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在学习通上制作问卷，在成都市某高校发放，对大众的基本人口学信息即抑郁情绪严重程度、家庭氛围对自身的影响、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问卷共计1846份，有效问卷1828份，有效率为99%。问卷收集结果的人口统计学分布情况：女生1078人(58.4%)，男生768人(41.6%)；居住地为农村794人(43.2%)，居住地为小镇或县城558人(30.4%)，居住地为中小城市341人(18.6%)，居住地为大城市144人(7.8%)。

它是一个包含9个条目的抑郁症状自我报告量表(Kroenke, Spitzer &Williams, 2001)，用于评估受试者在过去2周内的抑郁情绪。量表使用李克特4点计分(0 = 完全不会；1 = 少数几天；2 = 一半以上的日子；3 = 几乎每天)，总分0~27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情绪越严重。该量表主要测量个体心理抑郁的症状。本研究中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94。

由美国学者Smilkstein于1978年编制、1982年验证信效度(Smilkstein, 1978; Smilkstein, Ashworth, & Montano, 1982)。APGAR由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5个条目组成，每个项目分别对应1题，采用3级评分。分数越低表示家庭功能越差。本研究中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64。

由Diener等人编制，共5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克隆巴赫α系数为0.684。

本研究采用SPSS25.0以及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所有连续变量均标准化，交互项由这些标准化得分相乘。

本研究在程序上通过匿名调查、部分题目反向计分的方式进行一定的控制，并对收集的数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对问卷所有条目进行因子分析。在未进行旋转的情况下，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4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1.843% (小于40%)，因此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为了了解大学生抑郁程度、家庭功能、生活满意度的现状，采用描述统计对各量表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如 表1 所示。

由上 表1 可知，抑郁症状筛查量表PHQ-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6，平均值为6.33，标准差为4.26；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最小值为5，最大值为15，平均值为11.11，标准差为2.62；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最小值为6，最大值为34，平均值为20.5，标准差为4.73。

为了了解抑郁程度分别与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功能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 表2 所示。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由上 表2 可知，抑郁程度、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功能均呈显著相关。抑郁与家庭功能之间呈负相关(r = −0.204, p < 0.001)，即家庭关怀度越高，抑郁水平越低。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354, p < 0.001)，说明对生活状况越满意，抑郁水平越低。

采用Process分布回归法考察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如 表3 所示。

根据以上的分步回归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第一步(模型一)的检验中，生活满意度对于抑郁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β = −0.327, p < 0.001)，说明总效应成立，在第二步(模型二)的检验中生活满意度对于家庭功能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β = 0.154, p < 0.001)。同时在第三步(模型三)检验中生活满意度对于抑郁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β = −0.296, p < 0.001)，家庭功能对于抑郁存在显著的影响效果(β = −0.200, p < 0.001)，因此说明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成立，并且为部分中介。

为了检验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采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 表4 所示。

根据上表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通过Bootstrap技术对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可以看出，间接效应值为−0.031，95%置信区间[−0.046, −0.017]，不包含0，说明间接效应成立，所以家庭功能在模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直接效应检验的结果置信区间也不包含0，说明直接效应成立，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根据效应占比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家庭功能的效应占比为9% ( 图1 )。

现今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其中抑郁和生活满意度状况尤为引人关注。随着大环境不断变化的持续影响，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业成绩，更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1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指出，大学生群体存在抑郁、焦虑的比例高达26.4% [12] 。根据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检出率大约占三成 [13] [14] 。已有研究结果证实，高生活满意度的大学生拥有更好的创造能力和抗压能力，相反，生活满意度越低的大学生，负面情绪越多，引发抑郁、心理功能失调的几率更高；当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不容乐观，在国内一项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有53.8%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中等偏下 [7] [9] [15] [16] 。综上所述，大学生的抑郁和生活满意度状况确实令人担忧。一方面，高比例的抑郁和焦虑情绪表明大学生正面临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这可能与他们面临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以及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较低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使得大学生更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和心理功能失调的困境。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和家庭功能、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相关。抑郁与家庭功能呈显著负相关(r = −0.204, p < 0.001)，抑郁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354, p <0.001)，说明家庭关怀度越高，抑郁水平越低；生活状况越满意，抑郁水平越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家庭功能越完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越高，家庭功能越低，抑郁症状检出率越高，当个体的家庭关怀程度越低时，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悲观情绪会相应增加。说明个体在家庭受到的关怀程度降低，导致个体产生对家庭生活的不满意，即个体的生活满意度降低，表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会随着家庭功能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大学生居家生活感受与家庭功能密切相关，当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下降时，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增加，从而可能产生出抑郁情绪。在与家人相处的过程中，若个体与家人的关系处理不当，会导致家庭功能减弱，同时也会导致大学生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引发其出现抑郁状态。由此可见，提升大学生的家庭生活满意度，有助于减少大学生抑郁倾向，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分步回归分析得出，生活满意度对抑郁呈显著相关(β = −0.327, p < 0.001)，表明实验的主效应成立。家庭关怀度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相关(β = 0.154, p < 0.001)，即大学生的家庭关怀度越低时，其生活满意度越低，这与前人研究一致，即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生活满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显著相关(β = −0.296, p < 0.001)，家庭功能和抑郁显著相关(β = −0.200, p < 0.001)，该部分表明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成立。通过Bootstrap技术，检验出家庭功能在模型中有显著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家庭功能在大学生抑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说明生活满意度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状况，也可通过影响家庭功能来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状况。因此，在改善大学生抑郁状况时，我们可以考虑从家庭功能和提高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入手，帮助大学生建立完善的家庭关系，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满意度。对于完善家庭功能，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父母提供的情感和行动上的支持越多，比如鼓励他们表达个性和独立思考，即家庭功能越完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因此，可以从大学生的家庭环境入手，包括倡导父母实行包容鼓励的方式，给大学生独立思考和表达个性的空间，避免极端的控制和过分要求，减少大学生在家庭中获得的压力，同时为大学生及其家庭提供远程教育，包括通过电话，邮件，信息发送和网络手册，从而进行重视家庭功能和完善家庭功能的宣传。如线上开展讲座，对父母教育方式进行指导(包容控制观念的正确建立)，能够有效完善家庭功能，提高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从而改善大学生抑郁状况。同时，针对家庭功能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研究也发现，当家庭功能发挥得越好时，大学生更倾向于积极面对生活，生活满意度水平也就越高 [17] 。此外，研究显示，提高生活满意度是一个是综合性的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心态、生活习惯、社交关系以及职业发展的改善，因此鼓励大学生学会表达感谢，增加积极情绪的相互传递，保持乐观，培养乐观心态，丰富社交，建立完善的家庭功能，促进和父母社会的亲密度，扩宽社交圈子减少孤独感，为自己设定短期和长期目标，通过目标实现来促销积极情绪的产生，合理规划生活时间分配，有效利用时间可以有效减少压力和焦虑，进行定期自我反思，及时调整状态，及时调整目标和生活方式都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活满意度从而减少大学生抑郁状况，降低抑郁水平。