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被试包括两个群体，施测时间分别为2013年和2023年。

1) 被试1：以2013年湖南地区的部分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使用统一的指导用语，现场收回和核对。共计发放问卷300份，有效回收289份，有效率96.33%，其中男生119人，女生170人。

2) 被试2：2023年，以与2013年同一地区的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使用统一的指导用语，现场收回和核对。共计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344份，有效率86.0%，其中男生142人，女生202人。

1)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基本信息和人口学统计变量，如性别、年龄、年级、家庭结构、父母年龄等。

2) 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采用龚耀先教授于1992年修订的儿童版EPQ评估儿童青少年的个性特征。共88个项目，由神经质(N)、内外向(E)、精神质(P)和掩饰性(L) 4个分量表组成。各项目均以“是”或“否”作答，计算各分量表原始分，根据常模换算为T分数。

采用EpiData3.02进行有效数据录入，采用SPSS24.0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等数据分析。

对2013年、2023年两组数据男、女生留守儿童的人格特质，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由 表1 可知，十年前后，男女留守儿童在人格特质的内外向和掩饰性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在内外向维度，十年前后男留守儿童的外倾性显著低于女留守儿童(t₂₀₂₃ = −2.821, p = 0.005; t₂₀₁₃ = −3.476, p = 0.001)，即女留守儿童均比男留守儿童在个性上更偏外向；在掩饰性维度，2023年男留守儿童的掩饰性显著高于女留守儿童(t₂₀₂₃ = 3.296, p = 0.001)，而2013年男女留守儿童的掩饰性则无显著差异；此外，十年前后男女留守儿童在神经质和精神质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2013年、2023年两组数据独生与非独生留守儿童的人格特质，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由 表2 可知，十年前后，独生与非独生留守儿童在人格特质的内外向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内外向维度，十年前后独生留守儿童的外倾性显著低于非独生留守儿童(t₂₀₂₃ = −2.591, p = 0.013; t₂₀₁₃ = −3.267, p = 0.001)，即非独生留守儿童均比独生留守儿童在个性上更偏外向；而十年前后独生与非独生留守儿童在神经质和精神质、掩饰性各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2013年、2023年两组数据不同父母婚姻状态留守儿童的人格特质，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由 表3 可知，十年前后，不同父母婚姻状态留守儿童在人格特质的内外向及精神质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在内外向维度，2013年的双亲家庭留守儿童的外倾性显著低于单亲家庭留守儿童(t₂₀₁₃ = −3.267, p = 0.001)，即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相比双亲家庭的留守儿童在个性上更偏外向，而在2023年，二者在该维度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精神质维度，2023年的双亲家庭留守儿童的精神质程度显著低于单亲家庭留守儿童(t₂₀₂₃ = −3.095, p = 0.002)，即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相比双亲家庭的留守儿童在人格上更具精神质特性，而在2013年，二者在该维度则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十年前后不同父母婚姻状态留守儿童在神经质和掩饰性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以不同年代为自变量，人格特质的四个维度为因变量，对留守儿童的人格特质的年代差异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由 表4 可见，因变量内外向(F = 16.835, p = 0)、神经质(F = 23.856, p = 0)、掩饰性(F = 67.389, p = 0)的年代差异显著，而精神质(F = 0.454, p = 0.501)的年代差异不显著。由 表5 成对比较结果可见，2023年留守儿童的内外向和掩饰性均高于2013年，而神经质则相对较低。

对2013年、2023年留守儿童的人格特质，进行协方差分析，自变量为不同年份，因变量为人格特质，协变量为留守儿童年龄及其父亲年龄、母亲年龄。首先对数据进行平行性检验，结果显示，年份与留守儿童年龄在内外向(F = 23.138, p < 0.001)和掩饰性(F = 4.001, p < 0.05)维度交互作用显著，这表明不宜以年龄为协变量，对不同年份留守儿童的内外向和掩饰性维度进行协方差分析。此外，年份与留守儿童年龄在其他人格特质维度以及年份与留守儿童父母年龄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满足协方差分析的适用条件。在平行性检验后，对符合协方差分析的数据进行误差方差等同性的齐性检验，数据显示：在神经质(F = 32.881, p < 0.001)、精神质(F = 27.431, p < 0.001)和掩饰性(F = 12.441, p < 0.001)三个维度方差齐性，故而不能进行协方差分析；仅有内外向维度方差不齐性(F = 0.434, p > 0.5)，符合协方差分析条件。

根据平行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在考察不同年代留守儿童人格特质差异的协方差分析中，自变量为不同的年代，因变量为人格特质的内外向维度，协变量为留守儿童父亲的年龄、母亲的年龄。由 表6 可知，在内外向维度，协变量为母亲年龄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 = 36.452, p < 0.001)，这表明留守儿童母亲的年龄对其人格的内外倾性存在显著影响。2013年与2023年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 = 12.591, p < 0.001)，说明留守儿童人格的内外倾性存在显著差异，即随着时代的发展，留守儿童人格的内外向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性格不同于气质，其形成更易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女童相比于男童均更偏外向。从家庭角色与社会期望的角度出发，在一些农村家庭中，女童可能承担更多的家务和照料兄弟

姐妹的责任，这种家庭角色可能使她们在年幼时期就具备照顾和交流的能力，从而更加外向；从性别社会化的角度出发，女童可能被教导要更会服务、交际与合作，而男童则可能更加被鼓励自立、自强与竞争，这种社会化可能导致女童更容易表现出外向的特质；再者，女孩的身心发展相较男孩更快，更易于适应留守环境的变化，更易于与外界发生联系，从而更乐于开展社交活动。此外，研究还发现，农村非独生留守儿童相比于独生儿童均更偏外向。这可能是因为非独生留守儿童在家庭中会有更多的社交互动和竞争，从而促进了他们的外向行为，而且在农村环境中，非独生留守儿童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和照顾兄弟姐妹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和角色扮演可能使他们更加习惯于与他人交流和互动，表现出更为外向的特质；从社会化经验的视角来看，与独生儿童相比，非独生留守儿童通常有更多的机会参与集体活动、团体游戏和社区互动，这些社会化经验可以促进他们的社交技能和外向性格的发展，且在多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非独生留守儿童可能更容易得到兄弟姐妹间的情感支持和依赖，这可能使他们在面对外部环境时更有自信和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中我们发现，十年前的农村单亲留守儿童相比双亲儿童更偏外向、神经质程度更高，而十年后的二者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我们的日常认知并不十分一致，原因可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相较双亲家庭的孩子，在情感需求上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满足，需要逼迫自己积极从外界寻求家庭情感缺口的替代，因而会更有动力与社会上的他人互动，从而更倾向于向外探索，故而这些孩子更加外向；然而，其向外探索的动力并不全然源自其探索的欲望，而与需求的替代性满足相关，其内心充满着不安全感，因而个性更加敏感脆弱，情绪容易因外界的变化而产生较大波动，故而其神经质程度更高。而十年后的今天，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大多数孩子都能在互联网上寻找同伴，收获满足和快乐，同时，也能随时通过互联网联络到不在身边的父母，因此十年后的家庭模式对留守儿童内外向和神经质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精神质维度，我们发现十年后农村单亲留守儿童相比双亲儿童，精神质程度更高，而十年前，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单亲留守儿童可能由于早年经历中缺乏父母陪伴等因素，对精神质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相比之下，双亲儿童可能更多受到家庭稳定和双亲支持的影响，有助于减少精神质问题的发生率，且在十年后的今天，农村单亲家庭的孩子由于缺乏足够的家庭关爱和温暖，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内心孤独，很少从家人处习得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从而易于出现与人不友好、不近人情、冷漠甚至喜欢寻衅滋事等精神质人格特质。

本研究发现，年龄特征与内外向人格特质相关。十年后的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内外向人格特质与父亲年龄存在显著正相关；十年前后农村留守儿童内外向人格特征与其母亲年龄存在显著负相关，即父亲年龄越大、母亲年龄越小的留守儿童，其人格特征越偏外向。从家庭互动和影响方面考虑，随着留守儿童自身年龄和父亲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更多地接触到社会和家庭中的各种情境和互动，这些经历可能促使他们在人格特质上表现出更为外向的倾向。父亲年龄较大可能意味着他们在家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有更多的生活经验与儿童分享，从而影响到儿童的人格发展。研究发现父亲的教养态度及教养方式对孩子个性、性别角色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7] 。在亲子关系中，如果父亲能积极地参与抚养活动，许多婴儿在一岁末都能与父亲形成安全依恋。心理学家兰博(Lamb) 1981年关于父亲作用的经典研究发现，父母在婴儿的生活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母亲可能比父亲更多地拥抱、抚慰婴儿，和婴儿玩一些传统的游戏，更关注婴儿的需要；父亲则更可能提供一些好玩的、强度较大的身体刺激，发起儿童喜欢的不同寻常的游戏。尽管大多数婴儿伤心或害怕时需要母亲的陪伴和安抚，但父亲仍是他们喜欢的玩伴。我国学者李霞认为父亲角色与母亲角色的不同之处在于，父亲把儿童引向外在世界，不再局限于母子的亲密关系，父亲是向儿童呈现外在世界的关键性人物，他激起儿童对外界的兴趣，引导儿童对现实的观察 [8] 。因而，父亲年龄越大，孩子越偏外向。在目前的家庭教养中，尤其是农村环境中，母亲往往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父亲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因此母亲对孩子的影响相对更大。根据依恋理论，婴儿倾向于和喜欢靠近他们的主要照料者(通常是母亲)，母亲在场时他们能够自由探索环境，并不时回到母亲身边寻求鼓励与支持；当母亲(主要照料者)不可得时，婴儿会表现出分离的痛苦 [9] 。育儿年龄较小的母亲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对孩子的照顾与关爱，更容易与孩子建立较为安全的依恋关系，其心理表现为舒适的依恋形象，这就创造了一种持续的依恋安全感，积极的自我评价，以及对情感调节的建设性策略的依赖 [10] 。因此，母亲越年轻，孩子越外向。这也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一致，如雷雳(2001)发现父母的育儿年龄等因素对孩子的人格特质均有显著的影响 [11] 。此外，从社会化机会和环境的角度考虑，农村留守儿童通常面临较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可能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或教育资源不足而受到限制，这些因素可能对其人格特质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父母的年龄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化机会和外部世界的接触程度，进而影响到其内外向特质的表现。

农村留守儿童的内外向、神经质、掩饰性存在显著的年代差异，十年后的农村留守儿童更加外向、神经质程度更低；在控制了母亲年龄的影响之后，依然发现十年后的农村留守儿童相比十年前更加外向。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出台实施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这可能导致农村留守儿童更多地接触到外部世界和多样化的社会经验。这些经历可能促使他们在性格上表现更为外向，因为他们可能学会了适应和应对不同的社会环境。教育和资源的改善可能提升了留守儿童的社会技能和沟通能力，促使他们表现出更加外向的特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服务也能减少留守儿童的焦虑和压力，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神经质程度。从养育质量层面来说，十年后的留守儿童的养育者相比十年前，其心理状态、教育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教养，且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与普及，留守儿童基本能够随时与父母保持网络上的紧密连接，情感层面能够得到一定的满足。因此，相较十年前，十年后的留守儿童人格特质朝着相对外倾、神经质程度更低的方向发展，他们更愿意与外界建立联系，更希望探索外部世界，情绪也更趋于平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本研究结果也间接证明了近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