一种形而上的高级综合能力，是人类独有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有意志不一定就能决定自己的行为。意志使我们有自己的意愿，但不能保证我们能按照意愿行事。假设受到束缚，即使是肉体上的束缚也足以阻止意志的发挥。因此，行动的本原在于意志有自由，自由意志就是我们行为的原因。灵魂的声音能够支配肉体的倾向，肉体同时有实现灵魂欲念的能力，如此便是自由。人在行动中有自由，在自由行动中能感受到灵魂这种无形实体的作用，这是第三个信条。宇宙运行的有序性是因为依从自身之外的必然法则的支配，不仅没有意志，而且没有自由。我们的意志决定我们的判断，决定的原因在我们自身，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幸福的基础。

通过对自我的思考，牧师把握到自己有意志、智慧、自由三个工具。这三个工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使我们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展现出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创造力，蕴含着依靠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倾向。有了这三个工具，就能够靠自身的力量认识和评判事物，获得知识，求得真理。

卢梭在方法论上设想了一种自然状态以考察人的本性和堕落原因。他认为通过分析游记中的野蛮人来探寻人性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也受到了文明的异化；因此他转向自己的内心，将自己设想为野蛮人，在森林中还原人性 [6] 。他认为人最初只有自爱的本能和欲望，只关注自我保存。社会产生后，人类抛弃了初始的单纯状态，自爱变成自尊和虚荣。但自爱也衍生出同情，对弱势群体的感同身受产生的同情是一种真诚的同胞情感，是社会的粘合剂 [7] 。社会织起的网黏住每个个体，他们再也离不开彼此了。自然状态中的人只需有本领就能独立生存，社会状态中的人涉及和他人的关系，产生道德。与洛克、孔狄亚克主观附加感官材料不同，卢梭增加了集体的尺度和历史的尺度，在抽象的时间线里考察人性、历史的演变 [6] 。他在性善的人性论基础上建立政治哲学，自然状态的设想只是方法论，建立基于契约的民主政治才是目标。

观念来源于外界，但评判观念的准则在我们自身。卢梭将人类与生俱来的正义和道德的原则称为良心，以此作为判断社会行为善恶的依据。良心是内心深处的天然情感，使人在理性之前认识善、选择善，“按照良心去做，就等于是服从自然，就用不着害怕迷失方向” [8] 。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判断和行事的准则，但所有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共同的衡量善恶的依据。良心使我们超越自身，站在主客体之外的视角中评判双方，我们憎恨邪恶，不是因为它损害了我们的利益，而是其本身的恶性。良心驱使人将自爱扩展到大爱，考虑所有人的利益，爱自己也爱别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人是独立的理性主体，用感官体会善，以理智认识善，以自由选择善，能够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合乎社会习惯的办法，过一种道德生活。

古希腊自然哲学后期来到怀疑哲学，即使智者学派看到了人，却尚未认识人，个人主观原则的相对性不可能成为普遍性知识的可靠标准。此时苏格拉底认识到破解怀疑困境的关键在于先审视人自己，获得关于人的知识，才有把握以主体的身份、以主体的能动性去认识世界。在《爱弥儿》中，萨瓦牧师以至卢梭、爱弥儿亦是如此。他们认识到持续的怀疑只会让人停滞于虚无中，对个人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为了克服怀疑，我们就只需认识与自身相关的事物，要认识相关事物，就要先认识自我。苏格拉底是在自然哲学困境和社会缺乏确定的真理、价值标准时回归自我的；卢梭是在社会困境和自我矛盾时开始追溯自然人、认识自我的。社会生活引发的现实问题导致怀疑，诱发自我回归。

苏格拉底和卢梭都是教育者。苏格拉底认为德性是可教的，他以“助产”的方式在对话、辩论中引导人“回忆”，反思和探索本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中的善和德性，在谈话中揭示事物的本质。他认为，回忆是学生自己的思考，教育者应当是“助产者”，只是引导对方在矛盾中发现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能言善辩，他采取的辩证法就是对话的方法，对话的过程既是自我存在的确证过程，也是知识的探索过程。自我的存在不是主体隔绝尘世自己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在对话中，在不同主体的思想碰撞中彰显现实性的；作为主体思维对象的真理也不再是现成的对象，而是人们思想碰撞、社会交往的产物 [9] 。

相较而言，卢梭不善言辞。在卢梭那里，自我回归既有《论科学与艺术》《论不平等》《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忏悔录》中宁静的沉思，也有《爱弥儿》中对话交流的启发。在《论科学与艺术》和《论不平等》中他远离社会，认为自己心中仍存有自然的烙印，在内心追忆过往，找到了最纯真的自然状态和自然人。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虽然只有卢梭一个主体，但他置身于其中的、令他陷入遐思的自然也可以看作谈话的对象，在与大自然的情感交流中认识并回到那个最淳朴的自我。作为爱弥儿的老师，卢梭担任的也是助产的角色。《爱弥儿》第四卷中，牧师、卢梭和爱弥儿形成三重师生关系，三人在互诉心曲时体会彼此的情感，反思自己的内心，在交流中洞察作为灵魂主体的自我 [10] 。萨瓦牧师、让·雅克和爱弥儿组成了交流小组，在倾听成员的经验和感悟时回归自我、反思自我、认识自我。卢梭反对直接灌输，认为教育者只是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教师只应当在学生求知过程中提问和启发，学生只有凭借自己的意志、理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知识。

《爱弥儿》中的卢梭与《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具有相似性，苏格拉底和卢梭都是导师，诊断人的心灵，引导而非控制受教育者，为人的内在灵魂立法。二者的对话既是思想交流的对话，更是哲学反思的对话，是在对话教育中实现的自我回归。

在苏格拉底那里，善首先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善是神的本质，也是神赋予万物的本质，万物都为善，宇宙按照善运转。善也是现实的，形而上的善为现实万物的存在提供指引，人不仅要认识到自己的善、具备有关善的知识，最后还要践行善、实现善，苏格拉底对判决的坚守便是其对自我心中善的实现。卢梭虽然肯定人类的善良，但这种善良不是人类情感的本能倾向，而是人的自决能力，是人类对伦理法则的自愿服从 [11] 。因此，他眼中的这种善是人类意志的主动选择，而非停留于感官本能的原始特性，人性不满足于天性的无知与被支配，而是要唤醒精神的意志去立法，创造新的方向与命运。

对苏格拉底来说，美德即知识；对卢梭来说，美德即良心 [12] 。善虽然是人的本性，但苏格拉底认为美德作为介于已知和未知的东西只是潜在于人心，需要理性反思，需要教育来揭示。理性主义是苏格拉底认识的内核，也是善的保障。没有理性，善虽然是存在的，但和那些无益于人类生活的自然对象一样是无价值的。对卢梭而言，外在经验均要进入精神的感觉才能知晓，感觉是高于感官被动感知的灵魂的主动体验。良心这个内心深处的声音是一种本能，良心的体验是自我体验最深沉形式，在其中个体才能真正洞见自我的本质 [11] 。良心评判善恶，并驱使人向善，自爱–同情–良心，人类在非理性的自然–情感中认识善、选择善，而后现实化的智性又驱使人创造符合善的法则的人类秩序。苏格拉底与卢梭都指出践行德性需要节制的力量，无论是以情感还是以理性来遏制激情与欲望，德性的实现都要付出努力和代价。苏格拉底以理性建立德性，卢梭从情感上升理性，为理性德性秩序注入浓厚的情感因素。

苏格拉底和卢梭都因信仰问题遭受迫害。苏格拉底所信仰的神确实不是奥林匹斯诸神，而是他内心向往的完全“善”的理念，他在神的命令下研究哲学，神也因其真心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而将他看作最有智慧之人。理性和超理性的信仰在他身上没有发生冲突，理性思考受命于信仰，信仰则置于理性思考之下，实现一种协同运用 [13] 。卢梭反对繁琐的宗教仪式，主张因信称义，对神的真心就是最真诚的信仰。他回击来自政府和教会的攻击，坚守灵魂中良心的呼唤，以情感捍卫信仰。回归自我是起点，面对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他们遵从神的指引回归自我，认识这个被神赋予主体性的能动存在。回归自我更是归宿，终究是一种真诚。认识自己与世界后，他们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信仰，将理性与情感献给真理，按照内心的法则从事哲学，即便面对现实的迫害也没有妥协，继续追求智慧，讲求善恶，按照自己的本性过真诚的生活。苏格拉底以理性规制社会，卢梭以情感为纽带建立社会，他们所追求的是人类如何更好地生活，是社会伦理道德和个人德性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